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和西羅馬帝國滅亡後，中國和歐洲的文明都麵臨著一係列內外挑戰，但是，雙方文明發展的特點和結果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的文明在這個時期在秦漢以來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文明的傳統並沒有中斷。歐洲的羅馬文明則發生了斷裂，各蠻族政權並沒有繼承羅馬的傳統，他們以基督教為中心，形成新的認同，從而使歐洲轉向了基督教文明。從各自文明發展的特點來看，這種結局並非偶然。這可以從政治、民族曆史文化認同、思想等方麵加以說明。
首先，從政治發展的特點上看。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在政治上雖然分裂，但秦漢以來形成的大一統的觀念及政治體製並沒有中斷。國家統一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無論漢族還是少數民族政權，都以國家的統一為己任。前秦苻堅在統一北方後，所想的就是統一整個中國，他說：“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嚐不臨食輟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1]苻堅沒有完成的統一任務後來被北魏實現了。在政治體製上，以郡縣製和編戶齊民為基本特征的中央集權製得到進一步發展，分封製徹底被廢棄。雖然仍有分封的事例，但受封者隻食祿，對於封地並無實際的控製權。無論漢族還是少數民族政權，都沿用以儒家經典為基礎建立的官僚體製進行統治。可以說，政治體製上的連續性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連續性發展重要保障。[2]歐洲則沒有出現這樣的局麵。羅馬雖然也建立了龐大的帝國，但其帝國的性質和內部結構與中國有很大的不同。羅馬的統一是征服的統一，整個帝國並沒有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羅馬對於被征服地區並沒有采取完全劃一的措施，不同地區與羅馬的關係的密切程度並不一樣，地位也不一樣。一般說來，羅馬隻要求被征服地區在政治上臣服並履行相應的經濟義務即可，大多數被征服地區在政治上有一定的獨立性，可以繼續保留自己的民族、語言、宗教文化等。羅馬在被征服地區設立行省，每個行省派一名總督治理，但總督以下，也是沒有直屬的下級行政機構的。羅馬的政治是以城市自治為基本特征的，各行省仿照羅馬設立各種自治城市，由後者管理地方事務。整體而言，羅馬帝國更像一個鬆散的政治聯合體，沒有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僚體製。在這種體製下, 羅馬帝國內部居民的身份差異很大，根據與羅馬關係的不同分成許多等級，每個等級享有權利和義務也不同。一旦中央政權解體，整個帝國也就瓦解了。入侵羅馬的各蠻族雖然作為同盟在帝國定居下來，但仍然保留自己完整的族群特性和政治的獨立，羅馬也無意把它們納入到帝國的體係中來。這些蠻族政權還保存了較多的軍事民主製殘餘，大都延續了政治上的分權傳統，不但分割權力，而且分割土地。如克洛維去世後就把國家分給四個兒子，每個兒子可以在自己轄區內再分。查理曼也在806年曾經把國家分給自己的幾個兒子，843年的三分帝國不過是延續了法蘭克人的傳統。不僅如此，這些政權在地方大都采用代理製，政權機構非常簡單，而且代理的權力很大。這種分權模式實際上大大削弱了王權，並最終瓦解了王權，使得歐洲進入普遍分裂的封建製時代。
其次，從民族認同上來看，二者之間的差距也是明顯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在民族認同方麵得到進一步發展，華夏民族的認同感加強，呈現出胡人漢化和漢人胡化的雙向過程。一方麵，中原漢族對少數民族有認同。各少數民族都被認為與漢族有著共同的祖先，有血緣上的兄弟關係。如匈奴人被視為夏王朝的後裔，鮮卑人是黃帝的後裔，羯、氐、羌則分別是夏、有扈氏、舜的後裔。另一方麵，少數民族也有對漢族的認同。匈奴人劉淵起兵時打的是恢複漢代劉家天下的旗號。因為匈奴人是漢室的外甥，與劉家有姻親關係。