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下)

一、丁玲的短篇小说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字体:16+-

初到延安的丁玲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亢奋之余她开始对延安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尤其是从1938年到1940年,从事干部审查的康生等人多次揭开丁玲在南京被软禁期间与被称为“叛徒”的冯达同居并育有孩子的伤疤,使丁玲在多次审查后才涉险过关。于是本来告别莎菲而走向“水”的丁玲,又流露出莎菲情绪。《我在霞村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是丁玲创作的一篇自我救赎的短篇小说,女主人公刘贞贞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到天主教堂当修女,却落入入侵的日寇手中,受到日军的糟蹋与**。但在贞贞心中,正义的求生之火从来没有熄灭,她利用慰安妇的特殊身份为抗日军队传递情报。后来她在患上了严重性病的情况下,为送紧急情报她走一步痛一步地走了30里夜路,硬是咬牙将情报送出来。当然被日军**要比失身于原来就是丈夫的“叛徒”严重得多,但在隐含的救赎意义上却有相似性。

这是丁玲的一篇佳作,读后令人感到震撼。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没有正面去描写日寇怎样**贞贞,贞贞被**以及村民对此事的评论都是“我”从霞村的村民那里以及与贞贞的交谈中了解到的。将一个献身于耶稣的18岁的纯洁少女,搞成一个灵与肉受到严重摧残的性病患者,本身就是对日寇的血泪控诉;而从少女冒死送情报来看,也表明了她对日寇的深仇大恨。小说没有描写贞贞被捉与第一次强暴她时她有没有反抗,从贞贞反抗父母包办婚姻而逃婚,到贞贞对“我”说没有办法被逼得那么做,可以推测贞贞是在反抗无效后被糟蹋的。小说重点不在这里,而在村民怎样评价既是日寇慰安妇又是我军情报员的贞贞。在多数村民眼里,她不过是一只被鬼子穿过的破鞋,甚至比破鞋还不如,他们都认为还向她求婚的夏大宝很傻。鲁迅当年就批判连本民族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却让她们发扬节烈的男人,遭劫之后不思复仇却咒骂失节妇女的恶劣行径。在这里丁玲继承了鲁迅的传统,继续在批判国民性的基础上提出女性问题,小说中阿桂说“做了女人真倒霉”正是作者想说的话。就算贞贞不舍命为我军送情报,一个被日寇糟蹋的中国少女获得的也应该是同情与救助,而不是被蔑视的冷眼。历史的荒诞性在于,20世纪50年代批判丁玲时有些学者正是站在这些村民的立场,指责贞贞被日寇捉去后一点也不反抗、任日本人凌辱之无耻。

原典阅读

贞贞的发作

已经到了我快走的那几天了,贞贞忽然显得很烦躁,并没有什么事,也不像打算要同我谈什么的,却很频繁的到我屋子中来,总是心神不宁的,坐立不是的,一会儿又走了,我知道她这几天吃得很少,甚至常常不吃东西。我问过她的病状,但我清楚她现在所担受的烦扰,决不只是肉体上的。她来了,有时还说几句毫无次序的话;有时似乎要求我说一点什么,做出一副要听的神气。但我也看得出她却在想一些别的,那些不愿让人知道的,她是正在掩饰着这种心情,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有两次,我看见那显得很精悍的年轻小伙子从贞贞母亲的窑中出来,我曾把他给我的印象和贞贞一道比较,我以为我非常同情他,尤其当现在的贞贞被很多人糟踏过,染上了不名誉的、难医的病症的时候,他还能耐心的来看视她,向她的父母提出要求,他不嫌弃她,不怕别人笑骂。他一定想着她这时更需要他,他明白一个男子在这样的时候对他相好的女人所应有的气概和责任。而贞贞呢,虽说在短短的时间中,我找不出她有很多的伤感和怨恨,她从没有表示过她希望有一个男子来要她,或者就说是抚慰吧;但我也以为因为她是受过伤的,正因为她受伤太重,所以才养成她现在的强硬,她就有了一种无所求于人的样子。可是如果有些爱抚,非一般同情可比的怜惜,去温暖她的灵魂是好的。我喜欢她能哭一次,找到一个可以哭的地方去哭一次。我是希望着我有机会吃到这家人的喜酒,至少我也愿意听到一个喜讯再离开。

“然而贞贞在想着一些什么呢?这是不会拖延好久,也不应成为问题的。”我这样想着,也就不多去思索了。

刘二妈,她的小媳妇、小姑娘也来过我房子,估计她们的目的,无非想来报告些什么,有时也说一两句。但我总不给她们说话的机会,我以为凡是属于我朋友的事,如若朋友不告诉我,我又不直接问她,却在旁人那里去打听,是有损害于我的朋友和我自己,也是有损害于我们的友谊的。

