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欧洲在这个时期的历史表现出一定的相似之处，如中央政权衰落，割据势力强大，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政权更迭频繁，内忧外患并存，社会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破坏，思想文化领域发生显著的变化。
2世纪末期，东汉政权由盛转衰，皇帝大权旁落，地方势力强大。黄巾起义后，曹操控制了中央政权，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昌，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在200年的官渡之战中，曹操打败袁绍，成为江北最大的势力集团。208年，曹操与长江中下游的孙权和荆州的刘备联军在赤壁决战，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220年，曹丕代汉献帝自立，建立魏国。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229年，孙权在建业建立孙吴政权。魏蜀吴三国相互征战。263年，魏灭蜀。266年，魏国权臣司马炎篡魏自立，在洛阳建立西晋政权。280年，西晋灭吴，统一了中国。西晋的统一局面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很快就被内忧外患的危机所取代。八王之乱（291—306年）后，西晋的统治区域瓦解。316年，匈奴人刘曜攻陷长安，西晋灭亡。317年，西晋王室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建立了东晋政权，初步奠定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在此后的近150年间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最后由北魏在439年统一。东晋政权偏安江南，世家大族把持了朝政，虽间或有收复北方失地的行为，但始终没有成功。420年，东晋大将刘裕称帝，建立宋政权，正式开始了南北朝的对峙局面。南朝有宋、齐、梁、陈四朝，北朝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政权。 581年，北周外戚杨坚篡位自立，建立隋朝。589年，隋灭陈，结束南北对峙局面，再度统一中国。
欧洲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罗马帝国后期，虽然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等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帝国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不仅如此，戴克里先开创的多个皇帝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加剧了政治动**。395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去世后，帝国正式分为东西两部分，分别由他的两个儿子统治。长子阿卡迪乌斯统治东部帝国，其中心在君士坦丁堡，逐渐发展成为拜占庭帝国。次子霍诺留统治西部，中心先在米兰，后来迁到拉文纳。从此形成东西长期并立的局面。476年，西部帝国的最后一个罗马人皇帝罗慕路斯被废，西部帝国灭亡，其领土也被日耳曼各族建立的政权所瓜分。东部的拜占庭继续存在了近千年，直到1453年被奥斯曼突厥人所灭。6世纪上半期，东部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曾经发起过恢复罗马帝国的西征运动，先后收复了北非、意大利半岛、科西嘉、撒丁岛及西班牙半岛南部海岸等地。但这些收复的地区又相继失去，东西分裂的局面没有改变。西部帝国境内的各蛮族政权经过一系列的战争，由法兰克人在公元9世纪前后重新统一。不过，法兰克人的统一局面也没有维持下来。843年，查理曼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缔结条约，三分其帝国，西部旋又分裂。自此，西欧没有再出现过统一的帝国。
这个时期，双方还面临着来自边疆民族政权的挑战，在中国为所谓的“五胡十六国”，在欧洲则是所谓的“蛮族王国”。
汉魏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逐渐内迁，与汉人杂居，并逐渐习惯于定居的农业生活。向内地迁徙的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史称“五胡”。这些内附的少数民族分布在东起辽东西至新疆的广袤北部地区，他们或者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或者集体依附于中原的汉政权，作为在西北边疆抵御其他民族入侵的军事力量。三国时期，魏、蜀为增加兵力，进一步招徕边疆少数民族内迁，使得军队中的胡人大增。西晋以后，这种特点更加突出。少数民族的内迁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因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对于社会生产和军事力量也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也有一定的危险。大量内迁的少数民族，对汉政权构成了威胁。首先，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发生变化。魏初，“西北诸郡，皆为戎居”[1]。晋时“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2]。随着大批汉人避乱江东，中原地区的汉人不断减少。这么庞大的群体麇集于中央政权的心脏地带，自然是一个威胁。因此，西晋内部以郭钦、江统等为代表，极力主张用武力把他们迁出去，以防华夷之变，江统还专门写了《徙戎论》一文。其次，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不断增加，使得其离心力渐增。内附的少数民族中很多成为汉族世家大族的佃客或奴婢，过着悲惨的生活，甚至被卖为奴，后赵立国之君石勒就曾经被并州刺史司马腾卖与茌平人师懽为奴。[3]这种民族矛盾在西晋政权内忧的情况下，随即爆发，顿呈乱华之势。
