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 The Idea of History, pp.2528.
[142] 克羅齊也談到了古希臘羅馬人的“反曆史的哲學”，不過他是以他們的未能接觸到精神概念的“自然主義”來作解釋的。History :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pp.191192.《曆史學的理論和實際》，第151頁。
[143] 孔穎達：《周易正義》，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144] （清）李光地等奉清聖祖（康熙）之命編撰：《周易折中》，見台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38冊，第381頁。
[145] 克羅齊說已見前引。
[146] 見施丁：《說“通”》，《史學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47] 參考\[德\]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第39、42、74頁。這個詞，漢文或譯“後思”（第39頁），或譯“反複思索”（第42頁），或者就譯為“反思”（第74頁）。
[148] \[英\]柯林武德：《曆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傑譯，第78—79頁、第80—84頁。
[149] 劉寶楠：《論語正義》，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
[150] 此處解釋從朱熹《論語集注》卷1《為政》，《四書章句集注》，第59—60頁。劉寶楠引陳澧《東塾類稿》，以為“十世可知”、“百世可知”是指不論多久，後代仍可知三代之禮。可備一說。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1冊。
[151] 焦循：《孟子正義》，《諸子集成》本。
[152] 同上書。
[153] 同上書。
[154] 王先謙：《荀子集解》，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2冊。
[155] 同上書。
[156] 同上書。
[157] 劉寶楠：《論語正義》，《諸子集成》本。
[158] 同上書。
[159] 同上書。
[160] 同上書。
[161] 焦循：《孟子正義》，《諸子集成》本。
[162] 同上書。
[163] 同上書。
[164] 王先謙：《荀子集解》，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2冊，第205頁、第207—208頁、第206頁。
[165] 同上書，第206—207頁、第211頁。
[166] 劉寶楠：《論語正義》，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1冊，第56頁。
[167] 同上書，第354—356頁。
[168] 同上書，第369—370頁。
[169] 朱熹：《孟子集注》，《四書章句集注》，第289頁。
[170] 焦循：《孟子正義》，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1冊，第498頁。
[171] 同上書，第251頁。
[172] 王先謙：《荀子集解》，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2冊，第51—52頁。
[173] 同上書，第9頁。
[174] 同上書，第75頁。
[175] 同上書，第77頁。
[176] 同上書，第30頁。
[177] 同上書，第51頁。
[178] 王先謙：《荀子集解》，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2冊，第93頁。
[179] 同上書，第101頁。
[180] 同上書，第274、284頁。
[181] 同上書，第104頁。
[182] 孔穎達：《周易正義·係辭上》，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183] 畢沅：《呂氏春秋新校正》，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6冊，第315頁。
[184] 孔穎達：《周易正義·係辭下》，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185] 劉寶楠：《論語正義》，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1冊，第367頁。
[186] 同上書，第76頁。
[187] 同上書，第74頁。
[188] 焦循：《孟子正義》，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1冊，第142頁。
[189] 焦循：《孟子正義》，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1冊，第362頁。
[190] 同上書，第582—583頁。
[191] 王先謙：《荀子集解》，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2冊，第290頁。
[192] 同上書，第4頁。
[193] 孔穎達：《周易正義·係辭上》，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194] 李光地等：《周易折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8冊，第381頁。
[195] 劉家和：《論通史》，《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96] 劉家和：《論曆史理性在古代中國的發生》，《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2期。
[197] “曆史理性”（historical reason）是本文的一個重要關鍵詞，指曆史的理性（the reason of history），即作為客觀曆史過程的所以然或道理及對曆史過程的所以然或道理的探究。題目之所以用“曆史觀”一詞，是為了強調，我們所要討論的，不是客觀曆史過程的所以然或道理，而是道家和法家對曆史過程的所以然或道理的認識。關於“理性”一詞的考證，請參閱劉家和：《論曆史理性在古代中國的發生》，《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2期。