就在那天黄昏的时候,院子里又热闹起来了,人都聚集在那里走来走去,邻舍的人全来了,他们交头接耳的,有的显得悲戚,也有满感兴趣的样子。天气很冷,他们好奇的心却很热,他们在严寒底下耸着肩,弓着腰,笼着手,他们吹着气,在院子中你看我,我看你,好像在探索着很有趣的事似的。

开始我听见刘大妈的房子里有些吵闹的声音,接着刘大妈哭了。后来还有男人哭的声音,我想是贞贞的父亲吧。接着又有摔碗的声音,我忍不住,分开看热闹的人冲进去了。

“你来的很好,你劝劝咱们贞贞吧。”刘二妈把我扯到里边去。

贞贞把脸收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却望得见有两颗狰狞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我只走到她旁边便站住了。她似乎并没有感觉我的到来,或者也把我当作一个毫不足以介意的敌人之一罢了。她的样子完全变了,几乎使我不能在她的身上回想起一点点那些曾属于她的洒脱、明朗、愉快,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她憎恨着谁呢,为什么要做出那末一副残酷的样子?

“你就这样的狠心,你全不为娘老子着想,你全不想想这一年多来我为你受的罪……”刘大妈在炕上一边捶着一边骂,她的眼泪就像雨点一样,有的落在炕上,有的落在地上,还有的就顺着脸往下流。

有好几个女人围着她,扯着她,她们不准她下炕来。我以为一个人当失去了自尊心,一任她的性情疯狂下去的时候,真是可怕。我想告诉她,你这样哭是没有用的,同时我也明白在这时是无论什么话都不有效果的。

老头子显得很衰老的样子,他垂着两手,叹着气。夏大宝坐在他旁边,用无可奈何的眼光望着两个老人。

“你总得说一句呀,你就不可怜可怜你的娘么?……”

“路走到尽头总要转弯的,水流到尽头也要转弯的,你就没有一点弯转么?何苦来呢?……”

一些女人们就这样劝贞贞。

我看出这事是不会如大家所希望的了。贞贞早已经表示不要任何人可怜她,她也不可怜任何人。她是早已有决定,没有弯转的,要说赌气,就算赌气吧。她是咬紧了牙关要和大家坚持下去的神情。

她们听了我的劝告,请贞贞到我的房里边去休息,一切问题到晚上再谈。于是我便领着贞贞出来了。可是她并没有到我的房中去,她向后山上跑走了。

“这娃儿心事大呢!……”

“哼,瞧不起咱乡下人了……”

“这种破铜烂铁,还搭臭架子,活该夏大宝倒霉……”

聚集在院子中的人们纷纷议论着,看看已经没有什么好看的了,便也散去了。

——丁玲:《丁玲短篇小说选》,553—5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原典点评

本篇节选自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题目是编者另加的。

贞贞为什么发作?因为夏大宝向她伸出温暖的手,她无法去握大宝的手。大宝感觉当年贞贞的不幸与自己有关,当年如果自己勇敢一点,贞贞也许就不会为了他不与那个老板成婚而逃婚,以至于被日寇捉去成为性奴隶。所以在贞贞被村民唾弃之时他来求婚,贞贞先前的无忧是得过且过,真的要与大宝成婚,她感到不但自己的脏身子以及严重的性病会成为障碍,而且她更受不了村民的指指点点。于是,在大宝求婚众人聚集她家逼她做出选择时,她发作了,两只眼睛都变得狰狞。她为什么最后选择到延安治病学习?因为那里没有熟人,可以重新建立自尊而不受指指点点。

丁玲引发争议的小说《在医院中》(最初发表名为《在医院中时》)与随笔《三八节有感》都是围绕女性解放展开的。《在医院中》是莎菲情绪流露最多的小说,虽然就艺术表现力而言无法与《我在霞村的时候》相提并论,但追求个人自由的莎菲情绪与党的战时纪律构成了明显的矛盾。主人公陆萍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但她并不喜欢这个专业,他投奔延安是抱着政治幻想来的。政治处主任告诉她:为了党的需要她必须到离延安40里的医院去。她声辩过,说她的性格不合,甚至流泪了,但党的安排需要的只是服从。没办法只能赴任的她却与医院的一切格格不入:环境肮脏,种田出身的院长对医务完全是外行,全院只有一只针头弯曲的注射针,更可怕的是,医护工作者对病人缺乏起码的热情与责任心,却就是一样东西多:流言。她为照顾病人而生病,只希望能倒在母亲的怀里痛哭:“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于革命有什么用?”