297年，居住在雍、秦（今陕西甘肃）一带的十多万巴（賨）人和氐人为了躲避连年的蝗、旱、饥疫，向梁、益（今四川陕西）地区迁徙，但西晋政府勒令他们返回，流民们推举巴人李特为首领，起兵反抗。304年，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王，建立成汉政权。同年，汉室外裔南匈奴单于刘渊打着“绍修三祖之业”的旗号，在山西离石称汉王。刘渊作为西晋的匈奴五部众首领，吸纳了王弥、石勒等起义的胡汉势力，很快占据了青、徐、兖、豫四州。永嘉五年（311年），刘渊的养子刘曜、王弥攻陷洛阳，俘虏了晋怀帝。316年，刘曜攻下长安，俘虏晋愍帝，灭亡了西晋。自此以后，北方进入长达130多年的分裂混战时期，直到439年北魏再度统一，史称“五胡十六国”。五胡十六国计有汉（前赵）、成汉、前凉、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燕、西秦、后凉、南凉、南燕、西凉、夏、北燕、北凉，其中前凉、西凉、北燕是汉族政权，其余为少数民族政权。此外，还有代国、冉魏、西燕、吐谷浑等政权，共二十国。这些政权存在的时间不同，最长的前凉政权76年，最短的冉魏政权只有3年。以383年的淝水之战为界，十六国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淝水之战前，氐人苻坚建立的前秦政权基本上统一了北方；淝水之战苻坚败于东晋，北方的统一局面旋又瓦解，陷于更加剧烈的动**之中。
386年，鲜卑人拓跋珪宣布恢复代政权，后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拓跋部本居住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后迁徙到漠北地区，再迁至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与魏晋政权接触。338年，什翼犍在盛乐建立代政权。376年，苻坚灭代。395年，拓跋珪击败后燕，占领黄河以北的山西、河北地区，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同时称帝（道武帝）。其孙太武帝拓跋焘在位（424—452年）时，征服了漠北的柔然，并先后灭掉了大夏（431年）、北燕（436年）和北凉（439年），统一北方，结束了近150年的战乱，与南朝呈对峙之势。北方的北魏政权在534年发生分裂。532年，鲜卑化汉人高欢在河北大族的支持下，杀掉尔朱兆所立皇帝节闵帝，立孝武帝，保持北魏政权。534年，孝武帝投靠在长安的宇文泰。高欢立孝静帝，从洛阳迁都邺（今河北省临漳县），史称东魏。535年，宇文泰在长安立西魏文帝，北魏正式分裂。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取代东魏，建立齐国，史称北齐。557年，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国号周，史称北周。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间混战不断。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
4世纪后半期，匈奴人西迁，迫使居住在帝国东北边境的哥特人西移，进入罗马帝国境内。378年，西哥特人在亚德里亚堡打败罗马军队并杀了皇帝瓦伦斯，袭击色雷斯，作为同盟者在下摩西亚定居下来。狄奥多西一世去世后，西哥特人在首领阿拉里克的带领下，先后劫掠了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并迫使西部帝国把都城从米兰迁到拉文纳。为了保卫意大利，使之免受阿拉里克等侵扰，406年，罗马帝国从莱茵河边境撤防，聚集在北部边境线上的日耳曼人随即进入帝国，其中有汪达尔人、苏维汇人以及阿兰人等。410年8月，阿拉里克率军攻陷罗马，纵兵焚掠三日。418年，西哥特人以高卢为中心建立政权（阿奎塔尼亚，后迁都图卢兹）。汪达尔人则渡过莱茵河，占据了法国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429年，他们在首领盖萨里克的带领下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据非洲，以迦太基为中心建立自己的政权。455年，汪达尔人攻陷了罗马。534年，汪达尔人的政权被拜占庭所灭。伊斯兰教崛起后，拜占庭在这些地区的统治被阿拉伯人所取代。不仅如此，阿拉伯人还在9世纪初攻入西班牙半岛，灭掉了西哥特王国，占领了除西北部之外的整个半岛。732年，查理·马特领导的法兰克联军在普瓦提埃打败阿拉伯军队，将穆斯林的势力阻挡在比利牛斯山以南。
5世纪中期前后，罗马帝国的西部疆域先后被蛮族政权瓜分。西哥特人占据了高卢和西班牙，汪达尔人占据了北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占据了不列颠，匈奴人则据有从多瑙河到黑海之间的区域。454年阿提拉的帝国解体后，东哥特人趁机占据了潘诺尼亚，盖皮德人则占领了达西亚，后起的法兰克人则从索姆河流域向高卢渗透。476年，东日耳曼人奥多亚克废除了罗马人的皇帝罗慕路斯，占据了意大利。493年，东哥特人首领狄奥多里克占领意大利，杀掉奥多亚克，建立东哥特王国。553年，拜占庭大将贝利撒留又灭掉了东哥特王国。568年，居住在多瑙河流域的伦巴德人在首领阿尔伯音的带领下占据意大利，建立伦巴德王国。481年，撒利安法兰克人克洛维建立法兰克王国，开创了墨洛温王朝。克洛维以高卢为中心，统一了法兰克人。其后继者则吞并了勃艮第，控制了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西部的广大地区。法兰克王国也成为诸蛮族政权中最强大的一个。到6世纪末,法兰克王国逐渐形成奥斯特拉西亚、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三大部分。墨洛温王朝末期，王权旁落，宫相擅权。751年，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矮子丕平在罗马教皇和贵族的支持下废除了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在苏瓦松称王，建立了加罗林王朝。加罗林王朝在查理曼时期达到鼎盛，他先后对意大利的伦巴德人、莱茵河以东的撒克逊人、多瑙河流域的阿瓦尔人及西班牙的穆斯林用兵，并在9世纪初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其领土包括今天的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大部分意大利和西班牙半岛的部分地区。查理曼的帝国在他去世之后出现危机。843年，他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缔约三分疆土，统一的局面不复存在。
