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 The Idea of History, pp.2528.
[142] 克罗齐也谈到了古希腊罗马人的“反历史的哲学”，不过他是以他们的未能接触到精神概念的“自然主义”来作解释的。History :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pp.191192.《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51页。
[143] 孔颖达：《周易正义》，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144] （清）李光地等奉清圣祖（康熙）之命编撰：《周易折中》，见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册，第381页。
[145] 克罗齐说已见前引。
[146] 见施丁：《说“通”》，《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47] 参考\[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39、42、74页。这个词，汉文或译“后思”（第39页），或译“反复思索”（第42页），或者就译为“反思”（第74页）。
[148]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第78—79页、第80—84页。
[149] 刘宝楠：《论语正义》，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
[150] 此处解释从朱熹《论语集注》卷1《为政》，《四书章句集注》，第59—60页。刘宝楠引陈澧《东塾类稿》，以为“十世可知”、“百世可知”是指不论多久，后代仍可知三代之礼。可备一说。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1册。
[151] 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本。
[152] 同上书。
[153] 同上书。
[154] 王先谦：《荀子集解》，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2册。
[155] 同上书。
[156] 同上书。
[157] 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
[158] 同上书。
[159] 同上书。
[160] 同上书。
[161] 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本。
[162] 同上书。
[163] 同上书。
[164] 王先谦：《荀子集解》，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2册，第205页、第207—208页、第206页。
[165] 同上书，第206—207页、第211页。
[166] 刘宝楠：《论语正义》，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1册，第56页。
[167] 同上书，第354—356页。
[168] 同上书，第369—370页。
[169] 朱熹：《孟子集注》，《四书章句集注》，第289页。
[170] 焦循：《孟子正义》，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1册，第498页。
[171] 同上书，第251页。
[172] 王先谦：《荀子集解》，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2册，第51—52页。
[173] 同上书，第9页。
[174] 同上书，第75页。
[175] 同上书，第77页。
[176] 同上书，第30页。
[177] 同上书，第51页。
[178] 王先谦：《荀子集解》，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2册，第93页。
[179] 同上书，第101页。
[180] 同上书，第274、284页。
[181] 同上书，第104页。
[182] 孔颖达：《周易正义·系辞上》，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183] 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6册，第315页。
[184] 孔颖达：《周易正义·系辞下》，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185] 刘宝楠：《论语正义》，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1册，第367页。
[186] 同上书，第76页。
[187] 同上书，第74页。
[188] 焦循：《孟子正义》，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1册，第142页。
[189] 焦循：《孟子正义》，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1册，第362页。
[190] 同上书，第582—583页。
[191] 王先谦：《荀子集解》，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2册，第290页。
[192] 同上书，第4页。
[193] 孔颖达：《周易正义·系辞上》，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194] 李光地等：《周易折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册，第381页。
[195] 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96] 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197] “历史理性”（historical reason）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指历史的理性（the reason of history），即作为客观历史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及对历史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的探究。题目之所以用“历史观”一词，是为了强调，我们所要讨论的，不是客观历史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而是道家和法家对历史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的认识。关于“理性”一词的考证，请参阅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198] 依学术界多数同志的意见，我以为道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老子》的成书时间，由于近年发现了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本，而大大提前，其主体部分写成于战国中期不成问题。《庄子》约成书于战国后期（参考张恒寿：《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法家思想出现于战国中期，《韩非子》成书于战国末年（可参考蒋重跃：《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引用古籍皆为通行注本，并尽可能利用已有研究成果，《老子》以郭店楚简、马王堆汉墓帛书补通行本的不足。另，本文只讨论整体的学派思想，对其人其书及各篇写定时间，不作过细分辨。
[199] 王弼：《老子道德经》第五章，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3册，第3页。
[200] 《老子》第二十五章，根据帛书本校改，见高明撰《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8—353页。《老子》还有道“似万物之宗”、“象帝之先”（第四章，《诸子集成》本，第3页），“天地根”（第六章，《诸子集成》本，第4页），“朴虽小，天地莫能臣”（今本第三十二章，根据楚简校改，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第112页）等表述，皆谓道为天地之先，为万物之原，与此段引文意义相当。
[201] 《老子》第十八章，《诸子集成》本，第10页。
