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段中的茶馬古道，曲折而陡峭，崎嶇而荒涼，或散落於田野，或穿越村莊小鎮，或盤蜒於高山峻嶺之中，或趟過湍急的河流，或翻過白雪皚皚的雪山，無論它以什麽樣的形式出現，總是讓人感到道路錯綜複雜，路況惡劣極差，使人撲朔迷離。以至於在很多場合、很多人口中，都可以看到、聽到諸如“茶馬古道必經地”“茶馬古道重地”之類的說法。這不禁讓人疑惑，莫非整個雲南都成了茶馬古道的天下？其實這樣的說法也並不為過。因為曾經的茶馬古道規模龐大、支線繁多，再加上臨時性、突發性情況的變化，道路遍布雲南是極有可能的。
因此，筆者在對雲南段選點時，主要考慮到以下幾方麵因素。其一，從地理位置上來看，選擇具有廣泛代表性的節點，且普遍被大家所認同。麗江是茶馬古道滇藏線的必經之地，也是雲南段最大的中轉站。自古就有人口集散天下，貨物運載四方的習俗和傳統。曆史上，幾乎所有的馬幫都與麗江這個地方有著或多或少的聯係。德欽縣，地處滇藏要道，也是兩省交界的地方，當年馬幫無論是從滇進藏或是從藏來滇，都要在此歇腳和休整。選擇這樣的地點進行研究，非常具有典型性。其二，從民族而言，以雲南段中的漢族、藏族馬幫為研究主體。茶馬古道起初隻是漢族、藏族兩個民族之間的貿易往來。隨著貿易的加深、加密，茶馬古道沿途的不同民族馬幫逐漸加入進來，才形成了多民族馬幫共同參與的局麵。研究漢、藏兩個民族為主體的馬幫，抓住了根本和具有曆史的延續性。其三，以音樂文化的現狀為主。趕馬老人的口述史在本文中，不僅是研究基石，也是本文線索。通過趕馬人的描述和演唱，去挖掘和探索當地的音樂文化現狀。漢族馬幫，以大理的《趕馬調》為線索；奔子欄地區則主要集中在藏族馬幫與鍋莊舞的關聯上；而在德欽縣，則關注藏族馬幫中盛行的自娛性弦子。這樣的研究可以使現實和曆史得到有機的結合。其四，麵對幾個較為趨同的區域，以音樂文化的獨特性作為參考依據。在大理，筆者走訪了數十個縣、鄉、鎮、村，最終確定以沙溪作為選點：一是從地理位置來看，沙溪在三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並流的自然保護區東南部，是滇藏線的必經之地。二是白族馬幫一年一度的“五老爺趕馬儀式”在此地舉行，這是在整個雲南段中較少見的茶馬古道信仰儀式。三是這裏是藏、漢文化和白族文化相互碰撞的漩渦口，文化沉澱濃厚。在這裏，不僅能領略到茶馬古道上馬幫文化的深刻內涵，還能體味到這個以佛教文化為中心，道家及儒家文化和白族民俗文化為依托的商貿街市的獨特韻味。四是沙溪曾是滇藏線的一個重鎮。其寺登街被世界紀念性建築基金會（WMF）入選2002年值得關注的101個世界瀕危建築遺產名錄。該名錄中指出：“中國沙溪（寺登街）區域是茶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有完整無缺的戲院、旅館、寺廟、寨門，使這個連接西藏和南亞的集市相當完備。”選此地點很有特色。
圖2-1 地點圖
