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

四、孔子重写中的道德含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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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还原”式的重写中,现代作家的重写观念呈现出与清末以来诸子学的内在的相似性,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西学视角,甚至在重写中不由自主地带着比附思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重写孔子的现代小说中,除了本节开头提到的那些具有“非儒反孔”倾向、对孔子颇多讽刺的重写(比如王独清《子畏于匡》、非厂《“子见南子”以后》等),还有不少作品刻画了更接近所谓“正面角色”而往往带有悲剧色彩的孔子形象:他为了理想周游列国,凄凄惶惶奔走四方,却不得不面对“道不行”的残酷现实。在以孔子为主人公的小说中,有几个情节被多次重写,即“子见南子”“凤兮之歌”以及“伯牛有疾”。

(一)“子见南子”

在现代小说中,“子见南子”这个情节被多次重写。《论语》中记载“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孔子为此还赌咒发誓,连称“天厌之”。毫无疑问,这个情节极富戏剧性,很容易被拿来重新解读,作为重塑孔子形象的材料。

非厂对孔子有几分不敬,《“子见南子”以后》描绘孔子见南子,被南子奚落了长相,心里很不是滋味,以至于退回来之后骂出“只有女子和小人难对付”的话。非厂这篇小说针对的是林语堂等“论语派”,当时后者在《论语》等小品文杂志上一味谈论孔子之“幽默”,将幽默、旷达视为孔子最重要的品性,林语堂还写过《孔子亦论语派中人》这样的小品文。在这里非厂故意和“论语派”唱对台戏,描绘孔子小肚鸡肠的私心、对待女性的扭曲心态。不过,孔子为何要去见南子呢?《“子见南子”以后》中通过孔子的自白可以看出来:“我搭了坏名气,不顾一切地跑去求见伊,纵也有心避艳,却满想弄个一官半职,藉着推行我的大道理,倒是正经的。”没错,孔子为了“行道”才去见南子,以图通过南子影响卫灵公。结果,南子只是好奇,想看看圣人长个什么样,孔子凭空受到羞辱,不仅推行“大道”不得,归来之后还被子路质问。

在冯至《仲尼之将丧》中,暮年的孔子回想一生,也不由自主回忆起当初见南子的一幕,“她那时要见我,她哪里懂得我的一缕头发,她哪里懂得我的一声叹息。她见我,不过因为我的身子分外高,我的头顶有些凹,想看看我这在她眼内有些奇异的人罢了。……我抱着我的理想,流离颠沛,一十四年——卫呀,楚呀,陈呀……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用我一天”。谭正璧《采桑娘》中,则通过子路的内心独白来勾勒“子见南子”一事:“这次的夫子却变更了平昔的态度,想实行‘时’的政策,以为可以通过她来踏上卫国的政治舞台,实现他在鲁国没有实现的伟大的抱负。不料反而被她利用了,闹了许多别人所不会有的笑话。”由此可见,重写的小说中都是将“子见南子”和夫子之道不得推行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点在林语堂的独幕剧《子见南子》(1928)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这出引发了一场官司的戏剧,将孔子的“周公之道”和南子的“艺术人生观”对立起来,让代表这两种观念的两个人面对面地碰撞,最后孔子竟然败下阵来。他虽然最终依旧坚守自己的“道”,可是却不能影响南子,还差点被南子所动摇。就在林语堂《子见南子》发表之后不久,田汉翻译的日本谷崎润一郎的小说《麒麟》也发表在《南国周刊》上。《麒麟》的主要情节是孔子和南子争夺卫灵公,也将孔子和南子对立起来。小说中,灵公被孔子描绘的“大道”所激动,开始听从他的建议,但最后还是屈服在妖冶的南子裙下。有趣的是,《麒麟》故事的题记恰恰是“凤兮之歌”。“子见南子”发生在孔子遇楚狂之前,更发生在“西郊获麟”之前,小说用这样的题目和题记,正是表明其主旨所在:夫子之“道不行”的悲哀。

