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初《教育杂志》向叶圣陶约写关于教育题材的小说，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叶圣陶愉快地答应了。于是，《教育杂志》的“教育文艺”栏于1928年将小说《倪焕之》连载完毕，192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倪焕之》是叶圣陶唯一的一部长篇，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杰出的长篇教育小说。
倪焕之的教育实践虽然在五四运动之前，但丝毫不乏现代性。他并非一个仅仅混饭吃的小学教员，而是一个有着博大的人文关怀与进步追求的教师，试图通过教育来拯救多灾多难中的祖国。学生犯了错，他并不打学生，甚至也不责罚学生，而是进行循循诱导。他试图以理想主义的教育追求，**涤传统中国的因循守旧与种种陋习，给黑暗的中国带来光明。为了将自己的教育理想浇灌出现实的果实，他找到了一个志趣大致相投的小学校长蒋冰如，尽管蒋冰如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与倪焕之自由偏左的思想略有差异。他还要寻觅一个志同道合的侣伴，从小失去父母而靠兄嫂扶持的金佩璋，以其对独立自由的追求成为倪焕之的绝配。主人公外加一个好朋友与一个情侣，这种人物设置令人联想到俄罗斯小说的影响。倪焕之五四运动前的教育实验成为中国后来各种教育实验的先驱。他从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着眼，在学校开设农场与剧社，最早触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审美教育对素质的提升，而这一点后来在“极左”年代被发展到极端，以至于作为“极左”教育之反动的当代教育连其中的合理性也弃之不顾。然而，倪焕之的理想主义教育在现实中却是到处碰壁，与他志同道合的伴侣有了孩子后，也在繁琐碎杂的家庭生活中失去了进步的追求，而变成一位平庸的家庭主妇，以致使倪焕之感叹有了一个妻子却失去了一个恋人和同志。
小说的主体部分描写生动细腻，人物刻画也有声有色，倪焕之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奋斗，蒋冰如在尊贵有别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徘徊，金佩璋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挣扎，其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树伯略显世故的性格，都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甚至对次要人物如李毅公、徐佑甫、陆慰亭等人，虽着墨不多而情伪毕露。然而，自第19章之后，小说的描写开始逐渐显得粗疏，甚至王乐山这一革命者的形象也并不鲜明生动。
20世纪30年代的许地山在推出研究道教与佛教的专著外，还推出了小说集《春桃》。其中的短篇小说《春桃》，一扫五四时期创作中的那种异域情调与宗教色彩，而转向描写下层社会的不幸与穷苦人之间的相互扶持。很显然，左翼文学倡导的现实主义以及对下层人民苦难的关注，影响了许地山创作风格的转变。然而，许地山还是保留了小说故事情节的传奇性，尤其是小说中的一女侍二夫，很容易惹起伦理上的争议。
《春桃》的故事情节是，春桃与李茂结婚的当晚，被突然袭来的抓人挖壕沟的兵队搞得只好逃亡，李茂被胡子绑走。春桃逃难来到北京，干起捡破烂的工作。曾在逃难路上相遇的刘向高也流落到北京，巧遇春桃。二人很快同居，捡破烂的工作也蒸蒸日上，因为向高有点文化，能从春桃捡的破烂中发现很有价值的东西卖更好的价。小说开头，向高就口口声声叫春桃媳妇，春桃虽与他同居而不答应是他的媳妇，就是外面还有一个不知生死的名誉上的丈夫。与丈夫李茂分手四年后的一天，春桃在捡破烂时遇到了他，他夺了胡子的枪逃到沈阳当了兵，后来又加入义勇军却在战斗中失去了双腿，现已经变成无腿的乞丐。善良的春桃既不想割舍与向高的恩爱，又不能将乞丐一样的丈夫丢弃，就把李茂领回家，企图过一种一女侍二夫的生活。本来相互抵触的向高与李茂通过沟通，发现同是沦落天涯的苦命人，都想把春桃让给对方。三人同居了一段时间，向高与李茂还是觉得别扭，而且街头巷尾的议论也使他们觉得尴尬。于是向高想以自己的离家出走成就李茂与春桃，而就在春桃寻觅向高时李茂在家企图自杀以成就向高与春桃，被没有找到向高而回家的春桃救下。舍不得春桃的向高过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三人再次过起了大被同眠的生活。不难看出，向高、李茂与春桃同居一室更多是出于穷苦人相互扶持的无可奈何，这就使得这篇小说获得了超伦理的意义。小说在写法上与他五四时期小说的浓墨重彩不同，而是采用了白描的手法。艺术上的缺憾是过于巧合，再加上向高、李茂都想将春桃辞让给对方，使其现实主义透露出一种理想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