對劉淵來說，這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口號，而且還有一種責任與義務。中國文化中也存在所謂“夷夏”的觀念，講究夷夏之防。但其側重點並不在血統，而是在文化。夷夏的區別主要在於禮的不同，行夷禮即為夷，行夏禮則為夏，夷夏可以互轉。舜和周文王分別為東、西夷人，但都是華夏族的著名人物。周太王的兒子泰伯、虞仲到江南後“文身斷發”蠻夷化了。到春秋時期，其後裔吳國君主又作為華夏之邦的代表。楚國最初屬華夏，遷到江漢地區後，變為蠻夷，到楚莊王時，又成了華夏文化的代表人物。杞國本是夏的後裔，但因行夷禮，到戰國時期就成為東夷了。[3]這種自春秋時期就已經形成的觀念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漢族與少數民族融合及華夏民族進一步發展的重要理論基礎。歐洲則缺乏中國那樣的民族認同。羅馬帝國內部並沒有形成民族認同。在羅馬帝國內部，羅馬人與非羅馬人的界限非常明顯，各民族之間的地位也不一樣。羅馬人繼承了希臘人的傳統，把他們之外的人稱為未開化的蠻族，禁止羅馬人與蠻族人通婚。[4]日耳曼人在建立自己的政權以後，大都采取分治的措施，羅馬人和日耳曼人之間的法權地位不一樣，分別受製於各自法律。雖然這些蠻族政權在一定時期內也以羅馬的將領自居，甚至以羅馬人的皇帝自居，但始終保持了自己民族的獨立性。
中國不但有民族的認同，而且有著曆史文化上的認同。這個時期中國的邊疆少數民族大都進入定居農業的階段，與漢族接觸的時間較長，對於中原地區的漢族曆史和文化了解較多。許多少數民族首領本身接受的就是漢文化教育，且修養較高，熟悉中國的曆史和文化。他們在建立政權後，非常注意任用漢人，並大力提倡漢族文化，以儒家理論為基礎治理國家，就連石龍、石虎這樣的暴君也不例外。這個時期儒學的發展情況頗能說明這一點。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中心在北方，推動儒學事業的大多數為少數民族政權。相比之下，南方的漢族政權則積極性不大。少數民族漢化的代表當屬北魏孝文帝，他不但把都城遷到了洛陽，而且采取了全盤漢化的政策，連姓都改成漢姓了。少數民族政權對漢族的曆史和文化的認同還體現在曆史的編纂上。北朝不僅沿襲了漢魏的史官製度，而且開創了設館修史的先河，奠定了後世的曆史編撰製度，有力地促進了民族文化的認同。[5]魏晉時期，北方的政權雖然以少數民族居多，但從文化的角度來說，漢文化始終是主體。歐洲的情況則複雜得多。其一，羅馬並沒有發展出各民族都認同的一種文化。帝國內部文化的差異性非常大，羅馬人在帝國中的比重不大，作為羅馬人自身文化的拉丁文化則始終沒有占據主導地位，其影響甚至還不如東部的希臘文化。羅馬帝國也確實存在所謂的羅馬化，但無論在區域還是在深度上都很有限。其二，帝國中後期遷移到羅馬邊境的諸蠻族大部分尚未進入定居農業階段，他們與羅馬帝國接觸的時間較短，且大都不斷遷徙，對於其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對羅馬文化了解最多的要算東哥特人的國王狄奧多裏克，他曾經長期在拜占庭宮廷生活。日耳曼人首領的文化修養普遍不高，除查理曼外，基本上不重視文化事業，很多人不識字。查理曼雖然很努力學習拉丁文，但始終不會寫。其三，日耳曼人在曆史的淵源上是以基督教而非羅馬為指歸的，他們對自己譜係的追溯也是從亞當開始的。
中國的民族文化認同還體現在語言上。中國自先秦以來就形成的漢語不但是漢族的共同語言和書麵語，而且為少數民族所普遍接受，雖然一些少數民族政權也有自己的文字，但最終這些民族的語言文字都逐漸消失，融入到漢語裏麵來。歐洲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文字。雖然羅馬帝國有官方的語言，但並沒有強製統一的語言和文字，帝國各民族大都保留著自己的語言文字。羅馬人最初全麵學習希臘文化，知識界把希臘文作為高貴的象征，因此希臘語是通行的書麵語言。拉丁語雖然是羅馬人自己的方言，但在公元前1世紀前的地位並不高。後來雖然有所提高，但並沒有取代希臘語成為唯一的語言文字，帝國境內始終存在東部的希臘語和西部的拉丁語兩大語支。日耳曼人雖然在語言上同屬日耳曼語族，但操不同的方言，他們在進入羅馬帝國前並沒有自己文字，這些說不同方言的族群在具體的實踐中結合所在地區的原有語言，形成自己的語言文字，並成為日常交流的主體。雖然拉丁文在西部成為通用的書麵語言，但它逐漸演變成純書麵語，而且難以掌握，隻有少數知識精英懂得，不再是日常的交流語言。歐洲語言多樣化發展的速度很快，也為各地區的交流增添了難度。到842年查理曼的兩個孫子在斯特拉斯堡宣誓結盟時，雙方軍隊的語言已經不通了，不得不同時用古法語、古德語和拉丁文宣誓並撰寫文本。歐洲民族語言的基礎正是在這個時期奠定的，隨著阿拉伯人的西侵和斯拉夫人的遷徙，歐洲形成希臘語族、拉丁語族、日耳曼語族、斯拉夫語族乃至阿拉伯語族共存的局麵。
