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显示出的怀疑精神和考稽功夫固然令后辈如顾颉刚产生十足敬意，但是他的写作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最终关心的不是学术而是政治文化。康氏要重建以孔子为宗师的文化道统，改造传统以维新。有了这样的眼光和目的，他的诸子学才从今文学的“宗汉”扩大到重视先秦诸子。康有为重建文化道统的手段是尊孔子为“教主”，这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康氏将欧洲文明的发达归结于基督教，“欲侪孔子于基督”[1]，所以倡议设立孔教。换句话说，康氏的“还原孔子真相”，一则要服务于其维新、启蒙的政治性目标；二则受到西学的影响，终于得出“托古改制”的结论。康有为从“求孔子真相”出发，进于“立孔教”的主张，背后支撑他的是将西方历史文化比附中国的思维模式。他从晚清诸子学的“还原”学术理论开始，进而开辟了援西方思想入中国、以西方视角审视中国的新路径。
现代重写先秦诸子的小说，不仅仅在“还原”孔子真面目的主张上承接了康有为等晚清诸子学家的路数，在“以西方视角审视中国传统”这一点上，也是一样。小说家要还原孔子真实面目，当然指的是“洗去”孔子身上那些由传统的注疏、解释所带来的层层“油彩”。不过，如果说重写型小说洗去了孔子身上的传统“油彩”，那么是否其自身就是通体透明的呢？恐怕也不尽然。在“还原”“求真”的旗帜下，重写者开始抛开传统的观念，但是与此同时，西方理念则悄然潜入重写者的思维，开始发挥作用。
廖沫沙在《凤兮，凤兮！》（1944）中写道，隐士兼狂人桀溺将孔子所持之道视为拘泥于先王之道，由于历史环境已经改变，道自然行不通。桀溺对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不以为然，“随你走到哪里，天下乌鸦一般黑，不从远的和大的地方想办法，要来改变世界，这能行吗？”后来孔子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点，他感慨：“天下无道久矣，我过去的办法行不通，别人也不会宗信。”这种将孔子之“道”视为注定被淘汰的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教条的观点[2]，正为许多接受历史进化论的知识分子所持有。萧公权就将孔子的失败主要归于历史环境的限制。他承认孔子陈义很高，但指出就连孔子弟子中也很少能够力行的人。孔子是君子儒，不是小人儒，可是，“孔子所欲改善保持之封建天下，卒迅速崩溃以去，则君子儒不能与游说功利之士争胜，亦势所必至也”。[3]
如果说在情感上，《凤兮，凤兮！》中“孔子之道不行”的感叹接近萧公权对孔子“君子儒”的评价和惋惜，那么在观念层面，《凤兮，凤兮！》中对于孔子之道的评价更接近范文澜的观点。范文澜这样描绘孔子的烦恼矛盾：“想维持旧统治者的地位，可是正在摇摇欲坠；想反对世卿大臣，可是他们仍有实际权力；想做大官，可是被贵族压抑；想安贫贱，可是委屈了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4]这正好可以与《凤兮，凤兮！》选择重述的情节对应来看。小说中，孔子尊鲁君，而鲁国的大权掌握在季叔孟三家；孔子要明纲常，劝鲁君攻打弑君的齐国陈恒，可是当权的季氏却不同意；在“危邦不居”的信条下离开鲁国，他仍然希图在其他诸侯国宣扬自己的“道”，实现从政的愿望。
荆有麟《孔子去楚的途中》（1933）将孔子比作“布尔乔亚”，称之为统治者的“帮闲”，把骂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老者当作“普罗者”。小说讽喻的意味十足，将孔子划归贵族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十分明显。将孔子视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这是接受阶级观念的知识分子批孔的着眼点。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孔子之道，果为何物？”接着，他在文中作了如下回答：“愚以为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且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此等别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在此，陈独秀十分鲜明地将“阶级制度”判作了孔子之罪、儒家之罪。
历史进化论也好，阶级观念也好，这些无不来自西学。可以看到，在试图“洗去”孔子身上“传统的油彩”之后，重写者却不由自主地戴上了西学“眼镜”来审视曾经的“圣人”。有了西学的“眼镜”，20世纪的作家笔下的先秦诸子就有了不一样的面貌。以外来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文化转型时期文人学者着意要做的事，这样的学术理念和文化观念也是顺应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在重写诸子的小说中可以见到西学眼光，自然可以算得不同文化间相互比较的实践，但践行得精微与否却不一致。将孔子比附“布尔乔亚”，将批评孔子的隐士比附“普罗者”，这样的重写不但不精微，简直失于粗疏，借用郭沫若的话来说，这种重写就是通过“凸凹镜”来看孔子[5]。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79页。
[2] 接受历史进化论的知识分子，也有的将孔子之“道”看作适应了他的时代的有价值的东西，认可孔子是他的时代的哲人和伟人，但认为其思想不再适合现今的时代。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中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无如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何也！”宋庆龄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中的论述也很具代表性。她认为，“作为一个改良家，孔子扮演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角色。他为封建社会创造了礼教。”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孔子的伦理体系已经堕落成为纯粹的繁文缛节，同时，他的学说束缚了学者们的智能，限制了学问的范围，并且使大众陷于愚昧。”
[3] 萧公权：《孔子》，见《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1·孔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321页。
[4]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延安，新华书店出版，1941～1942年，这里转引自《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1·孔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302页。在1949年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把上述表述修改为：“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下一层，当他求仕干禄向上看时，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当他穷困不得志向下看时，表现出同情庶民的进步思想。士看上时多，看下时少，因此士阶层思想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妥协性多于反抗性。”（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1版，1964年第4版， 第201～202页）
[5] 郭沫若：《儒家精神之复活者王阳明》，见郭沫若《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9，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