《“子见南子”以后》《仲尼之将丧》《采桑娘》以至《麒麟》中对孔子的心理描写当然都出自虚构,可是小说中透露的那种苦闷的思绪,只有对照重写型小说中孔子闻“凤兮之歌”而怅然若失的描绘,才更能凸显其深长的意味。

(二)“凤兮之歌”

《论语·微子篇》中关于“凤兮之歌”的记载很简单: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论语》中孔子热心救世,却碰到几位隐士对他泼了些冷水,楚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对孔子唱“凤兮之歌”,究竟是劝谏,是讽刺,是友好,还是不善?在现代作家的小说中,对此有着不一样的重写。

陈子展《楚狂与孔子》(1932)就以这一首“凤兮之歌”为主要内容。孔子千辛万苦到了楚国,谁知楚昭王听信了令尹子西的话,不重用孔子。又过了没多久,昭王也死了。孔子在苦闷中出游郊外,碰到楚狂唱了一首“凤兮之歌”,他不禁悲从中来:

孔子眼望着这个老者走过去的背影,耳听着这个老者唱出来的悲声,好像他的那颗热辣辣的尊王复古的心头浇了一瓢子冷水,不觉很感伤的叹息道:“唉,我不见来到,天下太平是没有希望的了,我的这一生就是这样算了吧!”

小说中,孔子的形象基本是正面的,他为自己的政见不得采纳,自己理想的社会不能实现而感伤悲叹。楚狂的歌衬托出孔子心境的悲凉。

曹聚仁《孔老夫子》(1934)则将楚狂的歌放在孔子与弟子论道之后。孔子分别问子路、子贡、颜回三个弟子为何自己的道不能实行,只有颜回的回答令孔子满意:“我们有财宝,他们不识货,足见他们是为多大的混蛋,我们何必想倒霉不倒霉的事呢!”那么,孔子为何突然向弟子发出这样的问话呢?小说接着写道,正是楚狂所唱的“凤兮之歌”,“这漫长而凄婉的楚歌,刺痛了仲尼的心!”

廖沫沙重写孔子的小说就更加典型了,干脆以《凤兮,凤兮!》(1944)为题。和《楚狂与孔子》从楚昭王不用孔子说起不同,《凤兮,凤兮!》则从孔子相鲁开头。孔子摄行相事,不到三个月就有了“看得见的成绩”,孔子因此更加跃跃欲试,憧憬于他将要实行的治鲁三年计划。哪知道此时齐国陈恒弑君,孔子便要求鲁君讨伐陈恒,但是鲁国的大权控制在季叔孟三家,这三家都不主张出兵。此时齐国更送来女乐讨好鲁国,鲁君和季氏都沉迷于戏班子的娱乐,根本听不进孔子的话。“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孔子只好带着弟子离开鲁国。在路上,他们听到一首楚歌被人翻来覆去地唱,这正是“凤兮之歌”。孔子想找到唱歌的人,那人却故意回避了。接着他们又遇到了长沮、桀溺、挑着篠箕的老者,这些人对孔子都有些不以为然。当长沮、桀溺感叹“天下乌鸦一般黑”,认为孔子走到哪里也一样时,孔子没有否认他们的说法,但是依旧坚持自己:“不过这种世界,我若不钻进去干,只是翻翻泥土,图个清静,又怎么改变法呢?”当看到挑篠箕的老者躬耕忙碌时,孔子对自己原来的想法有所修正。唱“凤兮之歌”的楚狂,以及那些发出不同声音的隐士,他们成为促进孔子思想转变的外在因素。如果说以前孔子是坚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话,那么,此时他却明白表示:“我的道行不通,我已经知道了。”他想到了“易道而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只研究历史现实,不说空话。”孔子打算从此带着学生进行“实地考察”,以作研究历史的辅助,并且还亲身了参加耕作的农活。可见,小说以“凤兮凤兮”为题,正是表明孔子此前的“道”是行不通的。

