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1908—1979），原名绍仪，字凤翔，湖南益阳人。1926年他在长沙省立一中读书时，经表哥介绍认识在上海读书的周扬。1928年与周扬一起赴上海，1930年与周扬一起加入“左翼剧联”，次年以立波（英文Liberty的音译）为笔名译书撰文。1932年被捕，虽经周扬营救仍判两年半徒刑，出狱后加入“左联”。1939年底到达延安，开始由文学批评、翻译转向创作。1941年发表了《牛》《麻雀》等兼具写实、浪漫与象征意味的小说。《讲话》之后他曾要求下乡，1946年10月调松江省参加哈尔滨附近的土改。1947年底到1948年初连载《暴风骤雨》，下卷单行本于次年5月出版。这部小说受到作者翻译的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响。
他开手创作《暴风骤雨》时，正是国共内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很多人在解释武器精良而人数占优的国民党军队被打败的原因时多从军事上着眼，然而共产党胜利的根本原因从小说《暴风骤雨》中就能找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没有利用全民团结抗战的时机搞廉政，反而越加腐败，到国共进入决战时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基本上处于崩溃状态。国民党的军队就是依靠韩老六这种乡村地主恶霸抓农民当兵，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当逃兵，更勿论战斗力。国共内战是1946年6月全面爆发的，而此前一个月中国共产党就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由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工作组告诉农民：如果要保住来之不易的土地**，就要参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战斗。一个为保住**的军队与被抓来当炮灰时时想开小差的军队，胜败已明。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战争的要义就在这里：“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以工作组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是一场真正触动土地所有制的暴风骤雨。小说展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1946年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发布后黑龙江的元茂屯进行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小说上卷描写的主要是以萧祥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元茂屯发动群众斗争韩老六进行土改。韩老六集汉奸、恶霸、地主于一身，日寇占领东北时，他家里住着为他撑腰的日本军官，他出任伪职，借着日寇的**威横行乡里。他霸占乡民的田，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老田头的女儿就是被他祸害死的。郭全海的被冻死的老爹，赵玉林的被饿死的小丫，白玉山的被摔死的小扣子，加上杀死的抗日联军与八路军干部和战士，他手里的人命多达数十条。然而，由于他威逼利诱，他的兄弟韩老五与韩老七不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军官，老实胆小的农民多不敢出来斗争他。敢于斗争的只有赵玉林等极少的贫雇农，赵玉林因穷得没有衣服穿，人称赵光腚，他是宁肯饿死也不甘受屈辱的人。他带头捉拿韩老六，由于韩老六的人放出风说他已与萧祥握手言欢，结果真正上台控诉他的只有赵玉林，附和赵玉林的只有郭全海。与韩老六磕过头的白胡子上台来，他的控诉像插科打诨，避重就轻，韩老六说他的事都是他兄弟韩老七整的，他准备将70垧地拿出50垧给大家分。这样第一次批斗韩老六就在白胡子插科打诨的搅局中宣告失败。
工作组与赵玉林发动了郭全海、白玉山、老田头等苦大仇深的农民，农会也扩大到60多人。第二次斗争韩老六由郭全海主持，老奸巨猾的韩老六主动检讨。老田头的血泪控诉所引发的群情激愤本可以将韩老六一举斗倒，就在这时却上演了一出周瑜打黄盖的戏：与韩老六关系好的李振江上台打了韩老六一个大耳光，韩老六的鼻血使很多人心软了，而李振江又转移了老田头的话题，很多人都走了，最后以罚款了事。第二次斗争韩老六也失败了。这边工作组、赵玉林、郭全海等在酝酿继续斗争韩老六，那边韩老六使出女儿韩爱贞笼络村农会干部杨老疙瘩，被韩老六当作人质为其扛活的小猪倌苦大仇深，韩家的秘事很多都是小猪倌向农会报告的，韩老六将小猪倌打伤后要活埋，这下激怒了全村群众，将逃跑的韩老六抓回来一举斗倒。处决了韩老六，穷人分得财产，感觉真正翻身了。韩老七带着胡子来为兄弟报仇，赵玉林在与胡子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小说下卷开始，外号张二坏的破落户子弟张富英在赵玉林牺牲、白玉山调走、李大个子支前的情况下，将郭全海挤出领导层，推举他的磕头兄弟也是唐抓子没出五服的本家唐士元做元茂屯长，李振江的侄儿李桂荣当了农会的文书。张富英还花钱雇五个民兵给他站岗放哨做饭，勾搭上老杨家女人小糜子，让她做了妇女会的会长。老孙头仅仅是顶了一句嘴，身上就吃了张富英一皮鞋。这个腐化了的农村政权在萧祥再一次作为工作组的队长到来后才垮掉，郭全海重新掌权。不过斗争的对象已不是恶霸地主，而是吃斋念佛的杜善人和胆小贪财的唐抓子之类的地主。杜善人为了财宝不被搜去，将其放在自家女人身上，唐抓子则以许愿的方式将财宝放到李毛驴等穷苦人那里，但他们的藏匿都是徒劳的。小说在分田分地后最后的篇章就是参军；连刚刚结婚的村里领导人郭全海，也积极报名参军。小说下卷因为不是与恶霸地主斗争，从矛盾冲突的角度看不如上卷集中，但下卷中的“分马”以及白玉山与白大嫂子的情戏也比上卷从容。不过，上卷斗争恶霸地主的正义性毋庸置疑，但下卷斗争那些手上没有血而靠辛勤积累发家成为地主的对象时，为了显示斗争的合法性，就不能不强调他们的“伪善”。
既然《讲话》之后作家的使命就是怎样使抽象的革命政策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话语中鲜活地体现出来，因而作家的本领就是怎样写活民间话语。《暴风骤雨》充满了民间鲜活的语言，并大量运用了黑龙江省的方言。《暴风骤雨》的泥土气息不比《小二黑结婚》等小说差。本书编者是青岛胶州人，从方言上看山东与东北真是一家，出现在《暴风骤雨》中的方言，现在仍然在编者的老家胶州使用着。以小说前面几页使用的方言为例，治病说“扎古病”，还可以、差不多说“不大离”，借债说“拉饥荒”，油条说“香油馃子”，捉迷藏说“藏猫”，膝盖说“波罗盖”，厉害、意外说“蝎虎”，嫌弃说“嫌乎”，一定说“定规”，脏说“埋汰”，编篱笆说“夹障子”。后面书中还有大量的此类方言，晚上说“下晚”，快说“马骝”，坏了、馊了说“踢蹬了”。“踢蹬”的字义定是源自人死了腿直了，由此衍生出其他意义。因而在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并不完全是一对一的，“拍塌摔下”的“拍塌”，也很难找到相应的普通话词汇翻译。从1946年10月去松江到1947年7月完成上卷初稿仅有9个月时间，周立波就能自由运用黑龙江某乡村的方言，令人想到赵元任的语言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