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致力于教育，许地山致力于宗教研究，除了《倪焕之》与《春桃》外本时期很少文学创作。而王统照在本时期的文学创作数量与质量都要高于五四时期。1929年出版中篇小说《黄昏》，1935年连载长篇小说《秋实》（次年出单行本改名《春花》）。从1933年到1936年还出版诗集《这时代》《夜行集》与散文集《北国之春》《片云集》等。1933年出版长篇小说《山雨》，但却被国民党政府视为“颇含阶级斗争意识”，在“勒令禁止发行”外，甚至将作者列入危险人物的黑名单。为此王统照只能出国考察以躲避文祸。他并非左翼作家，却受到形同左翼作家一样的对待，表明那个时代左翼文学的文化土壤是很丰厚的。
由于遭遇禁售与删节，《山雨》的版本问题值得注意。1933年9月开明书店出版的28章的《山雨》是初版本，但很快遭到禁售。在开明书店的交涉下，出版了删除后5章的删节本。后5章描写农村进一步衰败，奚大有进入城市后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表现了日寇的侵略与革命者的对敌行动。不过删除了这具有浓重左翼色彩的后5章，小说仍是一个完整的描写中国北方农村凋敝与崩溃的文本系统。在这两个版本外，还有一个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版，这个修订版删除了损害农民与工人形象的语句，增强了社会的黑暗性与农民的反抗性，将义和团的暴行转移到日寇的头上。后来的《王统照全集》等收入的都是1955年的修订版。
吴伯箫将《山雨》与《子夜》相提并论，的确具有一定的艺术慧眼。茅盾本来就想以其恢弘之笔描写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但事实上，他只是大规模地描写了中国的城市。尽管《子夜》中也描写了双桥镇，并且又创作了农村三部曲，然而与《子夜》的宏大叙事相比，双桥镇与农村三部曲好像是对农村场景这则宏大叙事的序曲，序曲演奏完毕拉开农村宏大叙事帷幕的却是王统照的《山雨》。由于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的确比北方更早进入城市化，茅盾作为南方作家以其敏锐的艺术感性，将城市文明的灯红酒绿与资本运作描写得淋漓尽致；而中国北方的城市很多仍是传统的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只有青岛、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得以率先走向现代，王统照以其北方作家的厚重，将北方农村的衰败与灾难力透纸背地描写出来，与茅盾的《子夜》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一曲中国社会的城乡二重奏。
《山雨》取材于王统照家乡山东诸城的陈家庄，农民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耕种收割，黄海之滨的山东农民喜欢将地瓜、白菜放入地窖中过冬，小说就从地窖写起。《山雨》通过血淋淋的生动描绘，将鲁迅所说的中国农民的中立性表现出来——兵来了将他们当作剥削的对象，匪来了又将他们当作剥削的对象，兵匪一家的盘剥加上天灾，压垮了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线希望。老一代是奚二叔、吴老秀才、老乡绅吴练长、陈庄长，第二代是奚大有、宋大傻、陈葵园、徐利等，小说的情节就是以这些富有亲情与乡情的人物关系为纽带，在兵匪与天灾的祸患中展开的。小说通过奚大有，将老实本分的农民是怎样一步步从所热爱与依附的土地上被放逐的过程描绘得栩栩如生。最后奚大有离开家乡，到T岛（青岛）干人力车夫，并且逐步走上觉醒的道路。小说力图写出现实的真实性与复杂性，即使对于次要人物也没有进行简单的处理。小说对奚二叔、吴练长、宋大傻等形象的描写都具有生动性与复杂性，尤其是对于陈庄长的描写就更与左翼文学不同。陈庄长是农村的统治者又是地主，但又呵护他治下的农民甚至为民请命。惟其如此，他在农民中才会有很高的威望，最后在阻止大兵扰民时被活活踢死，陈庄长的被踢死更是加速了乡间社会的崩溃。
与王统照五四时期小说的唯美象征与浪漫感伤风格不同，《山雨》等小说真实地再现了北方农民的悲惨命运，艺术上明显转向现实主义，表现了中国的乡间并非像废名笔下那种充满诗意的寂静与蕴藉，而是充满了惨厉的血痕与泪痕。在文学语言上，王统照五四时期欧化语言的文法也被通晓畅通的描绘所取代。虽然《山雨》在描写革命者的形象上略显苍白，然而将乡间社会的衰败与崩溃逼真地写出来，已完成了其艺术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