“凤兮凤兮”“子见南子”在小说中被多次重写,透露出孔子“吾道不行”的悲哀;同样,“甚矣吾衰也”的感叹也被多次重写,有着相近的感情倾向。“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也。”《论语》中这样记载着孔子对自己衰老的感叹。冯至《仲尼之将丧》(1925)以这句话作为题记,力图表现面临衰老与死亡的孔子所可能的心绪。《凤兮,凤兮!》的结尾预示着孔子认识到从政的路行不通,他打算退而研究历史,一心著述,教授学生。而《仲尼之将丧》中,晚年回到故乡的孔子似乎对自己的一生都产生了怀疑。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以前,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而今,“旧日的气概一点也没有了”。面对茫茫宇宙,他感到人的渺小、微茫,他想起很久以前自己所不能理解的樵夫的哭泣:

樵夫啊,你是世间的至圣!当我们在泰山的幽径里相遇时,你哭得是恁般地苦闷,岩石为之堕泪,鸟兽为之惊心。我这愚蠢的人啊,我那时不但不能领会,还要问你为什么哭。樵夫啊,你说,你自伤,所以这般哀泣……茫茫天空,恢恢地轮……万物的无着无落,是这样敏锐地感动了你……你深入了人生的真髓、宇宙的奥秘;我直到今日,才能了解你!

曾经,他踌躇满志,所以不能了解人的渺小感;曾经,他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不能认可樵夫自伤的哭泣;现在,面对死亡的阴影,他对于自己的信念产生了怀疑:“我还有几天的生命呢,天也无边,地也无涯,悠悠****,我种种的理想已经化成灰烬了。后世呀,不可知的后世……”当一个人在最终时刻对自己一生所坚信、坚持的理想产生了怀疑,人生的立足点发生了动摇,这是多么大的打击!

王济安《孔子南游于楚》(1937)也抓住了这句话来刻画孔子的心理。孔子南游于楚,意见依旧不能得到国君楚昭王的采纳,他不禁在逆旅的屋子里感伤起来:“老了哇!真是老了!有好些时候,不曾梦见那位老圣人周公了!真是老哇!梦也没有了呢!而且……而且这趟南游,又是白跑了腿啊!回去罢!回去罢!不是有些天资极好的徒弟么?回家去把他们好好的教育起来;行我的道的如果不是我自己,一定是我的徒弟们,或是徒弟们的徒弟呢?”孔子预见到在这个时代难以推行自己的“道”,不过,他还希望更多人了解他知道他,他还寄希望于教育弟子来“传道”。可是,弟子是否能够传承他的衣钵?子路是孔子最亲近的弟子,当叶公向他询问孔子的为人时,他竟然不知道如何说才好。为此,孔子对子路说出一大篇道理来,可是子路究竟对夫子能够体认多少呢?孔子说完话,“眼睛又从子路身上挪开,仍然注视着对面的墙上,又看见那众弟子们所不能看见的东西”。

(三)“伯牛有疾”

“伯牛有疾”也是小说中被多次重写的重要情节之一。伯牛也是孔子得意的门生。《论语》中孔子将门生分成几个类型:德行、政事、言语、文学。除了颜回,德行科的佼佼者就是伯牛了。《论语·雍也篇》记载:“伯牛有疾,子问之,至牖执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是孔子心爱的学生,他生了病,孔子前去探望,隔着窗户握着他的手发出痛苦的叹息。“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样的人怎么得了这样的病!

