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伊始，左翼文人通过“文协”等组织的成立，很快在国统区掌握了话语权，使得国民党官方的御用文人根本就没有市场。于是民间一些与“文协”不同调甚至与国民党政府相近的声音，都被左翼文人所排斥，其中惹人注目的就是“战国策派”。
1940年林同济、陈铨、雷海宗、贺麟、沈从文等人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次年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认为当时的世界是扩大了的战国而被称为“战国策派”。说战国策派是法西斯主义就好像说信奉进化论的陈独秀、胡适与鲁迅等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战国策派诸位哲人优于不问世事的专业知识分子的，恰好就是他们对被**的祖国命运的忧虑，他们想在世界大战的语境中重建使中华民族战胜强敌而存活下去的文化价值。他们对中国传统的阴柔性格与散漫得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文化批判，试图以强悍的生命力再造民族性格的努力，与新文化运动也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同样一个学说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就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在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语境中，鲁迅等人以尼采学说强化个性解放后主体的自由意志；但是，在中国遭受侵略的语境中，战国策派则从国家至上与民族至上的角度接受尼采的强力意志，将力的哲学直接与民族的强大挂钩。正是从这个角度，战国策派背离了新文化运动，并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反思，试图在列国争雄的时代进行文化重建。事实上，左翼文人虽然批判战国策派，但是延安要求集体主义地攥成一个拳头的文化趋势比全国任何地方都严厉。战国策派主要是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的一些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作家只有陈铨与沈从文，这里就讨论一下战国策派的主将之一陈铨。
陈铨（1903—1969），号选卿，四川富顺人。在清华读书期间受到吴宓赏识。1927年创作长篇小说《革命的前一幕》（1934年出版，再版时改名《无名英雄》）。1928年出版长篇小说《天问》，赴美留学。1929年出版长篇小说《冲突》（即《恋爱之冲突》）。次年赴德国留学。1935年出版长篇小说《彷徨中的冷静》和《死灰》（三版时改名《再见，冷荇！》）。1942年出版话剧《野玫瑰》与长篇小说《狂飙》。1943年出版话剧《金指环》《无情女》，1944年出版诗集《哀梦影》。1946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归鸿》。陈铨的长篇小说与吴宓、钱锺书等人的清华传统是一致的，就是注重人性的探索。然而，与钱锺书那种优雅的文人情调不同，他的小说一开始就具有粗粝的风格。学徒爱上老板的女儿，在《少年漂泊者》与《林家铺子》等小说中都出现过，但陈铨的艺术处理却很独特。《天问》中的主人公林云章野心勃勃，他当学徒时狂热地爱上老板的女儿张慧林，他通过从军掌握权力，杀死情敌抱得美人归，却感到美人是与别人结过婚的平常女人。最后他到生命将尽的张慧林面前坦白了一切，并含笑自刎而死。从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英雄观对小说的影响，主人公的强力意志与野心勃勃向上爬似乎有尼采与《红与黑》中于连的影子，得到后感到厌腻又是叔本华哲学的结果。与《天问》表现意志及人性的回归相比，《革命的前一幕》更偏于通过恋爱表现一种哲思。在上海读大学的陈凌华到同学徐宝林的西子湖畔的家中度假，爱上了比西湖还美丽的同学妹妹徐梦频，陈凌华与徐宝林赴美留学后，北大学贯中西的独身主义教授许衡山却爱上了来京求学的徐梦频，但她仍情系远在异国的凌华。在凌华返国时，痛苦于失恋的许衡山就到南方参加革命去了。《彷徨中的冷静》也是一部多角恋情小说，而《狂飙》则是一部典型的抗战加恋爱的小说。
四幕剧《野玫瑰》在重庆的热演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剧作写的是抗战初期女间谍夏艳华接受派遣到北平卧底，与汉奸头目王立民结婚。三年后同是重庆派来的特工刘雪樵来到王家与王立民女儿曼丽谈恋爱，但他却是夏艳华当年在上海的情人。他们窃取了情报，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使汉奸头目王立民击毙伪警察厅长后服毒自杀，夏艳华则指挥众间谍安全撤离。随着连演16场的巨大成功以及国家民族至上的观念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欢迎，教育部还授予该剧作学术三等奖（一、二等奖全是学术著作，只有三等奖中有《野玫瑰》与曹禺的《北京人》），引起了左翼文人的群起抗议，二百多人联名上书教育部，以至于国民党政府高层尽管认同这个剧，而不认同变相抗议国民党的话剧《屈原》，但迫于群情激愤也不得不撤销奖项。陈源反驳左翼文人的观点而声援《野玫瑰》的，恰恰说此剧写出了汉奸的复杂性，而没有落入一写汉奸就是没有人性的草包的俗套。