[202] 《老子》第十九章，《诸子集成》本，第10页。按楚简《老子甲》则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虑，民复孝慈。”（见《郭店楚墓竹简》，第111页）其中无“圣”、“仁义”之语，而且更突出知识和智慧的副作用，在时间上可能更早。
[203] 见《马蹄》、《朐箧》两篇。与此相近的描述，还见于《骈拇》、《在宥》、《天地》、《天运》、《盗跖》、《缮性》诸篇，可见这是庄子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204] 郭庆藩：《庄子集释·马蹄》，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3册，第151—152页。
[205] 同上书，第352页。
[206]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见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第124页）质与文相对，有粗鄙朴实之义，为野人的品德。按野人，在西周春秋时期，为居住在城邦以外、未进于礼乐即没有公民身份的居民。
[207] 郭庆藩：《庄子集释·知北游》，《诸子集成》本，第327页。
[208] 王先谦：《庄子集解·人间世》，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3册，第25页。
[209] 郭庆藩：《庄子集释·德充符》，《诸子集成》本，第88页。
[210] 同上书，第96页。
[211] 郭庆藩：《庄子集释·大宗师》，《诸子集成》本，第108—109页。
[212] 同上书，第129页。
[213]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57页。
[214] 郭庆藩：《庄子集释·天运》，《诸子集成》本，第223—235页。
[215] 成玄英疏：“安心顺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兹也。”（《庄子集释·人间世》，《诸子集成》本，第71—72页）另一处作：“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庄子集释·德充符》，《诸子集成》本，第90页）
[216] 郭庆藩：《庄子集释·则阳》，《诸子集成》本，第382页。
[217] 郭庆藩：《庄子集释·山木》，《诸子集成》本，第296页。
[218] 同上书，第293页。
[219] 郭庆藩：《庄子集释·天下》，《诸子集成》本，第475页。
[220] 这里的“纯粹历史理性”是指不羼杂具体的宗教和道德理性因素的历史理性。
[221]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五蠹》，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5册，第339页。
[222] 任继愈：“他（韩非）看到了在历史中起作用的是人而不是神。”（《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40页）。
[223]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五蠹》，《诸子集成》本，第339—340页。
[224] 同上书，第340—341页。
[225] 同上书，第341页。
[226]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经法·十大（六）经·五政》，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54页。
[227] 本节所引材料为论家常用，我只取其关于道论的基本意义，故不在文中作详细的解析和考证。
[228] 《老子》第四十章，《诸子集成》本，第25页。
[229] 《老子》第四十二章，《诸子集成》本，第26页。
[230] 《老子》第三十章，《诸子集成》本，第17—18页。又见第五十五章，同本第34页，文作：“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231] 《老子》第四章，《诸子集成》本，第3页。
[232] 《老子》第六章，《诸子集成》本，第4页。
[233] 《老子》第十章，《诸子集成》本，第6页。
[234] 《老子》第六十五章，《诸子集成》本，第40页。
[235] 郭庆藩：《庄子集释·大宗师》，《诸子集成》本，第111—113页。
[236] 《庄子集释·知北游》，《诸子集成》本，第326—328页。“期而后可”，郭象注：“欲令庄子指名所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成玄英疏：“正，官号也，则今之市令也。获，名也。监，市之魁也。”郭象注：“狶，大豕也。夫监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难肥之处，愈知豕肥之要。今问道之所在，而每况之于下贱，则明道之不逃于物也，必矣。”关于道无所不在，内篇也有线索：“夫道未始有封”。郭象注：“冥然无不在也。”成玄英疏：“夫道无不在，所在皆无，**然无际，有何封域也？”见《庄子集释·齐物论》，《诸子集成》本，第40页。
[237] 例如：“道无终始，物有死生。”（《庄子集释·秋水》，《诸子集成》本，第259页）“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庄子集释·知北游》，同本，第332页）“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庄子集释·庚桑楚》，同本，第348页）这些是倾向于本原论的。“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庄子集释·齐物论》，同本，第38页）“夫道未始有封”。（《庄子集释·齐物论》，同本，第40页）这对万物是否有个开头是存疑的。“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庄子集释·渔父》，同本，第448页）“物物者与物无际”。（《庄子集释·知北游》，同本，第328页）这有混合本原性和普遍性的倾向。
[238]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主道》，《诸子集成》本，第17—18页。
[239] 同上书，第31—32页。
[240]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主道》，《诸子集成》本，第107—108页。
[241] 有学者指出：庄子的道是自然性的（相当于本文所谓的“普遍性”），《大宗师》中关于道的实体性、本原性的论述并非出自庄子之手，而是老子派的观点。其他篇中还有少量的类似说法，也不能视作庄子的本体思想。这些有关道作为原始母体的议论文字，是编《庄子》一书者把非庄子所写之其他道家文献混入（见颜世安著《庄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这说明《庄子》书的道论的确可以从不相协调的两个方面来看待。还有学者曾经提到庄子思想中的若干对矛盾，如周启成《庄子思想的矛盾》，《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51—59页。以上这些观点是促使我们把历史理性与道论结合起来，从而揭示庄子历史理性中的矛盾的重要契机。
[242] 《老子》第十六章，《诸子集成》本，第9页。王弼注：“各返其所始也。”
[243] 国外有汉学家认识到老庄的历史衰退思想（decay pattern），甚至指出，《道德经》认为，秩序的恢复在原则上仍是可能的，而《庄子》则把日益严重的历史衰退视为理所当然（Peter J. Opitz, ‘The Birth of “History”: Historical Speculation in Chou China’, Hans Lenk and Gregor Paul, edited, Epistemological Issu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 144147）。我认为，这已触到了老庄历史思想的要害。不过，问题是，他们未能把道家历史理性与道论结合起来思考，所以未能使道家历史理性中的矛盾呈现出来。
[244] 我曾在探讨《管子》道论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本原的道何以与法则的道合而为一？”所谓“法则的”，相当于本文中“普遍性的”。参见蒋重跃：《齐国道论纲要》，《管子学刊》编辑部编《管子与齐文化》，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
[245] 欧阳修：《原正统论》，《欧阳文忠公文集》五十九《外集》卷第九，明正德七年（1512年）刘乔刻嘉靖十六年（1537年）季本、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何迁递修本，第6页第2面。
[246]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国史学观念探讨之一》，龙门书店1977年版，第1页。