中國和歐洲在思想文化上也表現出很大的不同。從中國來說，作為古代學術傳統主要支柱的經學和史學沒有中斷。魏晉時期，玄學崛起，成為知識界競相追逐的時尚，對傳統經學提出了挑戰。雖然經學一度受到衝擊，但其群眾基礎和在社會上的影響仍然很大，其地位沒有改變，仍是治國的基礎。南北朝時期，經學分為南北兩支，北方以少數民族政權居多，經學延續了漢儒傳統，南方經學則受到魏晉玄學的影響。相對而言，北方的經學比南方更加興盛，出現了一些重要的中心，而且在後秦姚興、前涼、北魏及北周時曾經盛極一時。這個時期還是史學的繁榮期，以北方十六國為例，史學不僅沒有中斷，而且相當繁榮。據《隋書·經籍誌·霸史》和《史通·古今正史·十六國史》記載，十六國的史書有26種（271卷）。[6]歐洲在學術傳統上有較大的變化，羅馬的哲學傳統被基督教神學取代。希臘羅馬曆史上的哲學大致相當於中國的經學，對於其思想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羅馬帝國初期以前，各哲學流派並存，並相互競爭。但是羅馬的這些哲學流派始終停留在少數知識精英的層麵，且脫離社會現實，所以其基礎和生命力都非常有限。基督教出現後，這些哲學流派普遍受到前者的批判和否定，雙方也發生過多次論戰。隨著基督教獨尊局麵的形成，超宗教的哲學徹底敗下陣來，淪為神學的附庸，甚至消失。529年，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關閉異教學校，禁止異教哲學家從業。基督教的神學成為新的學術傳統。從史學的角度來看，古典拉丁史學在4世紀末就已經衰落了，羅馬曆史家在阿米阿努斯·馬塞裏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之後，就已經沒有什麽聲音了。基督教史學及基督教史觀占據了主體。曆史的內容以基督教為主，曆史也成為人類的救贖史。在體裁上則以零散的年代記及編年史為主，同時興起了聖徒傳。曆史的編寫工作全部由教士或修道士擔任，從羅馬帝國滅亡到查理曼帝國的解體前後，唯一的世俗史家是查理曼的外孫尼特哈德。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這個時期的曆史著作都很難與古典時期相提並論。
最後，宗教在中國和歐洲民族和文化認同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佛教傳入中國後，得到各階層各民族的認可，對於緩和民族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佛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不斷適應環境，與中國固有的文化進行融合，使中國人易於接受。中國原有的天神加祖先的崇拜經過儒家思想的洗禮，已經與倫理道德融為一體，具有了神道設教的意思。佛教最初曾與這種傳統發生衝突。佛教講出家，不盡君臣父子的義務，因而被視為不忠不孝。這種衝突在《牟子理惑論》中已經有所體現。雖然也有僧人企圖維護佛教本來麵目，但在中國這種辦法行不通，隻好與中國文化傳統妥協，不斷向這一傳統靠攏，現在《大藏經》裏還有一些講忠孝的經，其實這些都是經過中國文化洗禮的成果了。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並非完全被動的，也有主動的情況。佛教從西域剛傳入中國的時候，為了迎合當時宮廷的讖緯迷信心理，還非常重視方術道法，像佛圖澄、鳩摩羅什等都精於此道，並因此深得帝王的信任。佛教的傳播對傳統的信仰造成了衝擊，但佛教並無意取代或消滅其他信仰，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各派的地位及格局，尤其是儒術在政治上的主導地位。雖然大多數中國的帝王都尊崇佛教，但並沒有出現把佛教上升為主導意識形態的現象。對帝王而言，奉佛多以個人的修身養性或作為一種學問研究為目的，治理國家則要靠儒家，二者並不衝突。