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有關“茶馬互市”最早的記載見於《新唐書·隱逸傳·陸羽傳》：“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回入朝，始驅馬市茶，其後尚茶成風。”[1]記載中的回即回鶻（又名畏吾兒，即今維吾爾）。唐初“茶馬互市”最早在民間興起，開始的對象是回鶻，後擴大到吐蕃，隨著地域、人群範圍和交換物資的逐漸擴大、增多，茶馬古道才漸漸發展起來。據有關史料記載，西藏昌都是當時川藏、滇藏、青藏三條茶馬古道的交通樞紐和物品集散地，交通狀況極差，與外界溝通的道路多是人畜長期走動而形成的，有的甚至是在陡峭的羊腸小道和絕壁上開鑿的極為簡陋的棧道、雲梯，十分險峻，行走極為艱辛。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紀要》一書，將當時的交通狀況形容為：“亂石縱橫，人馬路絕，艱險萬狀，不可名態。”運送貨物主要靠人背畜馱。後來，吐蕃南下，在中甸境內金沙江上架設鐵橋，打通了滇藏往來的道路，吐蕃把比較發達的高原畜牧業、水利、冶煉技術傳入中甸和滇西北地區，而南昭的傳統工藝和茶葉又為吐蕃人所喜愛，雙方貿易逐漸增長，馬幫也漸成規模。茶馬貿易的興起使大量藏區商旅、貢使有機會深入祖國內地活動，一些傳道士也混雜其中在沿途和內地進行傳教，茶馬古道的多重性作用開始顯現。那時，驛道發展很快，從長安經興元、利州（今廣元）、劍州（劍閣）、成都、彭州的驛道可直通昌都；唐蕃通婚後，從四川經昌都至吐蕃的驛道有“西山路”“靈關路”“和川路”三條線路[2]。
圖1-1 曆史古道
到了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政權，在遼、金、西夏等遊牧政權的侵擾下，戰事和運輸需要大量的馬匹，當時僅雲南每年就有近1500匹馬進入內地，其交易額能達到七萬兩左右，最高時突破了3000匹，交易額也高達十五萬兩左右。宋代時，“茶馬古道”成為定製。趕馬人最常走的路線基本固定為川、滇兩條：一條是四川雅安產的磚茶，以康定為集散地，馬幫由此上路，經甘孜、昌都到拉薩，轉運西藏各地；另一條是雲南西雙版納、思茅產的砣茶（碗茶），以大理為集散中心，商隊由此上路。經麗江、中甸、德欽到西藏的邦達、察雅、昌都、洛隆、工布江達、拉薩，再轉運江孜、日喀則、阿裏等地。
元朝時，統治者大力開辟驛道，廣泛設立驛站[3]，官方對茶馬古道貿易給予保護和支持，茶馬古道貿易逐漸走上正軌。根據陳慶英譯的《漢藏史集》記載，從漢藏交界處起直到薩詡以下，共設置27個大驛站，僅朵甘思宣慰司（下轄今青海玉樹、甘孜州北部、昌都地區北部、那曲地區北部等）下就設立9個驛站。在各個大型的驛站又設若幹小型驛站。往返於各個小型驛站之間的距離，大約需要騎行一天的路程，這個時期的驛站已經初具規模。茶馬古道貿易已漸成氣候。
明朝時期，朝廷繼續加強驛道的建設，古道條件也有明顯改善，茶馬古道上的貿易與日俱增。當時的麗江木氏土司占據了中甸地區，雲南的商戶每年都會從麗江、鶴慶、大理、普洱等地運來茶葉、白糖、銅器等一些副食品到中甸、鹽井等地銷售，又從這些地區運出羊毛、酥油、藏香、氆氌和蟲草、麝香等山貨藥材到內地銷售，貿易往來逐漸頻繁，茶馬古道上呈現出繁忙景象。明永樂五年（1407年），朝廷下令藏區闡化王、護教王、讚善王和國師率川藏各族合力建設恢複驛站，並開辟雅州（今雅安）烏思藏驛站，使中原通往烏思藏的驛道保持在南北兩條。漢藏之間的茶馬貿易達到了鼎盛時期，古道建設也漸成規模。
清朝滿族統治天下後，對少數民族的管理更為寬鬆，政策更為優惠，對茶馬古道上的貿易也更為支持。為了加強對茶馬古道的控製，朝廷將西藏的驛站更名為“塘”，設置了專門的機構和官員對“塘”進行管理，驛站建設和規模都上了一個層次。據《清史稿》記載，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西藏地方政府要求在中甸互市[4]，得到清朝皇帝的批準，中甸正式立市，商號、喇嘛藏商、古宗馱隊相繼出現，礦業、手工業在中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外來的商人也不斷增多，刹那間，中甸成為滇藏貿易路線上的主要商品集散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為驅逐準噶爾軍入侵，清王朝派兵進藏，修建和改善了康定至拉薩的驛道。並對驛站的規模、人戶多寡、甚至包括住宿情況、地理環境都分別進行了造冊登記，同時還增辟了西寧經玉樹、昌都至拉薩的入藏驛道，驛站管理達到了精細化和規範化。到了鹹豐、同治年間，因為戰亂，各個商道都相繼阻塞，貿易鏈條出現了短暫的阻斷，這種狀況直到光緒年間才有所恢複。1910年，駐藏大臣聯豫派藏漢官員查看拉薩至昌都地區道路情況，並上報清王朝政府，準備將這條道路修成“寬一丈五，能通牛車兩輛為度”的道路，但當時的清王朝已無力實施。“茶馬互市”作為一種重要製度逐漸從曆史的地平線上淡出。
清朝末期，茶馬互市雖然逐漸衰落，但民間貿易卻一反常態、異常活躍，茶馬古道沿途的各個少數民族，紛紛把古道作為貿易交易的通道和場所，物品也不再僅僅局限於茶葉，交換貨物品種琳琅滿目、品種繁多，茶馬古道成為真正的民間貿易商道。這些少數民族將食鹽、布匹等西藏少數民族需要的貨物運往西藏，再將藏區的羊毛、獸皮、藥材等土特產品運往川、滇兩地。運貨的工具也隨之增多，在以馬匹作為主要運貨載體之外，在藏區往返運貨，有時還雇請人力背運和犛牛馱運，遇到江河激流時依靠溜索和牛皮船運貨。民間貿易，並沒有隨著古道的部分阻斷而消失，相反，它伴隨著曆史的腳步依然呈現出有增無減、平穩上升的態勢。