[198] 依學術界多數同誌的意見，我以為道家思想產生於春秋戰國之際，《老子》的成書時間，由於近年發現了郭店楚簡《老子》甲乙丙本，而大大提前，其主體部分寫成於戰國中期不成問題。《莊子》約成書於戰國後期（參考張恒壽：《莊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法家思想出現於戰國中期，《韓非子》成書於戰國末年（可參考蔣重躍：《韓非子的政治思想》，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引用古籍皆為通行注本，並盡可能利用已有研究成果，《老子》以郭店楚簡、馬王堆漢墓帛書補通行本的不足。另，本文隻討論整體的學派思想，對其人其書及各篇寫定時間，不作過細分辨。
[199] 王弼：《老子道德經》第五章，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3冊，第3頁。
[200] 《老子》第二十五章，根據帛書本校改，見高明撰《帛書老子校注》，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48—353頁。《老子》還有道“似萬物之宗”、“象帝之先”（第四章，《諸子集成》本，第3頁），“天地根”（第六章，《諸子集成》本，第4頁），“樸雖小，天地莫能臣”（今本第三十二章，根據楚簡校改，見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甲》，第112頁）等表述，皆謂道為天地之先，為萬物之原，與此段引文意義相當。
[201] 《老子》第十八章，《諸子集成》本，第10頁。
[202] 《老子》第十九章，《諸子集成》本，第10頁。按楚簡《老子甲》則作：“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亡有。絕偽棄慮，民複孝慈。”（見《郭店楚墓竹簡》，第111頁）其中無“聖”、“仁義”之語，而且更突出知識和智慧的副作用，在時間上可能更早。
[203] 見《馬蹄》、《朐篋》兩篇。與此相近的描述，還見於《駢拇》、《在宥》、《天地》、《天運》、《盜蹠》、《繕性》諸篇，可見這是莊子思想中的重要內容。
[204] 郭慶藩：《莊子集釋·馬蹄》，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3冊，第151—152頁。
[205] 同上書，第352頁。
[206]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見劉寶楠：《論語正義》，《諸子集成》本，第124頁）質與文相對，有粗鄙樸實之義，為野人的品德。按野人，在西周春秋時期，為居住在城邦以外、未進於禮樂即沒有公民身份的居民。
[207] 郭慶藩：《莊子集釋·知北遊》，《諸子集成》本，第327頁。
[208] 王先謙：《莊子集解·人間世》，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3冊，第25頁。
[209] 郭慶藩：《莊子集釋·德充符》，《諸子集成》本，第88頁。
[210] 同上書，第96頁。
[211] 郭慶藩：《莊子集釋·大宗師》，《諸子集成》本，第108—109頁。
[212] 同上書，第129頁。
[213]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57頁。
[214] 郭慶藩：《莊子集釋·天運》，《諸子集成》本，第223—235頁。
[215] 成玄英疏：“安心順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茲也。”（《莊子集釋·人間世》，《諸子集成》本，第71—72頁）另一處作：“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莊子集釋·德充符》，《諸子集成》本，第90頁）
[216] 郭慶藩：《莊子集釋·則陽》，《諸子集成》本，第382頁。
[217] 郭慶藩：《莊子集釋·山木》，《諸子集成》本，第296頁。
[218] 同上書，第293頁。
[219] 郭慶藩：《莊子集釋·天下》，《諸子集成》本，第475頁。
[220] 這裏的“純粹曆史理性”是指不羼雜具體的宗教和道德理性因素的曆史理性。
[221]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五蠹》，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5冊，第339頁。
[222] 任繼愈：“他（韓非）看到了在曆史中起作用的是人而不是神。”（《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40頁）。
[223]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五蠹》，《諸子集成》本，第339—340頁。
[224] 同上書，第340—341頁。
[225] 同上書，第341頁。
[226]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經法·十大（六）經·五政》，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54頁。
[227] 本節所引材料為論家常用，我隻取其關於道論的基本意義，故不在文中作詳細的解析和考證。
[228] 《老子》第四十章，《諸子集成》本，第25頁。
[229] 《老子》第四十二章，《諸子集成》本，第26頁。
[230] 《老子》第三十章，《諸子集成》本，第17—18頁。又見第五十五章，同本第34頁，文作：“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231] 《老子》第四章，《諸子集成》本，第3頁。
[232] 《老子》第六章，《諸子集成》本，第4頁。
[233] 《老子》第十章，《諸子集成》本，第6頁。
[234] 《老子》第六十五章，《諸子集成》本，第40頁。
[235] 郭慶藩：《莊子集釋·大宗師》，《諸子集成》本，第111—113頁。
