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曆了“十年浩劫”的“苦難一代”作家，在20世紀80年代初都顯示出了不盡的憂慮和反思。“傷痕”，是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但是，在傷痕中最早站起來的“歸來”的詩人中，少有白樺這樣的作家，在剛剛“解凍”的時期，就以幾乎是衝決一切的勇氣喊出了振聾發聵的“勾踐！你還記得亡國的恥辱嗎”的曆史呼喊。而這，也必然成為白樺頗受爭議的一生中又一個焦點話題。
1981年到1982年間，白樺創作了七場詩劇《吳王金戈越王劍》，並發表在《十月》1983年第二期上。1983年該劇由藍天野導演並在北京人藝首演。演出後觀眾反響強烈，引來了廣泛的議論。據白樺回憶，當時的副總理習仲勳在審查的時候還肯定了這部戲，並且希望大家都能以冷靜客觀的態度批評該劇。但後來在相關領導對這部戲做了一個很長的批示後，該戲還是遭到了禁演。[1]對這種遭遇，白樺早就習以為常了，但他骨子裏那種倔強的思考卻是任何封條都禁錮不住的：“我隻是在這部戲裏告訴觀眾：越王勾踐和他的子民都很愛國，但國王和臣民的愛國主義卻不盡相同。”[2]
為了表現這種不同，白樺並沒有從“勾踐入吳為奴”這一前人用以體現勾踐忍辱負重的情節入手，而是直接表現勾踐歸國後與臣民的關係及其變化。
第一場戲中，勾踐剛剛脫離險境，就逞威虛榮，責怪文種“一葉扁舟”隻身前來迎接，“沒有旌旗，沒有管弦鍾磬，沒有儀仗，沒有焚香頂禮的百姓”，“沒有盡到君主應有的禮儀”。[3]這將勾踐貪慕虛榮的一麵剖開，為情節的發展埋下了伏筆。正如伍子胥所言，勾踐膽小卑劣，是“一條冬眠將醒的毒蛇”。
第二場戲則通過演繹勾踐的微服私訪，表現了勾踐懷抱著仁愛之心，與民共甘苦、施行仁政的正麵形象。但是一次與農夫的會麵使勾踐忽然意識到：“一國之君如果沒有前呼後擁，沒有儀仗、嬪妃、侍從、武將、文臣，竟會無人相信我就是勾踐！一個村夫就敢於對我如此不敬，而我還要克製、容忍，多可笑！原來我是王位的附庸，王冠和寶座的陪襯。”這種近乎啟蒙主義的人性覺醒雖然不盡符合勾踐的曆史真實性，卻細膩地表現了白樺筆下的一代君王的曆史悲劇性：勾踐一方麵無法擺脫整個時代都存在的對於王權的附庸；一方麵卻又帶著某種良知，意識到了王權對於人性的扭曲。這種間離感帶給勾踐更大的痛苦。他對自己的否定和嘲笑，卻無法阻止自己落入曆史的悲劇漩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