孔子对弟子都很有感情。颜回年纪轻轻就病死了,孔子极为伤心;子路在卫国遇害时被剁成肉酱,孔子得知后马上叫人把家里的酱缸盖上,再也不吃酱了。很有德行的忠厚的伯牛病了,孔子自然也很关心他,为他伤心。不过,孔子为何会发出这样强烈的感叹呢?“斯人”指的是什么样的人,“斯疾”指的又是什么样的疾病呢?伯牛温文儒雅、忠厚老实,“斯人”当然指的是“这样好的人”。而有的学者论述,孔子连门都不能进,隔着窗户看望伯牛,伯牛一定是得了恶疾,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大约是麻风病之类的严重皮肤病。伯牛是否得麻风病暂且不去管它,但孔子的叹息大致透露出这样的讯息,就是说,伯牛是很好的人,却得了不可治愈的恶疾,这是令人无可奈何的事。

冯至《伯牛有疾》(1929)以孔子探望生病的伯牛为中心情节,让伯牛对孔子诉说自己的困惑与痛苦。伯牛好端端得了恶疮,无缘无故就被街坊四邻恶语中伤,说他一定是没做下好事才会生这样的病。伯牛不仅要面对旁人的恶语相向,他还为连累妻子而感到内疚。既然生了不幸的病,就要自己担当,于是伯牛把妻子送走了。不能因为“爱”而连累妻子,伯牛这样想。面对伯牛的倾诉,孔子也无言以对。而伯牛所说的担当,也是夫子曾教育他的品性。小说在一开始就打下铺垫,描写孔子很不满意《诗经》中“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这样不真诚的话:有没有思念还不清楚呢,先把离得太远当作理由,岂不是“好行小慧,言不由衷”?面临一件事,不问自己做得如何,却先从外部找原因,孔子很不喜欢这样的做法。因此,在伯牛爱上一个女子却得不到回报,埋怨对方不相信自己的感情时,孔子却告诉他,一个人没有权利要求别人怎样对待自己,既然爱一个女子,就要像爱真理一样爱她,就要承担自己的感情,不要怨天尤人,更不能像那些念叨“岂不尔思,室是远而”的诗人那样缺乏真情实意。伯牛听了孔子的话,果然追求到妻子。而他后来生病将妻子送走,也是进一步遵循“一个人承担”的原则。可是,伯牛这么做固然高尚,他自己却不能不痛苦。对于伯牛的境遇,孔子又能说些什么呢,他只能痛惜地感叹。

在小说里,伯牛正是沿着孔子教育的方向做人、行事。他似乎就是孔子在“真诚”“承担”这些思考层面的一个影子,或者说在这些方面,他可算是个能够躬行的“小孔子”。然而,在不幸到来时,他的品性不仅没有减轻痛苦,解决问题,却给他带来更悲惨的处境。具有美德的伯牛,并不能抗拒厄运,却被厄运打倒了。

廖沫沙《凤兮,凤兮!》中也特别重写了孔子探视伯牛。“孔子一向是爱重伯牛的品性的,现在眼见他遭了这样的不幸,不由不感觉痛惜。”《凤兮,凤兮!》的主题即是孔子之“道不行”,其中选取“伯牛有疾”来重写,恰恰是从这段故事中渲染出“温文儒雅”“厚重完善”的人却陷入不可治愈的恶疾,被视为“不洁净”。伯牛,正象征了孔子所向往和坚持的“道”,没有人能否认其美好,但是它却不可能有前途。返回来审视《伯牛有疾》,可以看到其中也传达了类似的信息。伯牛之疾不可治愈,甚至发出“恶臭”,这正是孔子之道行不通的一个隐喻。

如果说德行完备的伯牛隐喻了孔子之道,那么,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我们也可以将“孔子之道”置换成“中国传统文化”。伯牛的恶疾,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遇到的问题。对于作家来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并不否认传统文化固有的美好,可是,在现代境遇中,这样的文化却如染“恶疾”,不可治愈。他们对于这样的文化,只能叹息“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在感情上,对其不无留恋;在理智上,却看不到它的未来。

在以上作家的重写中,他们感情上未尝不倾向于孔子,对其颇具同情之心,用悲凉的笔墨渲染、烘托出孔子奔走列国凄凄惶惶的一生;在作家的理智层面,他们却无不认为孔子之道根本行不通,他的行为无异于对着风车宣战的堂吉诃德。否定孔子之“道”,肯定孔子之“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重写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将孔子人格与孔子之道区别开来的倾向,是民国时期理解孔子的最具代表性的观念。这种“二分法”成为理解孔子的主流方法。