受到左翼文人批判的“与抗战无关论”比战国策派还要早。1938年梁实秋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时写了一个编者按：“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就是“与抗战无关论”。从早年参与国家主义的“大江会”，到晚年“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恨，梁实秋一直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情操的文人，1937年后他也写了很多抗战文字，说他倡导“与抗战无关论”有点冤枉。而从左翼文人一面说，在皖南事变后，大都是“与抗战无关”揭露国民党腐败的作品。有趣的是，梁实秋在文学史上留下的不朽篇章，恰恰是“与抗战无关”的《雅舍小品》。《雅舍小品》是他20世纪40年代初应《星期评论》的约稿而作，抗战结束基本上编定，到台湾才出版的小品集。这部小品集在台湾一版再版多达数十版，创造了散文小品出版的奇迹。但其所写从女人、男人到孩子，从音乐、下棋、写字到画展，从谦让、握手到讲价，都是从一个角度观察人生的智慧闪光。所写的仿佛就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不但“与抗战无关”，而且阶级性与时代性都无关。因此，倔强的梁实秋是以《雅舍小品》的艺术形式，对从“左联”到抗战初期对他的人性论与“与抗战无关论”进行批判的回应。而注重描写人类的共通性与普遍性，又是清华文学的传统，这就使得《雅舍小品》与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相近。不过，钱锺书的几篇散文有的地方议论明显，艺术表现不如他的小说得心应手，而梁实秋的小品几乎就是他生命的流溢，其中的议论也被其智慧之光给掩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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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
有人说女人喜欢说谎，假如女人所捏撰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税，便很容易致富。这问题在什么叫做说谎。若是运用小小的机智，打破眼前小小的窘僵，获取精神上小小的胜利，因而牺牲一点点真理，这也可以算是说谎，那么，女人确是比较的富于说谎的天才。有具体的例证。你没有陪过女人买东西吗？尤其是买衣料，她从不干干脆脆的说要做什么衣，要买什么料，准备出多少钱；她必定要东挑西拣，翻天覆地，同时口中念念有词，不是嫌这匹料子太薄，就是怪那匹料子花样太旧，这个不禁洗，那个不禁晒，这个缩头大，那个门面窄，批评得人家一文不值。其实，满不是这么一回事，她只是嫌价码太贵而已！如果价钱便宜，其他的缺点全都不成问题，而且本来不要买的也要购储起来。一个女人若是因为炭贵而不生炭盆，她必定对人解释说：“冬天升炭盆最不卫生，到春天容易喉咙痛！”屋顶渗漏，塌下盆大的灰泥，在未修补之前，女人便会向人这样解释：“我预备在这地方安装电灯。”自己上街买菜的女人，常常只承认散步和呼吸新鲜空气是她上市的唯一理由。艳羡汽车的女人常常表示她最厌恶汽油的臭味。坐在中排看戏的女人常常说前排的头等座位最不舒适。一个女人馈赠别人，必说：“实在买不到什么好的……”其实这东西根本不是她买的，是别人送给她的。一个女人表示愿意陪你去上街走走，其实是她顺便要买东西。总之，女人总欢喜拐弯抹角的，放一个小小的烟幕，无伤大雅，颇占体面。这也是艺术，王尔德不是说过“艺术即是说谎”么？这些例证还只是一些并无版权的谎话而已。
女人善变，多少总有些哈姆雷特式，拿不定主意。问题大者如离婚结婚，问题小者如换衣换鞋，都往往在心中经过一读二读三读，决议之后再复议，复议之后再否决。女人决定一件事之后，还能随时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做出那与决定完全相反的事，使人无法追随。因为变得急速，所以容易给人以“脆弱”的印象。莎士比亚有一名句：“‘脆弱’呀，你的名字叫做‘女人！’”但这脆弱，并不永远使女人吃亏。越是柔韧的东西越不易摧折。女人不仅在决断上善变，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别针位置也常变，午前在领扣上，午后就许移到了头发上。三张沙发，能摆出若干阵势，几根头发，能梳出无数花头。讲到服装，其变化之多，常达到荒谬的程度。外国女人的帽子，可以是一根鸡毛，可以是半只铁锅，或是一个畚箕。中国女人的袍子，变化也就够多，领子高的时候可以使她像一只长颈鹿，袖子短的时候恨不得使两腋生风，至于钮扣盘花、滚边镶绣，则更加是变幻莫测。“上帝给她一张脸，她能另造一张出来”。“女人是水做的”，是活水，不是止水。
女人善哭。从一方面看，哭常是女人的武器，很少人能抵抗她这泪的洗礼。俗语说：“一哭二睡三上吊”，这一哭确实其势难当。但从另一方面看，哭也常是女人的内心的“安全瓣”。女人的忍耐的力量是伟大的，她为了男人，为了小孩，能忍受难堪的委屈。女人对于自己的享受方面，总是属于“斯多亚派”的居多。男人不在家时，她能立刻变成为素食主义者，火炉里能爬出老鼠，开电灯怕费电，再关上又怕费开关。平素既已极端刻苦，一旦精神上再受刺激，便忍无可忍，一腔悲怨天然的化做一把把的鼻涕眼泪，从“安全瓣”中汩汩而出，腾出空虚的心房，再来接受更多的委屈。女人很少破口骂人（骂街便成泼妇，其实甚少，）很少揎袖挥拳，但泪腺就比较发达。善哭的也就常常善笑，迷迷的笑，吃吃的笑，格格的笑，哈哈的笑，笑是常驻在女人脸上的，这笑脸常常成为最有效的护照。女人最像小孩，她能为了一个滑稽的姿态而笑得前仰后合、肚皮痛、淌眼泪，以至于翻筋斗！哀与乐都像是常川有备，一触即发。
