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正璧是現代文學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學者，對中國文學史和通俗文學的研究頗有造詣。他同時也是一位創作者，在上海淪陷期間他創作了二十幾篇曆史小說，並結集為《長恨歌》《琵琶弦》和《三都賦》。這些小說獨樹一幟，不論其代表性，還是其獨創性，他都應該是那段時期最重要的曆史小說家之一。但是在中國現代曆史小說研究中，譚正璧的曆史小說卻並沒有引起應得的關注。
眾所周知，20世紀30年代，上海一躍成為中國的文化中心。上海淪陷後，反動政權對上海實行政治、文化的高壓控製，在政治霸權、經濟入侵、文化殖民的環境之下，大批文化界人士或北上延安，或南下香港，或西去武漢、重慶，上海漸漸失去了全國文化中心的地位，但是留在孤島的文化人士仍然以大無畏的氣概在孤島上海樹立起了正氣的旗幟，堅守一個“不屈的孤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淪陷區文學的研究雖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還沒有對譚正璧的曆史小說進行專門研究的論文和專著，僅有的一些也一般是把譚正璧的曆史小說納入整個淪陷區文學研究中作簡要地介紹。在這些簡單評論中，不乏對譚正璧曆史小說的高度肯定。例如陳青生在他的《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中肯定了譚正璧曆史小說的價值及獨創性，把其視為上海淪陷時期曆史小說的代表作家。黃萬華在《史述和史論：戰時中國文學研究》中提出，譚正璧的曆史小說“是用古典資源，在曆史的審視中，用古典、傳統溝通著民間，表現了潛行於淪陷區民間的正氣”。這是兩部對譚正璧的曆史小說給予較高評價的著作，但是都沒有做深入細致的具體研究。《上海文學通史》下冊指出了譚正璧被文學史和研究者遺忘的現象，並對譚正璧做了簡單的介紹，但是在對譚正璧的曆史小說進行評價時基本上都是沿襲譚正璧對其創作的曆史小說的自我評價，並沒有什麽新的突破。盡管有人說譚正璧的曆史小說被忽視了，也有人對譚正璧的曆史小說給予了高度評價，但是譚正璧的曆史小說始終沒有引起太多人的關注。耿德華在《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1937—1945》中評價了譚正璧的散文的價值和不足，但並未提及譚正璧的曆史小說創作。同樣，在錢理群主編的《中國淪陷區文學大係·散文卷》中開篇就收入了譚正璧的散文《枯楊》，評論卷中也有譚正璧寫的評論文章，但是在小說卷中沒有收錄譚正璧的曆史小說。在涉及譚正璧曆史小說的研究中，最不能忽視的是王富仁在《中國現代曆史小說論（五）》中針對譚正璧的曆史小說提出的觀點，他說譚正璧的曆史小說是四十年代產生的曆史小說新類型——曆史愛情小說，小說表現的是冷酷無愛的現實與曆史的愛情夢幻故事形成的強烈反差：“中國新文學的第三個十年（1937-1949）是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曆史時期，也是中國國內社會矛盾空前尖銳複雜的曆史時期。……新的類型的曆史小說在這時期沒有出現，但有兩種形態的曆史小說從二十年代零星地出現，至這時漸漸趨於成熟或有了較多的作品，那就是：人生哲理型的曆史小說和曆史愛情小說。”[1]隨後王富仁充分地肯定了譚正璧的曆史小說價值，他說：“嚴格的說來，真正的曆史愛情小說直到四十年代才開始正式出現。曆史愛情小說的代表作家理所當然的應該是四十年代開始曆史小說創作的譚正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