[236] 《莊子集釋·知北遊》，《諸子集成》本，第326—328頁。“期而後可”，郭象注：“欲令莊子指名所在。”“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成玄英疏：“正，官號也，則今之市令也。獲，名也。監，市之魁也。”郭象注：“狶，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關於道無所不在，內篇也有線索：“夫道未始有封”。郭象注：“冥然無不在也。”成玄英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無，**然無際，有何封域也？”見《莊子集釋·齊物論》，《諸子集成》本，第40頁。
[237] 例如：“道無終始，物有死生。”（《莊子集釋·秋水》，《諸子集成》本，第259頁）“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莊子集釋·知北遊》，同本，第332頁）“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莊子集釋·庚桑楚》，同本，第348頁）這些是傾向於本原論的。“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莊子集釋·齊物論》，同本，第38頁）“夫道未始有封”。（《莊子集釋·齊物論》，同本，第40頁）這對萬物是否有個開頭是存疑的。“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莊子集釋·漁父》，同本，第448頁）“物物者與物無際”。（《莊子集釋·知北遊》，同本，第328頁）這有混合本原性和普遍性的傾向。
[238]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主道》，《諸子集成》本，第17—18頁。
[239] 同上書，第31—32頁。
[240]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主道》，《諸子集成》本，第107—108頁。
[241] 有學者指出：莊子的道是自然性的（相當於本文所謂的“普遍性”），《大宗師》中關於道的實體性、本原性的論述並非出自莊子之手，而是老子派的觀點。其他篇中還有少量的類似說法，也不能視作莊子的本體思想。這些有關道作為原始母體的議論文字，是編《莊子》一書者把非莊子所寫之其他道家文獻混入（見顏世安著《莊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頁）。這說明《莊子》書的道論的確可以從不相協調的兩個方麵來看待。還有學者曾經提到莊子思想中的若幹對矛盾，如周啟成《莊子思想的矛盾》，《中國哲學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51—59頁。以上這些觀點是促使我們把曆史理性與道論結合起來，從而揭示莊子曆史理性中的矛盾的重要契機。
[242] 《老子》第十六章，《諸子集成》本，第9頁。王弼注：“各返其所始也。”
[243] 國外有漢學家認識到老莊的曆史衰退思想（decay pattern），甚至指出，《道德經》認為，秩序的恢複在原則上仍是可能的，而《莊子》則把日益嚴重的曆史衰退視為理所當然（Peter J. Opitz, ‘The Birth of “History”: Historical Speculation in Chou China’, Hans Lenk and Gregor Paul, edited, Epistemological Issu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 144147）。我認為，這已觸到了老莊曆史思想的要害。不過，問題是，他們未能把道家曆史理性與道論結合起來思考，所以未能使道家曆史理性中的矛盾呈現出來。
[244] 我曾在探討《管子》道論時提出這樣的問題：“本原的道何以與法則的道合而為一？”所謂“法則的”，相當於本文中“普遍性的”。參見蔣重躍：《齊國道論綱要》，《管子學刊》編輯部編《管子與齊文化》，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頁。
[245] 歐陽修：《原正統論》，《歐陽文忠公文集》五十九《外集》卷第九，明正德七年（1512年）劉喬刻嘉靖十六年（1537年）季本、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何遷遞修本，第6頁第2麵。
[246]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中國史學觀念探討之一》，龍門書店1977年版，第1頁。
[247] 顧炎武：《日知錄》卷之二十“年號當從實書”條，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潘耒遂初堂刻本，第16頁，第一麵。
[248] 孫家洲：《“正統之爭”與“正統史觀”》，《爭鳴》1988年第2期。
[249]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69頁。
[250]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634頁；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251] 孔穎達：《周易正義》，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252] 同上書。
[253]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645頁。
[254] 《漢書·律曆誌》。
[255] 李善：《文選李善注》卷7，同治八年（1869年）九月金陵書局校刊汲古閣毛氏本，第1頁第二麵。
[256]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643頁。
[257] 錢繹：《方言箋疏》卷第10，李發舜，黃建中，點校，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370頁。
[258] 李善：《文選李善注》卷7，同治八年（1869年）九月金陵書局校刊汲古閣毛氏本，第14頁第二麵。
[259] 王先謙：《荀子集解》，《諸子集成》第2冊，第186頁。
[260] 韓嬰：《韓詩外傳》卷第四，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校刻，亦有生齋刻本，第4頁第1麵。
[261]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262]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647頁。