幻想破灭的陆萍,令人想到茅盾《幻灭》中的静女士,《在医院中》更近似五四文学传统。她在《我们需要杂文》中说:“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须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这与继承鲁迅传统的胡风所强调的要重视人民群众身上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精神创伤是何其相似。可以说,丁玲是延安多元化暴露文学的领头人。后来饶过她整肃王实味,就使她对毛泽东有一种感恩心理。《讲话》之后她的创作发生了巨变,彻底告别了莎菲与陆萍。如果不是内战爆发使她滞留河北,而是像原计划那样去东北,那么她的土改长篇将与周立波的更加相似。1946年中国共产党土改政策发布后,她多次参与河北怀来、涿鹿等地的土改。1948年她要去苏联等国访问,胡乔木等人抓紧时间审阅书稿以便她能带着书出访,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

小说有两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第一个就是文采。文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不良形象,在文采身上显露无遗。凭着这个形象,丁玲后来在再版《序言》中说她写这部小说是给毛泽东看的也令人信服。丁玲的小说很少使用讽刺技巧,但是,在描绘文采这一形象时显然是以讽刺为主:

文采同志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生得颇有风度,有某些地方很像个学者的样子,这是说可以使人觉得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赋有一种近于绅士阶级的风味。但文采同志似乎又在竭力摆脱这种酸臭架子,想让这风度更接近革命化,像一个有修养的,实际是负责——拿庸俗的说法就是地位高些——的共产党员的样子。……

他又博览群书,也喜欢同人谈论这些书籍。……听的人都生气了,说他侮辱了茅盾先生。他以为别人要揍他了,才坦然的承认这两本书都没看,只看了《子夜》的批评文章,《清明前后》的序和一些演出的新闻。

文采将古元画延安的人物画当成某县某人的父亲闹出大笑话,他却能置闹出的笑话于不顾,大谈古元在国外的影响。他领导工作组到暖水屯后,除了发表些无关痛痒又不着边际的讲话,几乎没有看见他干什么工作。

这部小说中另一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是钱文贵。他是暖水屯的一个恶霸,然而他阴人都是在背后,很少留下把柄。他雇人干活应列为地主,但土地还不如介于富农与富裕中农之间的顾涌家的多,加上他假装将土地分给儿子,手头没有多少土地。他又通晓大势,在土改之前就让儿子钱义去参加八路军,属于抗属。他的一个女儿嫁给村治安委员张正典,又唆使漂亮的侄女黑妮去找当上村农会主任的程仁。而暖水屯人所受的欺压却都与他有联系。他在日本人横行时就混得如鱼得水,给日本人当奴才的村官都由他安排。刘满父亲的二百元被他套走,官司打不赢活活气死。刘满大哥被他使人绑走当兵,走后再无消息;二哥被他逼着给日本人当甲长又被逼疯。他占了王新田家的房子,还暗地使人捆王新田……然而文采为他的地少又是抗属的表面给迷惑了,整个暖水屯的土改斗争陷入停顿状态。此时县委宣传部长章品赶到暖水屯,张裕民的斗争计划得以实施。在张正典还未来得及通报钱文贵的情况下决定立刻扣押钱文贵。在斗争会上钱文贵“站在台口,牙齿咬着嘴唇,横着眼睛,他要压服这些粗人”,村民们被钱文贵的逼视一时被镇住了。这时一条汉子跳上台逼他跪下:“你谋财害命不见血,今天是咱们同你算总账的日子,算个你死我活,你听见没有,你怎么着啦!你还想吓唬人!不行!这台上没有你站的份!你跪下!给全村父老跪下!”,这个人就是与钱文贵的侄女黑妮有情感纠葛的农会主任程仁,他说昨晚他老婆还带着地契来贿赂他。钱文贵被彻底斗倒了,暖水屯的农民真正翻身了。

小说原计划有斗争、分地、参军三部,但后两部并未写出。在第一部的结尾,也写到一队队开往前线的翻身农民:“土地是咱们的,是咱们辛辛苦苦翻身的结果,你蒋介石就想来侵占吗?不行!咱们有咱们人民的军队八路军,有咱们千百万翻身农民,咱们一条心,保卫咱们土地!”

从《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脉搏,但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个人消失了,有点个人色彩的文采已经成为小说嘲弄与讽刺的对象。这表现出一元超现代的话语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既然《讲话》之后文学作品的要旨在于怎样使抽象的革命政策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话语中鲜活地体现出来,那么,在以民间话语鲜活地表现政策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显然比不上《暴风骤雨》,尽管前者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后者获三等奖。当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有很多艺术范式为后来所效法。小说在为人物取名时显然费了一番心思,恶霸“钱文贵”的钱姓通资产阶级,后来样板戏《海港》与电影《青松岭》中的反面人物都姓钱(“钱守维”“钱广”),扮演李玉和的钱浩梁将钱丢弃而叫浩亮。“文采”是贬斥文人的象征,这种好耍花架子却不干实事的文人,与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知识分子爱干净思想很脏、工农手脚肮脏思想很干净相吻合。文人的自虐到头来倒霉的还是文人:领导过“左联”且在20世纪30年代影响甚大的丁玲,在1955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又没有逃过反右;流放北大荒8年,又被投入秦城监狱,直到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的1979年才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