女人的嘴，大概是用在说话方面的时候多。女孩子从小就往往口齿伶俐，就是学外国语也容易琅琅上口，不像嘴里含着一个大舌头。等到长大之后，三五成群，说长道短，声音脆，嗓门高，如蝉噪，如蛙鸣，真当得好几部鼓吹！等到年事再长，万一堕入“长舌”型，则东家长，西家短，飞短流长，搬弄多少是非，惹出无数口舌；万一堕入“喷壶嘴”型，则琐碎繁杂，絮聒唠叨，一件事要说多少回，一句话要说多少遍，如喷壶下注、万流齐发，当者披靡，不可向迩！一个人给他的妻子买一件皮大衣，朋友问他：“你是为使她舒适吗？”那人回答说：“不是，为使她少说些话！”
女人胆小，看见一只老鼠而当场昏厥，在外国不算是奇闻。中国女人胆小不至如此，但是一声霹雷使得她拉紧两个老妈子的手而仍战栗不止，倒是确有其事。这并不是做作，并不是故意在男人面前做态，使他有机会挺起胸脯说：“不要怕，有我在！”她是真怕。在黑暗中或荒僻处，没有人，她怕；万一有人，她更怕！屠牛宰羊，固然不是女人的事，杀鸡宰鱼，也不是不费手脚。胆小的缘故，大概主要的是体力不济。女人的体温似乎较低一些，有许多女人怕发胖而食无求饱，营养不足，再加上怕臃肿而衣裳单薄，到冬天瑟瑟打战，袜薄如蝉翼，把小腿冻得作“浆米藕”色，两只脚放在被里一夜也暖不过来，双手捧热水袋，从八月捧起，捧到明年五月，还不忍释手。抵抗饥寒之不暇，焉能望其胆大。
女人的聪明，有许多不可及处，一根棉线，一下子就能穿入针孔，然后一下子就能在线的尽头处打上一个结子，然后扯直了线在牙齿上砰砰两声，针尖在头发上擦抹两下，便能开始解决许多在人生中并不算小的苦恼，例如缝上衬衣的扣子，补上袜子的破洞之类。至于几根篾棍，一上一下的编出多少样物事，更是令人叫绝。有学问的女人，创辟“沙龙”，对任何问题能继续谈论至半小时以上，不但不令人入睡，而且令人疑心她是内行。
——梁实秋：《梁实秋集》，24—27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
原典点评
《女人》以生动幽默的语言，描写了在作者看来的女人的喜欢撒谎、善变、爱哭、胆小等一系列特性。这是作者描写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的一个范例，但他描写的是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是可以打折扣的，因为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看，女人是在不断选择中赋予其“女人性”以新的个性。而且《雅舍小品》是在文坛都在追逐时代性才铸成新鲜文体的，如果在文化语境相似的情况下整个文坛都写这种小品，那么，这种对所谓“永久人性”的描写就很容易重复。
在抗战前就标榜其写作与世事无关的是废名。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枣》与长篇小说《桥》，因为与世事无关，其优美恬淡的叙事基本被文坛所忽视了。不过这种优美恬淡的叙事到《桥》为止，从30年代初的《莫须有先生传》到40年代后期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写得越来越不像小说，尤其是《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然而，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却出现了对民间“抗日”的描写。废名五四时期的新诗没有多少个人特点，但从30年代开始他的新诗才像他的小说那样显示出几许禅意，尤其是他的小诗，颇受中国古代空灵妙悟的绝句与日本俳句的影响。
被批判为比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更毒”“更阴险”的是沈从文，他看不惯那些抗战八股，发表了《一般与特殊》的文章，引来左翼文人的批判。不过沈从文在抗战期间没有多少作品发表，继承他的衣钵的是汪曾祺。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在沈从文的提携下于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20世纪40年代的短篇小说收入《邂逅集》。《戴车匠》那位修车者修车就像庖丁解牛，具有一种艺术的享受；《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孵小鸡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陆鸭放鸭也是一绝，他们在各自的专门领域都达到了具有审美超越的化境。这些小说都是抗战与内战期间写的，却感受不到战火硝烟气味，几乎沉浸在田园乡趣中。60年代中期以他为主的创作班子将《芦**火种》改编成《沙家浜》，才重温抗战。到80年代初随着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的发表，他又回到《邂逅集》的境界，在艺术的发展脉络上接续着沈从文的文学传统，甚至《受戒》中主人公所唱的曲儿都是从沈从文的《雨后》中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