外来信仰的出现及对传统信仰的冲击也是这个时期中国和欧洲历史的重要相似之处。佛教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并得到迅速发展，对传统的儒家思想产生冲击。欧洲则是基督教异军突起，向传统的希腊罗马信仰挑战，并取而代之。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大约在公元前后经西域传入中国。[4]佛教传入中国伊始，最初只在来华的西域人中流传，中国人剃度出家的不多。佛教最早可能在社会的上层流传，如较早的楚王英及汉明帝祀佛等故事。东汉末年，佛教逐渐传播到社会的其他阶层，中国人出家的现象开始出现。《后汉书·西域传》载“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后汉书·陶谦传》、《三国志·吴书四》也记载了笮融在徐州、扬州等地“大起浮图祠”，可见民间的佛教信仰在那时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魏晋以降，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很快，并在南北朝时期达到新的高度，从帝王到百姓纷纷信佛，各种寺庙遍布全国。一方面，佛教在理论上有了大的发展，大量的佛经被译成汉文，还出现了道安、慧远等高僧，中国佛学宗派得到初步的发展。另一方面，佛教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并纳入政府的管理渠道。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能够在中国立足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青睐，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当时的战乱及社会经济凋敝有关，也与佛教本身的特点、社会上谶纬迷信、鬼神、阴阳等方术泛滥及知识界尊黄老、尚老庄的风气密不可分。随着佛教的发展，佛寺及僧人获得了一些特权，可以免除对国家的赋税及军事义务。这种政策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皈依佛门的愿望，成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追逐的对象。佛教的发展甚至达到泛滥的程度，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以至于政府不得不采取限制措施，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都曾经采取禁止佛教的措施。
约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出现，并与罗马传统的信仰渐呈竞争之势。宗教在古代罗马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罗马帝国传统的宗教信仰是以朱庇特为首的多神信仰，这种信仰是罗马人开拓疆土的重要动力，也是罗马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的重要体现。但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及社会矛盾的加深，传统的信仰逐渐出现危机。公元1世纪初，在罗马帝国内部的巴勒斯坦地区兴起了基督教，并逐渐成为与传统信仰相抗衡的重要力量。
作为从犹太教内部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宗教，基督教最初的信徒仅限于犹太人，人数也不多，并以社会下层为主，基本是下层人的宗教。基督教反对犹太教的形式主义和一些狭隘的礼仪，因而遭到正统犹太教徒的反对。与此同时，它的一神论信仰又与罗马传统的多神信仰发生冲突。基督教在其发展的最初300年间，曾经多次遭到罗马帝国的迫害。但是，基督教却在这双重的夹击中生存下来，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到公元2世纪初，基督教摆脱犹太教独立，从一个民族的宗教转变为普世性的宗教；在地域上也越出巴勒斯坦向地中海沿岸发展，教会组织遍布帝国的许多城市；信徒的组成也多元化，信教的主体也由犹太人转变为希腊罗马人。不仅如此，基督教还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正统的体制和神学，确立了经典。到公元4世纪初，基督教已经深入到罗马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对政局产生影响。君士坦丁之所以能够打败所有的竞争对手并独霸帝国，是与他采取亲基督教的政策分不开的。他自己也认为获胜靠的是基督的保佑。
基督教的生存环境在君士坦丁统治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313年的米兰敕令使基督教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为进一步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其次，君士坦丁给予教会和神职人员一系列优惠政策，免除了神职人员对国家的经济和军事义务，允许教会接受捐赠并免除一些税负。最后，君士坦丁还在去世前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基督徒。君士坦丁的这些措施对于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它在与传统信仰的竞争中不断占据有利位置，并最终取而代之。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基督教成为国教。公元392年，他下令禁止基督教外的所有信仰，全面废除罗马传统的宗教信仰。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基督教最终取代了罗马的传统信仰。
基督教发展的脚步并没有随着帝国的衰亡而停止，相反，它却在不断壮大。各蛮族政权在建国后纷纷皈依基督教，并与教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把基督教作为加强统治的重要工具。蛮族政权中除了法兰克人外，信奉的都是异端派阿里乌派。496年，克洛维皈依罗马教会。法兰克人势力的发展也是与罗马教会的支持密不可分的。法兰克国王还积极推广基督教，除了派遣传教士外，还用武力方式强迫被征服地区皈依基督教。查理曼每征服一个地区，就首先派遣教士建立教堂，基督教也随着法兰克人的扩张逐渐在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腹地发展起来。9世纪以后，基督教逐渐传播到中欧、东欧地区。