[263] 《荀子·議兵》多見“本統”一詞，是個複合詞，“統”與“本”相通。《荀子集解》,第183、186頁。
[264] 《漢書·賈鄒枚路傳》。
[265]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645頁。
[266]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645頁。
[267] 《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268] 班孟堅：《典引》，《文選》卷48，同治八年（1869年）九月金陵書局校刊汲古閣毛氏本，第9頁第二麵，第11頁第1 麵。
[269] 蘇輿：《三代改製質文》，《春秋繁露義證》卷7，第184—185頁。
[270]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第3063頁。
[271] 《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夫王者始受命改製”原文為“天王者始受命改製”，“夫”誤為“天”，據阮元《校勘記》改正。
[272] 歐陽修：《正統論下》，《歐陽文忠公集》十六論三首，明正德七年（1512年）劉喬刻嘉靖十六年（1537年）季本、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何遷遞修本，第5頁第1麵。
[273] 《資治通鑒》第5冊，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187頁。
[274] 司馬光：《郭長官純書》，《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61，明萬曆十五年（1587年）第十六世孫司馬祉刻本，第10頁第2麵。
[275] 《史記·高祖本紀》。
[276] 邯鄲淳：《魏受命述》，《古文苑》卷第12《頌述》，明萬曆癸巳（1593年）二月刻本，第13頁第1麵。
[277] 沈約：《宋書》，第420頁。
[278] 《辭源》，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43頁。
[279] 魯一同：《正統論》，《通甫類稿》卷1，清鹹豐九年（己未，1859年）刻本，第21頁第2麵。
[280] 《國語·齊語》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225頁。
[281]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644頁。
[282] 皇甫湜：《東晉元魏帝正閏論》，《皇甫持正文集》卷第2，《四部叢刊》集部，上海涵芬樓藏宋刊本，第3頁第2麵。
[283] 孔穎達：《尚書正義》卷10，《西伯戡黎》第16，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284] 到了公元前256年（秦昭王五十一年），秦滅掉周赧王；前249年（秦莊襄王元年），秦滅東周君，周竟連名存也做不到了。參見《史記》卷15，《六國年表》第3、747、750頁。
[285]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係圖錄考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圖錄，第260頁第2麵，下冊考釋，第219頁第2麵；郭沫若：《十批判書》，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4頁。
[286] 焦循：《孟子正義》，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1冊，第53—54頁。
[287]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288]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289] 《史記·封禪書》。
[290] 《漢書·藝文誌》。
[291] 《呂氏春秋》，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6冊，第126—127頁。
[292]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下冊，卷13，中國書店1985年版，第8頁；所引《七略》之文見《文選李善注》卷6，左太衝：《魏都賦》注，第13A頁，文作“鄒子有終始五德”，多一“有”字。同治八年（1869年）九月金陵書局校刊汲古閣毛氏本。《淮南子·齊俗訓》高誘注引略同，其文作：“舜土德也，夏木德也，殷金德也，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可為佐證。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7冊，第176頁。
[293] 《左傳》昭公八年：晉國史趙說“陳，顓頊之族也”；昭公九年：鄭國大夫裨灶說：“陳，水屬也。”孔穎達疏：“陳是舜後，舜為土德。”見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今本《管子》有《水地》篇，可見水、土並重，在齊國的確有深厚的基礎和深遠的淵源。
[294] 《史記·封禪書》。
[295] 《史記·秦始皇本紀》。
[296] 《史記·封禪書》。
[297] 《史記·秦始皇本紀》。
[298]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見國學整理社編《諸子集成》第5冊，第311頁。
[299] 同上書，第358頁。
[300] 《史記·儒林列傳》。
[301] 德國學者Peter J. Opitz對法家學說缺少合法性的理論（即正統觀）有所發現。Peter J. Opitz, ‘The Birth of “History”:Historical Speculation in Chou China’, in Epistemological Issu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edited by Hans Lenk and Gregor Paul,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 p.153.