姚興、梁武帝等既崇佛學，又倡儒學，北周武帝則把儒學放在首位。中國文化也沒有拒斥佛教，魏晉時期，佛家思想對玄學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道教在這個時期有了較大的發展，也吸收了許多佛教的內容，這可以從道教的《太平經》中看出來。[7]有些人甚至幹脆把佛教視為道家的支係，西晉的道士王浮還作了《老子化胡經》，為這種說法造輿論。當然，佛教在發展過程中與儒家和道教也存在衝突與競爭，學術界也有“夷夏論”的爭論。不過，總體而言，三者的相互借鑒也很多，逐漸出現三教合一的趨勢，因而有“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和黑白論的說法。三教殊途而同歸的思想無疑是當時知識界的主流觀點。可以說，佛教的發展進一步豐富而非阻斷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基督教在歐洲發展的結果則不一樣。基督教反對狹隘的民族意識，這對於不同民族的交流與融合及社會的穩定無疑有積極的作用。但是，基督教因為信仰唯一的上帝耶和華並反對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因此它對於異己宗教和文化是不寬容的，是極力排斥並加以否定的。早期教父們花費了大量的精力來與猶太教及希臘羅馬傳統信仰論戰。羅馬人有自己的宗教，原來是城邦保護神性質的，後來又成了帝國的國教，皇帝本人兼任最高祭司。帝國內部其他各族各有自己本族的宗教，但是羅馬國教處於最高的特權地位。這種宗教自然是與羅馬文化傳統相一致的。基督教對這種多神信仰和文化是堅決反對的，德爾圖良曾經說過“耶路撒冷與雅典有什麽關係？”羅馬與基督教並非毫不相幹，實際上是敵人。在早期教父的眼裏，羅馬與巴比倫一樣是上帝及基督的敵人，是異教的代表及邪惡的化身。這種思想在奧羅修斯的《反異教史七卷書》中體現得很明顯。在很大程度上基督教發展的過程就是傳統羅馬宗教消亡的過程。君士坦丁以後，皇帝放棄了大祭司的稱號，宗教政策也隨之發生變化。羅馬宗教政策的這一轉變，固然是為了維護帝國統治，可是帝國未能維護下來，羅馬曆史文化認同的傳統卻被打斷了。基督教則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趁機采取各種措施消除異教信仰，摧毀神廟和祭壇。經過基督教的洗禮，不但羅馬傳統的信仰消失了，就連其他民族的宗教也消失了，包括蠻族在內的各民族逐漸統一在基督教下，形成以基督教為認同的文化。歐洲在基督教方麵的認同並沒有促成政治上的認同或統一。一方麵，基督教內部始終存在不同的派別，並引發了正統與異端之間的矛盾與鬥爭，東部的君士坦丁堡和西部的羅馬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也沒有中斷，最終還走上分裂的道路。另一方麵，雖然西部的拉丁教會逐漸形成了一個以羅馬教廷為中心的教權統一勢力，也有教皇乃至教皇國，但它實際上成為一個世俗的分裂勢力，在意大利乃至歐洲逐權奪利，與世俗王權（包括皇帝）矛盾重重。所以，基督教的發展不但阻斷了傳統的文化，而且進一步加劇了歐洲在政治上的分裂局麵。
[1] 《晉書·載記·苻堅下》。
[2] 劉家和：《關於中國古代文明特點的分析》，《古代中國與世界：一個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489—492頁。
[3] 劉家和：《關於中國古代文明特點的分析》，《古代中國與世界：一個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493—497頁。
[4]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Clyde Pharr et. Trans.,New Jersy:The Lawbook Exchange, Ltd.,Ⅲ. 14.1.
[5] 王誌剛：《民族文化認同與北朝史官製度發展》，《史學集刊》2009年第2期。
[6] 劉家和：《關於中國古代文明特點的分析》，《古代中國與世界：一個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484頁。
[7] 湯用彤：《漢魏南北朝佛教史》，第75—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