由此，筆者對走訪的茶馬古道雲南段地點進行了如下界定與篩選。第一級為所處地緣關係的界定。茶馬古道是地圖式的線路圖，從地理布局來看，應兼具起點、轉折點、終點等一係列與線段圖有關的數學邏輯定義。筆者首先考慮的就是突出茶馬古道雲南段的起點、中轉站及終點，使得選點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和相對的完整性。茶馬古道雲南段的起點——普洱市，它被譽為“茶葉的故鄉”，也是中國“八大產茶區”之首，素有世界茶園、中國茶城、普洱茶都的美譽，暢銷國內外的“普洱茶”便產於此地。在雲南段，最大的中轉站是麗江。一方麵，麗江具備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麗江海拔高度2600餘米，普洱海拔高度1500餘米、德欽海拔高度3600餘米。而適宜人和馬活動的海拔高度在2000米左右，麗江適中，處於比較適合人、馬活動的海拔高度，對於白族、漢族、納西族、普米族等馬幫而言，無論是趕馬人還是馬匹，從身體生理角度而言，可以適應的最高海拔高度就在麗江；而藏族馬幫，由於常年生活在海拔較高的區域，走下來，可以適應的最低海拔高度也是在麗江。另外一方麵，麗江趕馬盛行，據史料記載：“20世紀30年代，抗日戰爭爆發後，滇、藏貿易十分活躍，維西、寧蒗等納西族地區，成了重要的商道和過往馬幫們的歇足地。各種貨物由內地經過這裏遠銷西藏和印度，這就使納西族中原來從事季節性趕馬活動的人，逐漸轉入以趕馬經商為主要職業。由於趕馬經商獲利甚厚，引起了人們的羨慕和向往。不僅大多數家庭抽出男子從事趕馬運輸，就是那些缺乏騾馬的人戶，也有人通過押出土地來購買騾馬，以便從趕馬經商中謀利。”[2]可見，無論是從地理位置上而言，還是從麗江曆史上盛行趕馬的淵源來看，麗江具備的商業屬性都為趕馬人所喜愛，麗江當之無愧地成為雲南段最大的中轉地。最後一個重要選點是雲南段終點的德欽，德欽縣是康方言區藏民的主要聚居地之一，縣城處於深山中，地域狹窄，四周環山，比較閉塞，西鄰卡瓦格博雪山，北與西藏的芒康縣接壤。縣城很小，整個縣城隻有兩條街道，與外地相通隻有一條道路，進出非常不便。但它的地理位置極其特殊，它居於滇川藏的三省結合部，自然形成了三省商品交換、商品流通的聚散點，因為它是由滇進入西藏前的最後一個關口，故也成了茶馬古道上滇與藏非常重要的連接地。
基於以上的原因和思考過程，筆者走訪了大理市區、彌渡縣、密祉鄉、鳳儀鎮、祥雲縣、雲南驛、劍川縣、沙溪鎮、麗江、束河古鎮、中甸、德欽縣、奔子欄鎮、升平鎮等地。並對其進行了認真的考察，最終確定了此次研究地點。
第二級界定是在內容方麵進行了更進一步的篩選工作。這個階段主要圍繞各地的茶馬古道音樂文化遺存情況、趕馬人數、馬幫民族以及當地音樂文化與茶馬古道的關聯性等人文因素作為選擇標準。作為茶馬古道雲南段起點的普洱，從線路圖來看，它作為滇藏路線的起點，確實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但如今的普洱市現代化發展程度較高，據筆者調查發現，這裏除了還保存有產茶區之外，相關茶馬古道的遺存和趕馬人已經寥若晨星。因此，筆者將雲南段漢族馬幫的起點向上推進，鎖定在大理。大理主要是漢族、白族的聚居地，筆者在對大理進行田野調查時，又以沙溪鎮作為重點。終點站的德欽，包括升平鎮、奔子欄鎮兩個，其區域相對狹小、固定，但在音樂內容方麵，尤其以德欽縣的弦子、奔子欄的鍋莊較為獨特，它們不僅從淵源關係上與茶馬古道有一定的聯係，也是茶馬古道上經常出現的音樂形式。
綜上所述，本文最終確立下來以沙溪、麗江、德欽、奔子欄鎮作為主要選點，著重對這些地段的馬幫音樂文化、當地音樂文化的現狀進行調查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