[247] 顾炎武：《日知录》卷之二十“年号当从实书”条，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潘耒遂初堂刻本，第16页，第一面。
[248] 孙家洲：《“正统之争”与“正统史观”》，《争鸣》1988年第2期。
[249]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9页。
[250]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34页；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251] 孔颖达：《周易正义》，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252] 同上书。
[253]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45页。
[254] 《汉书·律历志》。
[255] 李善：《文选李善注》卷7，同治八年（1869年）九月金陵书局校刊汲古阁毛氏本，第1页第二面。
[25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43页。
[257] 钱绎：《方言笺疏》卷第10，李发舜，黄建中，点校，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70页。
[258] 李善：《文选李善注》卷7，同治八年（1869年）九月金陵书局校刊汲古阁毛氏本，第14页第二面。
[259] 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2册，第186页。
[260] 韩婴：《韩诗外传》卷第四，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校刻，亦有生斋刻本，第4页第1面。
[261]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
[26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47页。
[263] 《荀子·议兵》多见“本统”一词，是个复合词，“统”与“本”相通。《荀子集解》,第183、186页。
[264] 《汉书·贾邹枚路传》。
[265]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45页。
[26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45页。
[267]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268] 班孟坚：《典引》，《文选》卷48，同治八年（1869年）九月金陵书局校刊汲古阁毛氏本，第9页第二面，第11页第1 面。
[269] 苏舆：《三代改制质文》，《春秋繁露义证》卷7，第184—185页。
[270]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第3063页。
[271] 《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原文为“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夫”误为“天”，据阮元《校勘记》改正。
[272] 欧阳修：《正统论下》，《欧阳文忠公集》十六论三首，明正德七年（1512年）刘乔刻嘉靖十六年（1537年）季本、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何迁递修本，第5页第1面。
[273] 《资治通鉴》第5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87页。
[274] 司马光：《郭长官纯书》，《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卷第61，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第十六世孙司马祉刻本，第10页第2面。
[275] 《史记·高祖本纪》。
[276] 邯郸淳：《魏受命述》，《古文苑》卷第12《颂述》，明万历癸巳（1593年）二月刻本，第13页第1面。
[277] 沈约：《宋书》，第420页。
[278]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3页。
[279] 鲁一同：《正统论》，《通甫类稿》卷1，清咸丰九年（己未，1859年）刻本，第21页第2面。
[280] 《国语·齐语》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225页。
[28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44页。
[282] 皇甫湜：《东晋元魏帝正闰论》，《皇甫持正文集》卷第2，《四部丛刊》集部，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第3页第2面。
[283]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10，《西伯戡黎》第16，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284] 到了公元前256年（秦昭王五十一年），秦灭掉周赧王；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秦灭东周君，周竟连名存也做不到了。参见《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3、747、750页。
[285]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图录，第260页第2面，下册考释，第219页第2面；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4页。
[286] 焦循：《孟子正义》，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1册，第53—54页。
[287]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288]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89] 《史记·封禅书》。
[290] 《汉书·艺文志》。
[291] 《吕氏春秋》，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6册，第126—127页。
[292]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下册，卷13，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8页；所引《七略》之文见《文选李善注》卷6，左太冲：《魏都赋》注，第13A页，文作“邹子有终始五德”，多一“有”字。同治八年（1869年）九月金陵书局校刊汲古阁毛氏本。《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引略同，其文作：“舜土德也，夏木德也，殷金德也，周火德也，《邹子》曰：‘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可为佐证。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7册，第176页。
[293] 《左传》昭公八年：晋国史赵说“陈，颛顼之族也”；昭公九年：郑国大夫裨灶说：“陈，水属也。”孔颖达疏：“陈是舜后，舜为土德。”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今本《管子》有《水地》篇，可见水、土并重，在齐国的确有深厚的基础和深远的渊源。
[294] 《史记·封禅书》。
[295] 《史记·秦始皇本纪》。
[296] 《史记·封禅书》。
[297] 《史记·秦始皇本纪》。
[298]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5册，第311页。
[299] 同上书，第358页。
[300] 《史记·儒林列传》。
[301] 德国学者Peter J. Opitz对法家学说缺少合法性的理论（即正统观）有所发现。Peter J. Opitz, ‘The Birth of “History”:Historical Speculation in Chou China’, in Epistemological Issu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edited by Hans Lenk and Gregor Paul,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 p.153.
