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上大学时改名玉堂，后改为语堂，福建漳州人。他生于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1919年入哈佛大学，后又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他几乎是唯一的去过哈佛听白璧德的课而对其学说不感兴趣的人，也几乎是唯一的留美学生与英美派疏离而与鲁迅等关系甚笃的文人，《语丝》创刊后他是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赴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鲁迅去厦门大学就是扑着他去的。1932年他在上海主编《论语》半月刊，随后又创办《人间世》《宇宙风》杂志，将1924年他音义对位翻译的幽默（Humour）加以弘扬，在性灵的招牌下倡导闲适的小品文，一时间成为“幽默大师”。这一时期的作品收入《剪拂集》（1928）、《大荒集》（1934）、《我的话》（上册1934，下册1936）等。由于他以闲适为格调的各种刊物在全国影响太大，受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的非议。
1935年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文有《吾国与吾民》与《中国人》等不同译法）在美国出版。1936年8月林语堂举家迁居美国，开始了用英文创作的30年。1937年出版的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像是对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补充与扩展。抗战爆发后，1939年心系祖国的林语堂出版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这部长篇与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A Leaf in the Storm（《风声鹤唳》，1941）、The Vermilion Gate（《朱门》，1953）一起被称为“林语堂小说三部曲”。1942年他翻译、选注的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中国印度之智慧》）出版，并被列为美国大学的教学用书。尽管林语堂在上海与鲁迅从渐行渐远到反目，但是，在《中国印度之智慧》的“中国篇”中，在老子、庄子、墨子、孟子、孔子等人之后，现代思想家与作家只有鲁迅一人被纳入，称为《鲁迅警世语》。他还向英语世界翻译了《庄子》（节译）、沈复的《浮生六记》等作品。他是第一个以英文写作名扬海外的中国作家，曾两度被提名参选诺贝尔文学奖。
在美国，林语堂并非以一个作家而是以一个东方哲人的姿态出现的，他的书就是让美国人来领略东方人的智慧与生活的艺术。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小说也具有哲理意味。东方哲人原本就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加上他是以小品文出道，又格外推崇庄子，因而他的《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中也有艺术性的闪光。他早期的《剪拂集》《大荒集》虽然有人当作散文看，却也充满了议论，而《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虽然是向美国人阐发中国文化的精义，但其中栩栩如生的艺术描写之处却是不少，且看《生活的艺术》的第三章《我们的动物性遗产》：
这种时间消逝的意识是藏在中西一切诗歌的背面的——人生本是一场梦；我们正如划船在一个落日余晖返照的明朗下午，沿着河划去；花不常好，月不常圆，人类生命也随着在动植物界的行列中永久向前走，出生、长成、死亡，把空位又让给别人。
第十一章《与上帝的关系》详细叙述了他怎样从基督教的牧师家庭、教会大学走向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的过程，情真意切，抽取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散文。走出基督教信仰的林语堂，尽管自以为“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但更与老庄道家有着生命的认同。他在性灵、幽默与道家哲学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在《中国与印度之智慧》的“中国篇”中先讲老庄，孔子则退居次席，他将庄子称为“幽默大师”。
