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聯”成立大會上，推為主席團成員的魯迅、夏衍、錢杏邨、瞿秋白、潘漢年、茅盾、馮乃超、馮雪峰、胡風、陽翰笙、丁玲、周揚等都曾參與領導過“左聯”。“左聯”的構成是極其複雜的，除了英美派文人與“左聯”無緣，五四時期主導文壇的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的領袖幾乎都參與進來。魯迅成為“左聯”精神領袖的積極因素，是將五四文學精神帶進了“左聯”。魯迅的精神苗裔張天翼的一大部分小說與柔石的小說，都不能以左翼文學的階級論進行分析，就表明他周圍的左翼作家將五四文學精神繼承下來。他在“左聯”的另一位精神苗裔胡風，則試圖將左翼文學的階級性與五四文學推崇個性自由精神加以協調。後來他與周揚的矛盾並非僅僅是人際關係的原因，還有文學理念的不同。他心儀的“左聯”，是一個左翼作家的鬆散聯盟，每個作家都要努力創作無愧於時代的作品，這也是他明知鬱達夫不會接受紀律約束而將他拉進“左聯”的原因。周揚控製的“左聯”則更看重組織紀律性，有沒有優秀作品是次一級的問題。魯迅將五四文學的自由精神也帶入了“左聯”，周揚等人則更強調普羅文學服從組織反對個人主義的一麵。由於周揚從延安到“文革”一直擔任中國共產黨在文學界的實際領導人，因而延安後的文學路線延續的是周揚在“左聯”時期確立的一元超現代，而將左翼文學內部的多元混雜，如胡風對個人自由精神的強調逐漸排斥掉了。
蔣光慈在一開始就將革命與浪漫等同，以為不浪漫就無人來革命。從浪漫角度理解革命的當然並非蔣光慈一個人，以浪漫為標誌的創造社文人除了張資平等個別作家幾乎全部參加了“左聯”，但具有革命紀律的“左聯”並非擴大的創造社，這一派作家加入“左聯”後也經常表現出多愁善感與自由散漫，因而被“左聯”開除的大都是這一派作家。然而開除蔣光慈具有諷刺意味，因為蔣光慈的名字與中國早期革命文學密切聯係在一起，開除的理由也有典型意義：小資產階級的浪漫性，自由散漫，小說《麗莎的哀怨》同情流亡的白俄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