[302] 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第5册，第238—240页、第239页；《汉书》卷27，《五行志》第七上：“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水之大数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顺序是水、火、木、金、土，与《洪范》以特性排列的顺序相合，为后世《五行志》或《灾异志》所取法。《管子》引文的顺序是水、木、金、火、（土），不在生胜之列，形态较原始。《汉书》，第1328页。
[303] 参见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304] 《史记·封禅书》。
[305]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306] 《史记·封禅书》，《史记·孝文本纪》。
[307] 《史记·历书》，《史记·张丞相列传》。
[308] 《汉书·秦本纪》，《史记·封禅书》。另据《史记》记载，武帝喜神仙、封禅之事，迷信黄帝羽化飞升之说，于太初元年，宣布“改历，以正月（建寅之月）为岁首，而色上黄。”见《封禅书》。
[309] 杨向奎：《五行说的起源及其演变》，《文史哲》1955年第11期。
[310] 苏舆：《三代改制质文》，《春秋繁露义证》卷7，第362页。
[311] 《汉书·礼乐志》。
[312]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313] 《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
[314] 《汉书·谷永杜邺传》。
[315] 《汉书·楚元王传》。
[316] 刘向：《说苑》，程荣纂辑：《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441页。
[317] 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318] 《汉书·郊祀志》；荀悦：《前汉纪》卷1《高祖皇帝纪》，《四部丛刊》史部，民国上海涵芬楼用无锡孙氏小绿天藏明嘉靖本影印，第1页，第2面；沈约：《宋书》，第259页；李石：《续博物志》卷1，光绪纪元（1875）夏月湖北崇文书局刻本，第5页，第2面。班固：《汉书·郊祀志》赞：“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荀悦：《前汉纪》：“及至刘向父子，乃推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于汉，宜为火德。其序之也，以为《易》称帝出乎《震》，故太暭始出乎《震》，为木德，号曰伏羲氏。”沈约：《宋书》：“且五德更王，惟有二家之说，邹衍以相胜立体，刘向以相生为义。”李石：《续博物志》：“自古帝王五运之次有二说，邹衍以五行相胜为义，刘向则以相生为义。汉魏共尊刘说。”
[319] 《汉书·律历志》。
[320] 《汉书·郊祀志》。
[321] 《白虎通》，光绪纪元（1875）夏月湖北崇文书局刻本。
[322] 《魏书·孝静帝纪》。
[323] 赵翼：《廿二史札记》有“禅代”、“魏晋禅代不同”二条，综述、辨析汉唐间政权攘夺之史事，可参考，见赵翼著，王树民校《廿二史札记校正》，第143—148页。
[324] 元明清时期，五德终始说从主流的官方意识形态中游离出来（参见《春秋繁露义证》卷7《三代改制质文》，第186页），这是中国古代历史正统观的新动向。我们知道，元明清统一的建立都是在大战之后，这无法与相生说的五德运转观相协调，而且，随着历史理性的进一步觉醒，五德终始说逐渐失去往日的神威，从宋代开始就受到学者的质疑和批评，这些都会对五德终始说的衰落产生一定的影响。
[325] 刘家和：《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326] 语出“天人三策”的第一策，见《汉书·董仲舒传》。“示”今本原作“视”，师古曰：“视读曰示”；又据《汉纪》武皇帝纪二卷第十一校正。见荀悦撰、张烈点校：《两汉纪上》，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4—175页。又见清儒陈卓人（立）：《公羊义疏》一，《续经解春秋类汇编》第4册，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第3841页下左。
[327]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28] 原文较长，载《汉书·董仲舒传》。
[329]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30] 谓宣公缪公的让是“不中法”。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78页。
[331]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32] 同上书。
[333] 原文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玉英》，第71—72页。关于《春秋》重元，《王道》篇也有相近论述：《春秋》为什么要贵“元”？因为元即始，说的是其本的端正。所谓道乃是王道，王乃是人民的根本。王正，就元气和顺，天降祥瑞；王不正，就贼气并出，天降灾异。五帝三王“不敢有君民之心”，他们实行德政，合乎王道，天下就呈现出一派和乐自然的景象（合乎儒道两家憧憬的至德之世）。桀纣骄溢妄行，结果身遭诛戮，天下大亡。东周以来，礼坏乐崩，灾异迭生，孔子作《春秋》，目的就是为了“反王道之本”，这就是贵元。概括起来，元即始，即为政的根本，也即是王道，行王道则天下治，失王道则天下乱，所以为政要贵元，贵元就是贵王道。这就是董仲舒以“元”、“正本”的思想。（《王道》，第100—102页）《二端》篇则提出“贵微重始”乃是《春秋》大义。以天谴明元之深也，所谓元之深，即天谴也。知天谴而修己，则为王者也。《春秋》之所以有灾异，端在于“贵微重始”，在于元之深也。（《二端》第155—156页）说来说去，都是强调《春秋》重元就是要君主正己修身，以为政治的根本。
[334] 《春秋繁露义证·玉英》，第69页。
[335] 同上书，第68页。
[336] 同上书，第100页。
[337] 徐彦：《春秋公羊传》隐元年，何注：“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38] 后者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339] 原文载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184—185页。
[340]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还，入于郑，郑伯将享之，问礼于皇武子，对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释焉。丰厚可也。’郑伯从之，享宋公有加，礼也。”如果这段记载属实，那么，《公羊传》的三统说就是有历史根据的。
[341] 据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引何休《春秋文谥例》，见《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42] “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春秋繁露义证·奉本》，第279页。
[343] 《汉书·董仲舒传》。
[344] 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楚庄王》和《王道》篇。
[345]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楚庄王》，第10—13页。
[346] 《史记·匈奴列传赞》。
[347]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桓二年注，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48]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王道》，第112—116页。
[349] 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精华》作：“《春秋》无达辞”，义同。
[350]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精华》，第96—98页。
[35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竹林》，第46—51页。
[352]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竹林》，第51—55页。
[353]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楚庄王》，第14—19页。
