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抗战期间忙于主持“文协”的各种活动，不过，老舍不属于“文人无文”的领导人，他在创作上也很勤快。为了宣传抗战，他尝试了各种文体。抗战后期老舍又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194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火葬》，就是一部凭着想象力虚构的抗战小说。小说中的王举人白读了圣贤书，在日占区敷衍偷生，甚至与敌人沆瀣一气。他的善良单纯的女儿梦莲反倒是非分明，她的未婚夫丁一山化装入城却被汉奸杀死，便衣队石队长又派人到王家做仆役，在梦莲的帮助下，终于得到日寇的军用地图。王举人被日寇怀疑通敌而下狱，石队长率军炸毁日寇军火库，并火烧王举人与汉奸刘二狗的住宅。狱中的王举人被吓死，梦莲投奔抗日军队。小说情节富有传奇性，叙述又有说书口吻，而人物的内心则被忽略，还是不脱宣传抗战的通俗文学特征。
从1944年初写起到1947年旅美期间完稿的《四世同堂》三部曲《惶惑》《偷生》与《饥荒》。以北平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的祁家为网结点，唱响了一曲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之歌。祁家是四世同堂，祁老人是第一代，祁天佑是第二代，瑞宣、瑞丰与瑞全三兄弟是第三代，小顺子与妞子是第四代。小说从北平的沦陷写起，以小羊圈胡同的祁家、钱家、冠家同侵略者日本人的关系推动情节的发展。小说第十一章，就传来钱默吟的儿子仲石与日寇同归于尽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小说没有正面描写，而是巧妙地借着传言在不同人物中激起不同的反响，来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瑞宣觉得中国人太苟安于世了，现在终于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表明古国是不会屈服的。冠晓荷与大赤包想秘密报告日本人，以他人的血换取自己的升迁。冠家的叛逆高第则怕钱默吟受害，一个女孩子居然跳墙让钱默吟快逃。钱默吟认同这个消息，表明儿子平时就流露出以生命殉国的念头。然而他想的不是自己逃避，而是转移抗日战士：
我不考虑那个！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去杀敌雪耻，我只能临危不苟，儿子怎死，我怎么陪着。我想日本人会打听出他是我的儿子，我也就不能否认他是我的儿子！是的，只要他们捕了我去，我会高声的告诉他们，杀你们的是钱仲石，我的儿子！好，我们先不必再谈这个，而要赶快决定怎样教王排长马上逃出城去。他是军人，他会杀敌，我们不能教他死在这里！
面对侵略者的屠刀，钱家人最有骨气，诗人钱默吟铮铮铁骨，无论日本人怎样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决不屈服。冠家则是不可救药的奴才之家，冠晓荷是向日本人出卖灵魂的奴才，他的妻子大赤包更是恬不知耻，被日本人委任为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从而成为全城妓女的干娘。祁家介于这两家之间，第一代与第二代祁家人都具有正气，祁天佑不能忍受日本人的凌辱投河自尽。小说重点描写的第三代发生了分化：老三瑞全是与钱家仲石一样的硬骨头，北平沦陷不久他就扮成吊丧人护送抗日军人出城，从此加入抗日军队；老二瑞丰与冠晓荷、大赤包沆瀣一气，不惜出卖灵魂。老大瑞宣作为全书的主人公，是刻画得最用心的人物，他与老三一样具有浩然的民族正气，然而长孙的地位让他不能像老三那样甩手就走，而要忍受沦陷的屈辱以侍奉祖父与父母。他赞许钱家人的行为，在钱家落难时尽力相助，并蔑视冠家人的无耻。
小说描写沦陷中的北平度过了惶惑、偷生与饥饿，终于迎来了日本人投降。此时老三瑞全与恋人高第一起归来，诗人钱默吟从监狱中回家，仿佛是一个大团圆，然而就在得知日本人投降这一天，第四代的妞子却死于饥饿引起的疾病，日寇的侵略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小说弘扬民族正气，描写了日寇的血腥与残暴，却没有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小说是这样描写那个急于告诉中国人日军战败的日本老太太的：
老太婆跟祁老人一样，也爱好和平，她在战争中失去了年轻一辈的亲人。她本来无需感到羞愧，可以一径走向老人，然而这场侵略战争使黩武分子趾高气扬，却使有良心的人惭愧内疚。甭管怎么说，她到底是日本人。她觉得自己对小妞子的死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她又往回走了几步。在祁老人面前，她觉得自己有罪。
当中国人群起要打这个日本人时，被瑞宣挡住并让老太太快离开。因而夏志清在他的小说史中批评《四世同堂》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并以“幼稚的爱国心以及憎恶罪恶的表现，使小说读来毫无真实感”，基本上是不实之词。
这部长篇100章80多万字，在长度上可以与另一部描写抗战的长篇巨著《财主底儿女们》相媲美，而且这两部长篇巨著都具有家族小说的特点。《四世同堂》以小羊圈胡同的祁家为中心，从北平沦陷写到日本人投降，在结构上很完美。而且小说也运用了象征技巧，且看瑞宣眼中的钱默吟：
钱老人的神志逐渐清爽，在他看，便是残暴的日本人没有能力治服了一位诗人的证明。同时，他把老人看成了一位战士，仗虽然打输了，可是并未屈服。只要不屈服，便会复兴；他几乎把钱诗人看成为中国的象征了。
大赤包成为妓女的首领，就是无耻的中国人的象征。小说在语言上也很生动，如描写不能像大学那样搬走的中学校长含着眼泪对教师说，在沦陷时愿意走的就走，“不能走的，我请求大家像被奸污了的寡妇似的，为她的小孩子忍辱活下去。”又如描写钱默吟在北平沦陷后不再喝酒、作诗：
现在，他似乎与诗告别了，因为他觉得二子仲石的牺牲，王排长的宁自杀不投降，和他自己的命运，都是“亡国篇”中的美好的节段——这些事实，即使用散文记录下来，依然是诗的；他不必再向音节词律中找诗了。
如果将《四世同堂》与《猫城记》相比，就会发现抗战使老舍的文化观发生的变化太大了。《猫城记》是对中国文化及其所造成现实的一个悲观寓言，在对国民性的描写中很难发现积极、正面与有价值的东西。小说结尾，象征着日本人的小矮人侵入，猫国（中国）人居然不思抗敌，还在自相残杀。而《四世同堂》很大意义上是以艺术的形式对《猫城记》的一种文化批判。小说通过钱默吟与祁天佑等人的言行，弘扬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与节操，令人想到为国沉江的屈原、不辱节操的苏武、流离中忧国的杜甫以及以身殉国的文天祥、史可法等仁人志士。在钱默吟身上既能发现儒家的气节也能发现道家的审美人生，他写诗从不示人只给自己看故称默吟，但国家有难，他又宁死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