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抱著“苦人類之所苦”“以人類之悲為悲”的宏大氣魄和寬廣的文化視野走上創作之路的。巴金曾不止一次地訴說：“我的上帝隻有一個，就是人類。”[1] 早年巴金那顆渴望正義與真理的、善良而單純的心靈，在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孕育和發酵下，開出的是美麗奪目的“愛人類”的花朵。巴金的“人類意識”決定了他對人類個體命運的特殊關切。這毫不奇怪，由（人）“類”到（個）“人”的思維方式，恰恰是西方眾多哲人和文學家所共有的。在他們看來，每一個人都是獨立而神聖的個體，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著至高無上的價值。不論以何種所謂崇高的理由隨意剝奪其生存的權力，都是一種災難和罪惡。這種深沉而真摯的人道主義情懷，又構成了巴金曆史觀的基礎。在巴金看來，無論多麽偉大的曆史事件，也無論怎樣的“曆史進步”，都要維護人最起碼的生存權利，都不能扼殺人最基本的權利。革命是讓人生，而且是讓人生活得更加幸福美好，絕不是讓人去死。
我們還可以發現，人道主義是巴金臧否曆史人物、評價曆史事件最重要的標尺之一。無論是他對羅伯斯庇爾的抨擊，還是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反思，以及他對殺害樊塞蒂的美國當局的控訴，實際上都沒有偏離他的人道主義信念。而巴金那深邃冷峻的曆史反省意識，又與他對曆史負責的寶貴精神、與他那深沉的曆史敬畏意識有直接關係。對曆史的敬畏和首先是對曆史真實的敬畏和對曆史真相的追求與探索。真實的曆史有時可能很醜陋，但“真實”本身就決定了它的不朽價值。巴金早年之所以能對法國大革命這一偉大曆史事件做出反思，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曾親臨巴黎這個“革命之都”，掌握了大量原始的曆史資料。同樣，巴金晚年之所以一再倡議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和“**”博物館，其目的也是要盡量為後人保存一些真實的文學資料和曆史資料。[2] 可見，巴金的曆史意識與他的現實關懷，乃至他反複倡導的“講真話”的人生哲學都是融為一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