易白沙是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重新评价孔子的代表人物。他的《孔子平议》用一个“平”字,既突出了客观评价孔子的“公平”态度,也显现出“平视”孔子的新的眼光。在这篇开风气之先的文章中,易白沙就明确地将真正的孔子和被利用的傀儡区别开来,他在文章结尾十分痛惜地写道:“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惜哉!”同样的,李大钊也清楚地表明新文化反对的是偶像的权威,而非孔子本身:“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新文化运动具有反传统的色彩,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要“打倒”的是“孔家店”,而不是孔子本人。在新文化人眼中,后人拿孔子做了傀儡、偶像,利用了孔子,真正为害的是利用他的人,而不是孔子本人。

重写孔子的小说中,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彼时国民政府正大力提倡“尊孔读经”。鲁迅等许多知识分子也纷纷批评这股“复古”风。鲁迅犀利地指出孔子一向被权势所利用的事实:“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2]针对孔子被人利用这一点,政治、思想倾向不同的张东荪和鲁迅在观点上也极为相似:“可以说自孔子死后,凡是推崇孔子的都是要利用孔子的。利用孔子的人们做了无数的罪恶,却不被人发现,只是一概写在孔子的账上。”[3]

不过,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对“孔子评价”问题的探讨,并不仅限于批评时政,还有着更多的文化担当。应该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积,知识分子开始对五四时期激烈的“非孔”倾向有所反思。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张申府在20世纪30年代重新校正了新文化运动对于孔子的基本态度,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4]“打倒孔家店”,是将偶像化的孔子从权威的宝座上拉下来;“救出孔夫子”,则是试图将后人涂在孔子脸上的“种种的白粉”抹去,呈现孔子真正的面目。当然,“救出孔夫子”的口号之所以能够在此刻提出,和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往往区分“孔子之道”与“孔子人格”的思考模式也有着内在一致性。

反观“子见南子”“凤兮之歌”“甚矣吾衰也”“伯牛有疾”这些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情节,记录着孔子一次次的失意和叹息,昭示着孔子之道不能行于天下,同时也流露出现代作家对其人格的肯定和对其境遇的惋惜。重写中“凤兮之歌”的一再出现,使文本增添了不少悲凉之气。小说中孔子之道难行于世,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读来,恰如传统文化仿佛已难以在20世纪继续立足。的确,对于孔子、对于《论语》,现代知识分子有一种复杂难言的感触。周作人在谈到自己读《论语》的心得时,曾引述了《微子篇》记鲁国乐师离开鲁国后不同去向的一段话,称之为“一章很特别的文章”。“特别”在那里呢?钱穆评述《微子篇》中这段文字:“此章记鲁衰,乐官四散,逾河蹈海以去,云天苍凉,斯人寥落。……记此八人,亦所以追思孔子也。”[5]当时的文化重点在“礼乐”,乐官四散当然就是“礼崩乐摧”的景象。周作人接着果然写到了上述文字给人的“悲凉”印象:“我在小时候读《论语》读到这一章,很感到一种悲凉之气,仿佛是大观园末期,贾母死后,一班女人都风流云散了的样子。这回重读,仍旧有那么样的一种印象”。[6]孔子在世之时就有楚狂为之叹息,唱出“凤兮之歌”;而在多少世纪之后的中国,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来的民主与科学观念的挑战下渐呈式微之势。新文化人面对孔子这样的原典人物,内心可谓五味杂陈。