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在这个时期虽然有相似之处，但也同中有异。
中国虽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乱与分裂，但最终在6世纪末重新归于统一，确立了以汉族政权为主导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唐代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欧洲则延续了分裂的局面，始终没有再出现统一的帝国。一方面，东罗马帝国（拜占庭）与西部的关系渐行渐远，完全变成一个异族政权。另一方面，罗马人在西部帝国的政权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日耳曼人的政权。这些蛮族政权奠定了后来欧洲历史的基本格局，成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先驱。不仅如此，随着分封制的发展，王权逐渐瓦解，在很大程度上被领主权所取代，欧洲社会也逐渐进入封建社会。
在民族关系上，中国与欧洲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虽然中国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存在矛盾，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也采取胡汉分治的政策，少数民族与汉人也有相互屠杀的现象，如石赵和冉魏政权。但是，也有相互合作及关系融洽的事例。各少数民族政权里面都有大批汉人官吏，后者的合作对于少数民族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苻坚曾任用汉族士人王猛。成汉政权的李特、李雄父子正是通过团结包括蜀人在内的各族群众，采取礼贤拔滞、虚己爱人的政策，才能获得成功，并能“夷夏安之，威震西土”[5]。不仅如此，随着五胡十六国独立政权的消失，这些少数民族的族群身份也逐渐消失。除羌族保留下来以外，匈奴、鲜卑、羯、氐等都被汉族同化，成为汉族的新组成部分。从结果上来看，这是民族大融合和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欧洲的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蛮族的入侵不但瓦解了罗马的政权，而且重新划分了民族的格局。在这里不是蛮族的罗马化，而是罗马人的蛮族化，形成了以日耳曼人各支族为主体的民族多元化的局面。东部帝国演化为希腊文化的拜占庭帝国。在帝国的西部，作为帝国统治主体的罗马人先是沦为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区域概念，接着在蛮族政权的更替中逐渐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不再是一个族群和政治单位。“罗马人”成了一个文化概念，被一些蛮族所吸纳，如查理曼为“罗马人皇帝”，奥托一世的“神圣罗马帝国”，但这些大都变成了空洞的口号，没有实际的内容。
从文化上来说，这个时期的中国虽然是政治上的混乱期，但在文化上却是繁荣期，是继先秦“百家争鸣”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活跃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中国原有的多元信仰进一步得到丰富，儒、释、道三家并存，既有竞争，也有相互借鉴，呈现出合一的趋势。学术思想有大的发展。在原有的经学之外，玄学出现并成为这个时期的显学。无神论思想进一步发展。史学无论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达到一个新高度，并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艺术等领域尤其引人注目，文学创作的题材进一步丰富，出现了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在艺术方面则出现了王羲之、顾恺之等著名的书画名家，这个时期的佛教造像则是艺术综合水平的体现。欧洲在文化上则是普遍的衰落期。罗马帝国后期，传统的罗马文化遭到破坏，在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也呈现出衰落之势。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基督教独尊的局面，学术研究以神学为鹄的，独立的哲学研究消失了。这个时期的教育衰退，文化水平大跌，以至于都尔的主教格里高利在6世纪末发出文学终竭、学问消失的哀叹。各蛮族政权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文化事业也不感兴趣。唯一例外的是法兰克人国王查理曼，他在位期间，延揽人才，兴办教育，奖掖学术，改革文字，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而出现了所谓的“加罗林文艺复兴”。但这个思想文化活跃的**在他去世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并没有改变在整体上的低落局面。
[1] 《晋书·四夷传·北狄》。
[2] 《晋书·江统传》。
[3] 《晋书·载记·石勒》。
[4]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说来，东汉明帝永平年中遣使西域求法是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汤用彤先生认为可能还要早些，据鱼豢《魏略·西戎传》中记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事，则可以上推到西汉末年。按照这种说法，则佛教入中国约与基督教创始人耶稣的生年差不多在同时。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36页。
[5] 《晋书·载记·李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