[354] 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后收入《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103页。
[355] Benedetto Croce,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Douglas Ainslie,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3. p.12.
[356] Ibid., p.14.
[357] Ibid., pp. 2425.
[358] 参见Paul Edwards, ed.,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6, Philosophy of History条，作者W. H. Dray（德雷），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and Free Press,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p. 247。又见\[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章，第6—20页。
[359] 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编者序言》，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页。
[360] Frederick Copleston, S. J.,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Image Books, A Division of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1960. pp. 150，151.
[361]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第80页。
[362]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6, Philosophy of History条，pp.250251.
[363]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第108—118页，译序17页。
[364] 《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82—2583页。
[365]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66]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67]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4，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68]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28，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69]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1，第9—10页。
[370]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71] 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
[372] 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清经解》本。
[373]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25，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74]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339，270—278页。
[375]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1，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76]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6，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77]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22，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78] 参见蒋重跃：《试论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文史哲》2004年第4期。
[379] 参见刘家和：《史学的悖论与历史的悖论——试对汉代《春秋》公羊学中的矛盾作一种解释》，原载《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周年文集》，收入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
[380] 《吕氏春秋》，《诸子集成》本。
[381] 《汉书·律历志》。
[382] 参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183—213页。
[383] 蒋庆：《公羊学引论》第5章，“公羊学的基本思想（下）”；《春秋》经传何注中的通三统思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302页。
[384] 庄公二十七年、宣公十六年等何注皆有“黜杞”。
[385]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隐公元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86] 参见刘家和：《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387]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2，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88]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4，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89]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8，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90]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22，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91]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22，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92] 焦循：《孟子注疏》卷1下，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93] 参见刘家和：《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394] 这里的历史理性，简单说来，是指探究历史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关于历史理性的定义，可参见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395] 参见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396]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2，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97]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98] 参见刘家和：《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