[302] 戴望：《管子校正》，《諸子集成》第5冊，第238—240頁、第239頁；《漢書》卷27，《五行誌》第七上：“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順序是水、火、木、金、土，與《洪範》以特性排列的順序相合，為後世《五行誌》或《災異誌》所取法。《管子》引文的順序是水、木、金、火、（土），不在生勝之列，形態較原始。《漢書》，第1328頁。
[303] 參見劉家和：《論曆史理性在古代中國的發生》，《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2期。
[304] 《史記·封禪書》。
[305]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306] 《史記·封禪書》，《史記·孝文本紀》。
[307] 《史記·曆書》，《史記·張丞相列傳》。
[308] 《漢書·秦本紀》，《史記·封禪書》。另據《史記》記載，武帝喜神仙、封禪之事，迷信黃帝羽化飛升之說，於太初元年，宣布“改曆，以正月（建寅之月）為歲首，而色上黃。”見《封禪書》。
[309] 楊向奎：《五行說的起源及其演變》，《文史哲》1955年第11期。
[310] 蘇輿：《三代改製質文》，《春秋繁露義證》卷7，第362頁。
[311] 《漢書·禮樂誌》。
[312] 《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313] 《漢書·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
[314] 《漢書·穀永杜鄴傳》。
[315] 《漢書·楚元王傳》。
[316] 劉向：《說苑》，程榮纂輯：《漢魏叢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441頁。
[317] 顧頡剛：《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呂思勉、童書業：《古史辨》第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頁。
[318] 《漢書·郊祀誌》；荀悅：《前漢紀》卷1《高祖皇帝紀》，《四部叢刊》史部，民國上海涵芬樓用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明嘉靖本影印，第1頁，第2麵；沈約：《宋書》，第259頁；李石：《續博物誌》卷1，光緒紀元（1875）夏月湖北崇文書局刻本，第5頁，第2麵。班固：《漢書·郊祀誌》讚：“劉向父子以為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複始，自神農、黃帝下曆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荀悅：《前漢紀》：“及至劉向父子，乃推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於漢，宜為火德。其序之也，以為《易》稱帝出乎《震》，故太暭始出乎《震》，為木德，號曰伏羲氏。”沈約：《宋書》：“且五德更王，惟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為義。”李石：《續博物誌》：“自古帝王五運之次有二說，鄒衍以五行相勝為義，劉向則以相生為義。漢魏共尊劉說。”
[319] 《漢書·律曆誌》。
[320] 《漢書·郊祀誌》。
[321] 《白虎通》，光緒紀元（1875）夏月湖北崇文書局刻本。
[322] 《魏書·孝靜帝紀》。
[323] 趙翼：《廿二史劄記》有“禪代”、“魏晉禪代不同”二條，綜述、辨析漢唐間政權攘奪之史事，可參考，見趙翼著，王樹民校《廿二史劄記校正》，第143—148頁。
[324] 元明清時期，五德終始說從主流的官方意識形態中遊離出來（參見《春秋繁露義證》卷7《三代改製質文》，第186頁），這是中國古代曆史正統觀的新動向。我們知道，元明清統一的建立都是在大戰之後，這無法與相生說的五德運轉觀相協調，而且，隨著曆史理性的進一步覺醒，五德終始說逐漸失去往日的神威，從宋代開始就受到學者的質疑和批評，這些都會對五德終始說的衰落產生一定的影響。
[325] 劉家和：《曆史理性在古代中國的發生》，《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2期。
[326] 語出“天人三策”的第一策，見《漢書·董仲舒傳》。“示”今本原作“視”，師古曰：“視讀曰示”；又據《漢紀》武皇帝紀二卷第十一校正。見荀悅撰、張烈點校：《兩漢紀上》，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74—175頁。又見清儒陳卓人（立）：《公羊義疏》一，《續經解春秋類匯編》第4冊，台灣藝文印書館印行，第3841頁下左。
[327]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28] 原文較長，載《漢書·董仲舒傳》。
[329]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30] 謂宣公繆公的讓是“不中法”。見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78頁。
[331]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32] 同上書。
[333] 原文見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玉英》，第71—72頁。關於《春秋》重元，《王道》篇也有相近論述：《春秋》為什麽要貴“元”？因為元即始，說的是其本的端正。所謂道乃是王道，王乃是人民的根本。王正，就元氣和順，天降祥瑞；王不正，就賊氣並出，天降災異。五帝三王“不敢有君民之心”，他們實行德政，合乎王道，天下就呈現出一派和樂自然的景象（合乎儒道兩家憧憬的至德之世）。桀紂驕溢妄行，結果身遭誅戮，天下大亡。東周以來，禮壞樂崩，災異迭生，孔子作《春秋》，目的就是為了“反王道之本”，這就是貴元。概括起來，元即始，即為政的根本，也即是王道，行王道則天下治，失王道則天下亂，所以為政要貴元，貴元就是貴王道。這就是董仲舒以“元”、“正本”的思想。（《王道》，第100—102頁）《二端》篇則提出“貴微重始”乃是《春秋》大義。以天譴明元之深也，所謂元之深，即天譴也。知天譴而修己，則為王者也。《春秋》之所以有災異，端在於“貴微重始”，在於元之深也。（《二端》第155—156頁）說來說去，都是強調《春秋》重元就是要君主正己修身，以為政治的根本。
[334] 《春秋繁露義證·玉英》，第69頁。
[335] 同上書，第68頁。
[336] 同上書，第100頁。
[337] 徐彥：《春秋公羊傳》隱元年，何注：“變一為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係，而使春係之也。”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38] 後者語出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
[339] 原文載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三代改製質文》，第184—185頁。
[340]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釋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如果這段記載屬實，那麽，《公羊傳》的三統說就是有曆史根據的。
[341] 據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引何休《春秋文諡例》，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42] “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春秋繁露義證·奉本》，第279頁。
[343] 《漢書·董仲舒傳》。
[344] 語出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楚莊王》和《王道》篇。
[345]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楚莊王》，第10—13頁。
[346] 《史記·匈奴列傳讚》。
[347]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桓二年注，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48]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王道》，第112—116頁。
[349] 語出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精華》作：“《春秋》無達辭”，義同。
[350]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精華》，第96—98頁。
[351]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竹林》，第46—51頁。
[352]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竹林》，第51—55頁。
