一、問題的提出：《屈原》情節的“不合情理”
郭沫若的曆史劇《屈原》不僅在當時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反響，而且對整個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在當時抗敵禦侮和國共兩黨激烈紛爭的特殊形勢下，郭沫若將戲劇當作社會政治領域的戰鬥武器，通過《屈原》等作品成功地表達了對國民黨獨裁當局“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憤怒與不滿，喚起民眾團結禦敵的決心與信心。正如周恩來所說：“在連續不斷的反共**中，我們鑽了國民黨一個空子，在戲劇舞台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在這場戰鬥中，郭沫若同誌立了大功。”[1] 對於郭沫若的這一曆史貢獻，我們絕對不應忘卻。但一部文藝作品在社會政治領域產生了巨大影響，與它本身是否藝術精品並非一回事。與此類似的例子在國外也有很多：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曾有一部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廣為流傳，它對美國黑奴的解放運動起到了直接推進作用，但沒有人因為這部作品的社會曆史貢獻就拔高它的藝術成就，認定它在藝術上多麽“完美無缺”，筆者認為對《屈原》也應持類似的態度。
《屈原》在藝術上的最大缺陷，是情節設置的不合情理。作家在劇中將屈原的一生濃縮為一天——“由清早到夜半過後”的時間內，[2] 這對戲劇衝突的集中與強化無疑起到了關鍵作用，許多成功的劇作如曹禺的《雷雨》等都有相似的情節設置。但如果將《雷雨》與《屈原》稍加比較，就會發現兩者的不同：《雷雨》雖然也將全劇情節集中於一天（上午到午夜兩點），然而這短短的一天卻是劇中主要人物三十多年恩怨衝突的總爆發。那一天發生在周公館裏的人間慘劇雖然曲折離奇、驚天動地，卻又都“有跡可循”，因而顯得合情合理。《屈原》就不同了。作品一開始，出現在舞台上的屈原即使稱不上“春風得意”，卻也是備受楚懷王寵信、又深得民眾敬仰的“三閭大夫”；他還身兼公子子蘭的（懷王與南後的兒子）老師，可見懷王與南後對他的信任程度。不僅如此，懷王在“聯齊抗秦”的戰略方針上也完全認同屈原的主張。在第一幕，作家還通過嬋娟和子蘭之口反複對屈原說：“國王聽信了先生的話，不接受張儀的建議，不願和齊國絕交。”懷王甚至已經準備在“今天中午”為張儀“餞行”了。——那麽我們隻能認定，南後設計陷害屈原，絕非是預謀已久的結果。
南後為什麽突然決定陷害屈原呢？按照劇本所述，是因為張儀遊說楚懷王“降秦”不成後不敢再回到秦國，於是戲說了一句：要回老家魏國尋找一兩名美人獻給懷王。想不到這句戲言竟惹得南後醋意大發，擔心張儀如果說到做到，會使自己失寵於懷王。為了阻止張儀回到魏國，南後遂設下了陷害屈原的圈套，她故意在宮廷之上讓屈原靠近自己，並於大庭廣眾之下“暈倒”在屈原懷裏，然後誣告屈原對自己“圖謀不軌”。——如此拙劣的伎倆竟能暢行無阻，難道懷王與他身邊的諸多王公大臣全是白癡？[3] 當然我們可以辯白說：很多人明知屈原是被陷害的，卻因懾於南後的**威而不敢說明真相，隻好任憑南後的陰謀得逞。那位明明聽到南後對屈原說：“啊，我發暈，我要倒，三閭大夫，你快，你快！”的釣者，不就是因為當著楚王的麵公然斥責南後，竟被作為“瘋子”抓進了監獄嗎？但既然平民百姓都能把南後的陰謀瞧得一清二楚，為什麽懷王卻置若罔聞、甘心上當受騙呢？而且立即將一貫堅持的“抗秦聯齊”軍國大計變為“絕齊聯（降）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難道僅僅由於南後這小女子“念頭一轉”並“計上心來”，就導致了一個國家（楚國）的覆滅？倘真如此，那簡直比古人所說的“一顧傾人國”還要神奇！
情節設置的不盡合理，還直接導致了人物塑造的類型化與概念化。楚懷王雖然在劇中隻是一個次要人物，但他作為楚國的國王，卻是各種矛盾的最高裁決者，完全將這一人物描述為任憑南後擺布的木偶或“道具”，不僅使整部劇作的悲劇內涵大打折扣，而且於情於理說不過去：如果南後與懷王的關係果真是這種擺布與被擺布的關係，南後還有必要擔心失寵於懷王而費盡心機地陷害屈原嗎？又該怎麽解釋此前懷王信服於屈原提出的“抗秦聯齊”戰略，一再拒絕張儀的遊說呢？至於劇本的中心人物屈原，由於作家傾力將其塑造為一個近乎“高大全”的曆史偉人形象，其性格特征也給人以鮮明有餘、豐厚不足的印象。這一高度政治化的藝術形象“固然痛快淋漓，但形象的厚度不夠，缺乏更深刻更耐人咀嚼的思想藝術力量，也是顯然的”。[4] 作家雖然將他打造成“楚國的棟梁”一類傑出的政治家形象，但通觀全劇，屈原卻沒有表現出獨特的政治才能。他在遭遇陷害後的“發瘋”和那**澎湃、詩情橫溢的“雷電獨白”，都不是麵對危機的鬥爭策略，隻是他主觀情緒的宣泄；至於他在嬋娟死後對“衛士甲”的問話：“你今後打算要我怎樣？因為我現在的生命是你和嬋娟給我的，嬋娟她已經死了，我也就隻好問你了。”又是否露出了些許凡夫俗子的 “馬腳”？
亞裏士多德在《詩學》中曾指出：“一樁不可能發生但卻可信的事，比可能發生但卻不可信的事更為可取。編組故事不應用不合情理的事件——情節中最好沒有此類內容，即便有了，也要放在布局之外。”[5] 亞裏士多德的告誡直到今天仍然是那麽令人信服。
不過，僅僅指出《屈原》情節設置的“不合情理”並非本文的目的。相對於《屈原》的藝術成就，它的這一缺陷畢竟瑕不掩瑜，筆者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屈原》包含了哪些光彩奪目的“瑜”，使得人們忘記或對其中的瑕疵視而不見？拋開具體的社會曆史因素不談，筆者認為《屈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作家對中國普通民眾傳統審美心理的諳熟與把握。作家不僅敏銳地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借著“古人的皮毛”喊出了時代的強音，而且巧妙地將“愛國”“革命”“抗日”等最具“現代性”的宏大曆史敘事與深藏在民間的古老文化傳統、特別是傳統戲曲的審美心理定勢融為一體。但在傳統文化觀念的過多“魅惑”下，郭沫若注視古老曆史的“現代”目光有時不免顯得猶疑而蒼茫，下麵筆者分別論述之。
[1] 夏衍：《知公此去無遺恨——痛悼郭沫若同誌》，載《人民文學》，1978（7）。
[2] 郭沫若：《我怎樣寫五幕史劇〈屈原〉》，見《郭沫若全集》，第6卷，北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第404頁。
[3] 作家可能也覺得這樣的情節設置太過離奇，於是在第四幕中讓目睹南後“醜行”的那位釣者解釋說：“其實事情也很簡單，隻要當場問一下便可以明了的。但我們的國王在盛怒之下，全然不想問問我們當場的人——當場的人並不少，我們跳神的是十個，還有唱歌的和奏樂的。”這樣的解釋顯然非常牽強。
[4] 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112頁。
[5] 〔古希臘〕亞裏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第1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