“悲凉之气”“风流云散”,确乎如此,以孔子为象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初正面临着一种“韶华不再”“秋扇当捐”的境遇。现代知识分子大都接受了新的价值观、世界观,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或儒学,但是,他们在此文化中成长所形成的感情血脉是难以斩断的,即使持一种外在标准来批判固有文化,在情感上他们依旧对其保有同情和依恋。这似乎是一种矛盾。正如李大钊所说:“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起,分立对抗的生活。”[7]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曾提出类似的“理智-情感”两分的观点。他认为,在19世纪90年代,梁启超理智上已经疏远了中国传统,而情感上仍然依恋着中国传统[8]。可以说,梁启超身上就呈现出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情感与理智的矛盾。

情感与理智的矛盾是存在的,不过,问题似乎还不止于此。审视重写孔子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小说道德上的含混性,这仅仅用“情感与理智的矛盾”来解释是不够的。

重写的小说中对孔子有正反两种评价,不管是哪种评价,小说都呈现出道德批评的倾向。负面评价孔子的小说,大多以“新道德”作为衡量标准,比如批评孔子不尊重女性(谭正璧《采桑娘》),抨击孔子是贵族的“帮闲”(荆有麟《孔子去楚的途中》),批评孔子心口不一(王独清《子畏于匡》、郭沫若《孔夫子吃饭》),批评孔子想走捷径疏通国君(非厂《“子见南子”以后》)。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的话,那些“新道德”标准其实往往不脱“旧道德”的窠臼。不尊重女性也好,“帮闲”也好,心口不一、走裙带关系也好,这些在现代的道德体系中被否定的价值观念,在旧道德体系中也不被认可。看起来很新的批评,其实并不那么新。如前所述,正面描绘孔子的小说,往往肯定“孔子之人”却否认“孔子之道”。不过,如果小说在道德感上倾向于孔子,那么,我们似乎不能断然宣称小说中孔子人格与孔子之道是割裂的,或宣称小说的感情倾向与理智判断是割裂的。既然道德感一方面关涉到情感;一方面也关涉到理智,那么,我们只能说,小说在这里呈现出道德的含混性。在中国文化中,道德是和人的认知与情感两方面都紧密联系的,道德也是和人格的完整性相统一的。在文化转型的时代里,旧的文化观念被反思、批判,旧的道德观念被重新评估。然而,和认知层面的进化论、妇女观、阶级论等可以直接“拿来”的观念不同,涉及情感层面的道德观念的重新整合更为复杂。新的道德开始被接受,但旧的道德依旧盘踞难去,文化转型期的道德必然是含混的。

试图抨击孔子代表的传统文化之缺失的小说,依然要从传统中的异类文本寻找证据(郭沫若《孔夫子吃饭》、谭正璧《采桑娘》);企图批评孔子私德的小说,依然拿孔子以降的儒家道德观念来评骘(非厂《“子见南子”以后》);力图将孔子之道与孔子人格分裂开来的小说,道德感上则显现出难以避免的含混性(冯至《仲尼之将丧》《伯牛有疾》、陈子展《楚狂与孔子》、曹聚仁《孔老夫子》、廖沫沙《凤兮,凤兮!》)。固然,作家们都和曹聚仁一样,想还孔子“一个通体轻快”,然而,他们重写孔子,必然和思想界对孔子的评价一样,都将清晰化、客观化——比如将孔子人格与孔子之道区分开来——当作目标,但却回避不了道德含混性的存在。不仅如此,小说文体也更能够契合道德含混性的表达,因此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思想感情意味。重写孔子的小说,呼应了当时思想文化界对传统文化、对儒家圣人孔子的观念,同时,也以一种能够承载含混性的文体更加突出了文化转型期理解孔子、重释孔子的多层面的复杂状况。

[1] 守常(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2)。

[2]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328页。

[3] 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载《正风》,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5(1)。

[4] 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载《实报·星期偶感》,1937(5)。

[5]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478页。

[6] 知堂:《论语小记》,载《水星》月刊,第1卷第4期,1935(1)。

[7] 李大钊:《新的!旧的!》,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5)。

[8] 〔美〕约瑟夫·阿·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刘丽、姜铁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