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轟動後，隨後發表的《日出》在文壇受得了無以複加的禮遇。《大公報》認為獲該報文藝獎的《日出》的作者是我們時代的“攝魂者”，在藝術上顯示著“浩大的氣魄”。此後《日出》與《雷雨》往往相提並論，成為曹禺的代表作。然而，《日出》顯然不能與《雷雨》相提並論。
《日出》雖然有契訶夫與蕭伯納等人劇作的影響，但西方戲劇的影響不像《雷雨》那麽明顯。《日出》中的方達生似乎是長大一點的周衝，這就是曹禺說的“方達生究竟與我有些休戚相關”。《日出》比《雷雨》更強烈地表現了上流社會的墮落與下層社會的不幸，曹禺的出身使他熟知上流社會的墮落，然而對下層社會的不幸就沒有切身體驗，為此他曾赴貧民區、妓院等地深入生活。表麵上看《日出》的地點與《雷雨》相似，旅館取代公館成為上流社會墮落者出入的地方，寶和下處妓院取代魯家變成下層被侮辱與被損害者聚集的場所，而且旅館與公館都是第一、二、四幕的地點，隻有第三幕是寶和下處與魯家，然而兩劇在結構上的差異是非常大的，明顯的區別就是《雷雨》的第三幕與前後兩幕緊密相連，抽掉第三幕整個戲劇就不完整了；而《日出》抽掉第三幕在結構上似乎更完整。曹禺意識到這一點，反複強調第三幕在演出時不能刪，因為他認為《日出》不以人物為中心，而是以“損不足以奉有餘”的觀念為中心，並且用片段的方法寫，這樣，集中表現下層社會的不幸的第三幕就是全劇的心髒。他為表明這種寫法是思想與藝術上的進步，不惜貶低《雷雨》，說《雷雨》太像戲了。他沒有感到《日出》太不像戲了，《日出》令人想到茅盾的《子夜》，然而《子夜》中吳蓀甫與趙伯韜的鬥法倒是比《日出》更富有戲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