不但《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与《剪拂集》《大荒集》之间具有互文性，而且在《京华烟云》等小说中，他那种说教的哲人姿态也时隐时现。林语堂小说三部曲具有内在的精神联系，就是试图通过小说创作将《吾国与吾民》与《生活的艺术》中的中国文化要义表现出来。因此，在阅读三部小说的时候最好能与《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进行比照参考。抗战使林语堂发生的思想变化并不亚于老舍，他在国内时连西化倾向浓重的鲁迅都称他为“西崽”，移居美国后很快抗战爆发，他的英文作品几乎是以称颂中国文化著称。但夏志清对于张扬爱国主义弘扬民族正气的《四世同堂》与《京华烟云》一律加以贬低，而对不辨民族大义的张爱玲则推崇备至。他甚至认为“林语堂小说三部曲”，还不如在国内时期的文章。爱国当然不能当作艺术标准，但绝不能将不爱国当作好作品的艺术标准，否则屈原与杜甫都会遭到极度贬低。
《京华烟云》将时代的更替与家族的兴衰交织在一起，描写了姚家、曾家、牛家从1900年到1938年的历史。起点是八国联军侵华，中经慈禧专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与国共分裂，到日本大举侵华结束，小说饱含对祖国的忧患，后三章几乎都是写抗战的。姚家的姚木兰及其父姚思安是小说的主要人物，木兰在八国联军到来前的逃难中与家人失散，被曾家所救，后来又嫁与曾家三儿子荪亚，而曾家二儿子经亚娶的是牛家的素云，这就是三大家族的联系。姚家以道家庄学为道，曾家以儒学为道，牛家则是荒**无道。小说中的姚思安是一个高人，他虽有过一段堕落的生活，却能参悟道家迷途知返。他将生意交给内兄冯舅爷，抛下家小，到高山大川中闲云野鹤地去过自然适意的生活。20世纪30年代日寇对中国的进逼日甚一日，姚思安的名言是：“曼娘若说中国非打不可，中国就会赢的。曼娘若说中国千万不要打，中国就会输的。”这就是庄子在《刻意》篇中阐发的道家智慧：“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不过姚思安临终前不久对木兰说的话又具有儒家意味：
由于你，你妹妹，阿非，和你们所生的孩子，我就等于不朽。我在你们身上等于重新生活，就犹如你在阿通阿眉身上之重新得到生命是一样。根本没有死亡。人不能战胜自然。生命会延续不止的。
姚木兰是小说的主人公，她深得父亲的性格真传，受到了姚曾两家上上下下的喜爱。她有王熙凤能干管家的本领、薛宝钗协和众人的方法、林黛玉发自内心的性情。她并非没有痛苦，她爱的是孔立夫却要嫁给荪亚。她只能随顺自然与命运的安排，不无嫉妒地看着妹妹莫愁嫁给立夫。然而当立夫真正有难，她居然敢于独闯司令部去找总司令，凭着她的智慧成功地让立夫出狱，在这方面她又有古代木兰的勇气。最悲哀的是在“三一八”惨案中女儿阿满被打死，木兰离开喧嚣的北京而去更有山水之乐的杭州居住。不过刚移居杭州，丈夫就与杭州艺专的女生丽华搞起婚外恋来，木兰又以其智慧让丈夫回归自己却不伤害任何人，并为丽华找到一个好的归宿。
然而，木兰的哥哥体仁与丫鬟银屏的恋爱悲剧却是对姚家的控诉。体仁穿过了阶级的河流在平等的岸上与银屏携手，从人性的角度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体仁对银屏越好，木兰的母亲就越视银屏为寇仇。他们共同将体仁支走去英国留学，试图将其分开。银屏只能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待体仁，而体仁未去英国，在香港待了一阵后又回到家找到银屏。然而当银屏为姚家生了儿子，姚太太仍不让银屏进姚家，却又要孙子归来，于是便派人去抢孩子，最后是将银屏逼得自杀。在《风声鹤唳》中，体仁与银屏所生的博雅又以悲悼的口吻将这一悲剧重新叙述了一遍。在这幕悲剧中，姚太太是直接的杀人凶手，甚至皇帝都不会将母子分离，姚太太却硬是违反人性而造成了银屏的死。这时候，信奉万物一齐的庄子学说的姚思安与木兰为什么都缄默了呢？还有曾家曼娘的悲剧：曾家人明明知道儿子是将死之人，却要曼娘嫁给他冲喜，结果曼娘很快就成了处女寡妇，连木兰都觉得“曼娘是冥冥中一个巨大力量之下的牺牲品，是受了欺骗玩弄。”
最后，被动的随顺自然的曼娘终于认为中国人应该对日宣战了，她本人也在日寇的侵辱下自杀。小说结尾木兰听到抗日军歌：