[353]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楚莊王》，第14—19頁。
[354] 劉家和：《論通史》，《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4期，後收入《史學經學與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對於中國古代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0—103頁。
[355] Benedetto Croce,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Douglas Ainslie,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3. p.12.
[356] Ibid., p.14.
[357] Ibid., pp. 2425.
[358] 參見Paul Edwards, ed.,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6, Philosophy of History條，作者W. H. Dray（德雷），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and Free Press,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p. 247。又見\[英\]沃爾什：《曆史哲學導論》，何兆武、張文傑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章，第6—20頁。
[359] 何兆武：《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近現代西方史學著作選》，《編者序言》，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頁。
[360] Frederick Copleston, S. J.,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Image Books, A Division of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1960. pp. 150，151.
[361] \[英\]柯林武德：《曆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傑譯，第80頁。
[362]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6, Philosophy of History條，pp.250251.
[363] \[英\]柯林武德：《曆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傑譯，第108—118頁，譯序17頁。
[364] 《後漢書·儒林列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582—2583頁。
[365]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66]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67]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4，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68]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28，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69]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第9—10頁。
[370]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71] 劉寶楠：《論語正義》，《諸子集成》本。
[372] 劉逢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清經解》本。
[373]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25，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74] 參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339，270—278頁。
[375]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1，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76]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6，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77]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22，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78] 參見蔣重躍：《試論道法兩家曆史觀的異同》，《文史哲》2004年第4期。
[379] 參見劉家和：《史學的悖論與曆史的悖論——試對漢代《春秋》公羊學中的矛盾作一種解釋》，原載《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周年文集》，收入劉家和《史學、經學與思想》。
[380] 《呂氏春秋》，《諸子集成》本。
[381] 《漢書·律曆誌》。
[382] 參見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三代改製質文》，第183—213頁。
[383] 蔣慶：《公羊學引論》第5章，“公羊學的基本思想（下）”；《春秋》經傳何注中的通三統思想，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302頁。
[384] 莊公二十七年、宣公十六年等何注皆有“黜杞”。
[385]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隱公元年，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86] 參見劉家和：《論漢代春秋公羊學的大一統思想》，《史學理論研究》1995年第2期。
[387]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2，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88]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4，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89]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8，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90]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22，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91]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22，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92] 焦循：《孟子注疏》卷1下，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93] 參見劉家和：《論漢代春秋公羊學的大一統思想》，《史學理論研究》1995年第2期。
[394] 這裏的曆史理性，簡單說來，是指探究曆史過程的所以然或道理。關於曆史理性的定義，可參見劉家和：《論曆史理性在古代中國的發生》，《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2期。
[395] 參見劉家和：《論曆史理性在古代中國的發生》，《史學理論研究》2004年第2期。
[396]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2，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97]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398] 參見劉家和：《先秦儒家仁禮學說新探》，《古代中國與世界：一個古史研究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