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點的確定，是整個田野調查工作的第一步。對於茶馬古道雲南段音樂文化現狀的調查與研究，它本身就是一個極具人文氣息的選題。在調查中，筆者始終遵循“以人為本”“以人為首”的原則。因此，茶馬古道雲南段中人物選定及相關采錄工作成為田野作業的主體部分。在已經確定的地點上搜尋人物，雖是大海撈針，卻也有規可循。筆者在此借用了“核心圈”“中心圈”“外圍圈”的概念，對茶馬古道雲南段這樣一個相對獨立的馬幫社會群體給予了人物選定。
第一，核心圈之馬鍋頭、趕馬人。毋庸置疑，茶馬古道的主體者是馬幫人員。對於人物的篩選，筆者首先以民族作為標準。茶馬古道是一條以漢、藏為主體的馬幫之路，除此之外還有回族、白族、納西族、普米族等眾多少數民族。因此，在雲南，馬鍋頭、趕馬人的篩選首先以漢族、藏族為主。漢族的趕馬人及後代在大理較為多見，藏族的趕馬人及後代則主要聚居於德欽縣奔子欄、德欽升平鎮。在進行田野作業之後，通過相關書籍，特別是馬存兆編著的《茶馬古道上遠逝的鈴聲——雲南馬幫馬鍋頭口述曆史》及其他相關書籍的二手、三手資料進行了篩選，選定了大理漢族趕馬人、奔子欄、德欽藏族趕馬人、沙溪白族趕馬人、麗江納西族趕馬人、彝族他留人趕馬人作為采訪對象。這種初步設想在田野工作中基本得以實現。當然，也出現了不少臨時的突變情況，如在中甸地區所選定的藏族老人阿布老屋，到現場實際采訪時，發現搜集的資料有誤，阿布老屋並沒有經曆過趕馬，對趕馬的事情也較為冷淡，之所以選中他，主要是因為他現在居住的房屋，是當年茶馬古道上比較有名的建築，現在是茶馬古道上保存最好、價值最高、藝術性最強的建築，當年茶馬古道上有身份的人員和馬鍋頭才有機會到他家中做客，中央電視台專門對此進行過報道，一些建築方麵的專家也多次到他居住的房屋參觀，與茶馬古道的關聯比較強，雖然有此背景，筆者還是果斷取消了對阿布老屋的采訪。其次，筆者以趕馬人身份進行二級選定。所謂“趕馬人身份”即指趕馬人在馬幫中所擔當的角色、所處地位等。馬幫已經是一個自成體係的群體，在馬幫中，角色眾多、分工明確。馬鍋頭、管家，抑或是長工、短工，不同的身份必然在趕馬事宜及心態方麵會有所不同。因此，筆者為了全方位采錄，在采訪中也有所側重。
圖2-2 人物圖
最終，在漢族馬幫中，筆者采訪到大理彌渡縣黃礦廠村的彭語、彌渡縣城的楊保祚、密祉鄉的李信；在藏族馬幫中，采訪到奔子欄鎮奔子欄村，趕馬長達40年的藏族馬鍋頭達瓦、奔子欄鎮瑪尼村的兩位趕馬長工——培促、把三，德欽縣城的趕馬人紮巴；在其他民族趕馬人中，采訪到納西族趕馬人李能章、宣紹武；白族趕馬人李德明以及彝族支係他留人趕馬人藍紹開與藍紹增。這12位趕馬人，均為男性，平均年齡在70歲左右，趕馬年數最少十年，多則四十六年，民族以漢族、藏族為主，除此之外，還涉及白族、納西族、彝族等其他民族。
表2-1 趕馬人
續表
第二，中心圈之馬鍋頭、趕馬人直係後代。隨著趕馬老人的年齡已高和逐漸離世，對茶馬古道研究工作而言，是一件十分遺憾的事情。因此，除了盡快、盡多的去采訪目前仍然健在的趕馬老人之外，對於趕馬人後代的調查研究，也是筆者進行此課題時較為重視的一個環節。這個環節由於相關書目中很少提及趕馬人的親屬及後代所在地，調查難度很大。筆者依據實地調查過程中的隨機變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采訪到現居住在大理彌渡縣鳳儀鎮的回族馬鍋頭馬文秀的後代、彌渡縣的彝族趕馬人後代李彩鳳、彌渡縣密祉鄉漢族趕馬人後代白翠華、祥雲縣雲南驛的漢族趕馬人後代郭誌國等。對於中心圈馬鍋頭、趕馬人後代的采訪，一來是希望通過他們知道和了解當年祖輩、父輩趕馬的一些情況，擴大采訪範圍，印證一下茶馬古道和馬幫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如何。二來則是希望通過趕馬人後代的敘述，為當年趕馬人所參與的音樂文化活動提供線索，從而更好地把握茶馬古道雲南段音樂文化現狀的調查與研究工作。
第三，外圍圈之茶馬古道相關研究人員。隨著“茶馬古道熱”和原生態文化產業的開發，特別是對於“茶馬古道申遺”這樣一個新課題，有關茶馬古道的研究工作在雲南如火如荼，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這些研究人員中，首先應當提及的是茶馬古道命名者，20世紀90年代，被人親切地稱為“茶馬古道六君子”的木霽弘、李旭、陳保亞、王曉鬆、徐湧濤、李林。正是他們的親力親為，被曆史的塵埃所淹沒的“茶馬貿易”才浮出水麵，茶馬古道才再次走進了人們的視野。為此，筆者深入采訪了現工作於昆明市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的李旭研究員。由於采訪李旭研究員是處於筆者進行田野調查開始之初，他概況性的為筆者介紹了茶馬古道，得知筆者即將開始茶馬古道音樂的調查與研究，先是感到非常吃驚。他說，以前從未有人從事，也從未想到可以從音樂這個角度關注茶馬古道。而後便是肯定、鼓勵，並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同時，筆者走訪了現居住在彌渡縣鳳儀鎮《茶馬古道上遠逝的鈴聲——雲南馬幫馬鍋頭口述曆史》的作者馬存兆，詳細了解了此書產生的背景和經過，書中提到了馬鍋頭現在的情況。馬存兆老人告訴筆者，這本書到目前為止，是對茶馬古道上馬鍋頭所進行的較為全麵的口述史記錄的唯一一本書。當年寫作此書的初衷是，希望通過馬鍋頭之口，喚醒人民不要忘記曆史，不要忘記茶馬古道對雲南人民所做的巨大貢獻。遺憾的是，當年我所采訪過的大部分趕馬人已經離世，這種損失無法彌補。聽著老人惋惜的感歎聲，筆者也深深地體會到了做好這項工作的緊迫性。更感到這項工作刻不容緩，時不我待，必須隻爭朝夕，快馬加鞭。另外，筆者對《沙溪寺登街——茶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的作者楊惠銘進行了采訪，並獲得了沙溪鎮“五老爺趕馬儀式”的珍貴錄像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