这歌声离他们越来越近，木兰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情绪，是一种快乐感，一种光荣感，她想那是必然无疑的。她的激动为从前所未有。这种激动，只有个人融进伟大的运动中，才会感觉得到。她记得她看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的殡仪行列时，她心里有这样的激动：那时的激动像现在的感觉，但是没有这么强大，不像现在这样震动她的全身，这样震动她的心灵。使她这样激动的，不仅仅是那些士兵，还有那广大的移动中的人群，连她自己都在内的广大的人群。她感觉到自己的国家，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得这么清楚，这么真实；她感觉到一个民族，由于一个共同的爱国的热情而结合，由于逃离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跋涉万里；她更感觉到一个民族，其耐心，其力量，其深厚的耐心，其雄伟的力量，就如同万里长城一样，也像万里长城之经历千年万载而不朽。她已经听说华北、华中，全部的人口的逃亡，听说四千万的男女同胞，向中国西部迁移，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迁移。她觉得这四千万人是以基本上共同的韵律在移动。……她看见，所有这些人，都宁愿要战争，不愿身为亡国奴，曼娘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这场战争毁灭了他们的家，杀死了他们的骨肉，使他们一无所有了，只剩下他们的一身行李，只剩下了饭碗，只剩下了筷子，他们不悔恨。这就是人类精神的胜利。再大的灾难，人的精神都能克服，能超而上之，由于精神的坚强弘毅，能改变而成为伟大荣耀，光辉万丈。
木兰所见的外在的光景改变了，她的内心也改变了。她失去了空间和方向，甚至失去了自己的个体感，觉得自己是伟大的一般老百姓中的一份子了。
连身在美国的林语堂都如是写，抗战使中国作家走向合群的文化选择，就不是偶然的了。
林语堂办杂志提倡幽默，但他的创作却没有多少幽默特征：他的杂文不如鲁迅的杂文幽默，他的小说不如鲁迅的《阿Q正传》幽默。不过第38章的审判孔立夫，是比较富有幽默与讽刺意味的。在那个军阀专权可以随便抓捕文人的时代，武人给文人所强加的罪状是很有幽默色彩的。因说“树也有感情”以及将妹妹嫁给了家里的“仆人”，就被指为共产党。法官提出的犯罪证据，孔立夫本人就将之驳得**裸的荒诞，加上前教育总长的面子，竟不能使孔立夫脱罪。原因被那个愚蠢中透露出几分良善的法官透底了：“他得罪了人。”在这里审判仅仅是走过场，孔立夫因写文章揭露牛怀瑜的丑行而被陷害，是无论如何也要有个“莫须有”的罪名，这就使整个审判成为一种具有荒诞色彩的讽刺。
《京华烟云》虽然使用“章”而不用“回”，但章的名称与传统的章回体小说没有任何两样，如“第一章 后花园富翁埋珠宝 北京城百姓避兵灾”。林语堂原想将《红楼梦》翻译成英文，放弃这一企图后他想写一部像《红楼梦》那样的小说。当然《京华烟云》的艺术成就无法与《红楼梦》相比，但《京华烟云》所受《红楼梦》的影响是很大的。宝黛的诗社在《京华烟云》中变成了“四婵娟”与巴固（隐指徐志摩）等人组成的文学圈，经常吐血不放心木兰弟弟阿非之爱的红玉就很像林黛玉。甚至小说中很多语句都有《红楼梦》的痕迹：“木兰把曼娘给她的那个玉桃儿是挂在胸前的衣裳下的，现在拿出来说：‘好姐姐，这次原谅我。我只是想逗你高兴的。’”小说中有些描写是很精彩的，如写木兰与立夫在泰山上的见闻与感慨：
木兰看见立夫眼睛上那副梦想的表情。在这块无字的石碑上，他读到了兴建万里长城的暴君的显赫荣耀，帝国的瞬即瓦解，历史的进展演变，十几个王朝的消逝——仿佛是若干世纪的历史大事一览表。而这个默默无言的黑暗的岩石，在高山日落的时候，横压在立夫和木兰的心头，那块巨大的石碑，是向人类文化历史坚强无比的挑战者。
立夫说：“你记得秦始皇怕死，派五百童男童女到东海求长生不死之药吗？而今物在人亡。”
木兰说出谜一般的话：“因为石头无情。”
这时暮霭四合，黑暗迅速降临，刚才还是一片金黄的云海，现在已成为一片灰褐，遮盖着大地。游云片片，奔忙一日，而今倦于飘泊，归栖于山谷之间，以度黑夜，只剩下高峰如灰色小岛，于夜之大海独抱沉寂。大自然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宇宙间的和平秩序，但是这和平秩序中却含有深沉的恐怖，令人凛然畏惧。
小说中这种生动的描写很多，智慧凝成的哲理语言也随处可见，因而像夏志清那样将这部小说一棍子打死，就很不明智。然而这部小说的确有着艺术上的缺憾，首先，这种缺憾不像有人所说的说教，因为这部小说中的说教绝不会有《卡拉马佐夫兄弟》多，后者仍是最伟大的艺术巨著。其次，这种缺憾也不像有人所说是几部分凑成的，作者显然对全书有着整体的构思，说几部分凑成的根本不成立。那么小说的缺憾何在？第一，是小说作者过于理性，艾略特让诗人逃避情感，但这是针对富有感情的诗人而言，问题是林语堂就是理性大于情感类型的人，只要把《京华烟云》与《红楼梦》一比，就知道《红楼梦》是如何以情动人了。第二，就是小说在理性指导下总在叙述一些外在的事件，而缺乏对血肉人生的直面切入；而在姚思安与木兰身上又有理想化的倾向，这种理想化往往遮蔽了真实而复杂的人生。第三，将时代的更替与家族的兴衰交织在一起并没有问题，在艺术处理上可以通过小说中人物之口加以点染即可，然而《京华烟云》却是一会儿描绘家族，一会儿叙述历史，造成了结构上的机械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