值得指出的是，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到最艱苦的階段，緬甸淪陷，滇緬公路被切斷，由此，中國當時唯一的且是最後一條國際交通道路被截斷，使外國援華的物資無法運入中國，在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貫穿於滇、川、藏直達印度出海口的茶馬古道成了唯一能運送國際援華物資的地麵通道。這時候，藏族、漢族、納西族、白族、普米族、回族、彝族等各民族馬幫組成浩浩****的民間商隊，不計報酬，踏上了與他們世世代代血脈相連的茶馬古道，為中國的抗日戰爭運送了無以數計的戰略物資，茶馬古道再次進入鼎盛時期。其中，少數民族中的藏族馬幫、納西族馬幫，由於他們具有長期馴馬的經驗，且在茶馬古道上行走最多、經驗豐富，在抗戰中表現尤為突出。不能忘記的是，為了支援抗日戰爭，當時茶馬古道上沿線的各個民族，盡其所能，立即行動起來，霎時間，茶馬古道沿線商號林立、馬幫雲集，其繁忙的景象非今日所能想象。具有強烈愛國心的馬鍋頭異常活躍，僅麗江馬幫運輸的大商號就有30多家，大小商戶1200多家，還吸引了大理、騰衝、鶴慶和西藏的馬幫，每年來往於麗江、西藏、印度的馬匹約有25000餘匹。滇藏運輸線上，雙程運量，每年一千多噸，貿物總值近一千餘萬元。[5]抗日戰爭時期的茶馬古道，馬幫強烈的愛國情懷與使命感，為茶馬古道締造了曆史上的又一個奇跡。
縱觀曆史脈絡，在茶馬古道的發展進程中，除了民間需求不可或缺和積極運作外，對於“茶馬貿易”，曆代統治者都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和重視。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從政策上而言，始終堅持鼓勵、保護、開放的原則，放手讓貿易自由發展，使茶馬古道上的貿易始終呈現出有序、穩定的態勢。對茶馬古道，曆代統治者除了加強管理外，還積極開辟驛道、建設驛站，為馬幫來往提供種種方便條件，竭盡所能保持茶馬古道的暢通。無論對於哪個朝代而言，貿易之間的頻繁往來都是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捷徑。因此，曆朝曆代的統治者並無出現對茶馬貿易禁止或約束的行為與政策，反而一向以支持、保護的態度放手讓茶馬貿易發展。政策的支持是造就茶馬古道發展規模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
第二，從實施上來看，注重以民間需求為根基，特別是重視跨區域的貿易往來。打破貿易壁壘，鼓勵商品流通，用貿易推動區域間經濟的發展，促進民族間的溝通和交流。朝廷廣泛設立驛站，一方麵對貿易加強管理，為馬幫們提供生活上的方便和保護，促進了貿易的迅速發展；另一方麵，設立驛站，名正言順的了解民間貿易，官方這隻手悄無聲息地走進了百姓市場，無形中對民間貿易進行了有效掌控。同時也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相互交往和聯係。
第三，從效果上而言，充分彰顯出茶馬古道的曆史性作用。西南地區，我國少數民族集居較多，茶馬古道的通暢，打開了各少數民族之間相互交往的門戶，各民族之間在貿易上的平等互利，文化間的相互認同，情感上的互相交流，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密切了相互之間的感情，使中華民族之間的團結達到了空前的統一，茶馬古道的曆史性作用可見一斑。尤其在藏漢兩個民族之間表現更為明顯。藏族是一個在中國曆史舞台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為中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雖然有多種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連接漢、藏之間的茶馬古道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漢、藏之間在經濟上的互補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為今天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茶馬古道的意義顯然並不僅止於曆史上的茶、馬交換，事實上它既是曆史上漢、藏兩大文明發生交流融合的一個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漢、藏兩個民族進行溝通聯係，並在情感心理上彼此親近和靠攏的主要紐帶。恰如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中所言：“漢地的貨物運到博（藏區），是我們這裏不產這些東西嗎？不是的，不過是要把藏漢兩地人民的心連在一起罷了。”這是藏族民眾對茶馬古道和茶馬貿易之本質的最透徹、最直白的理解。所以，無論從曆史和現實看，茶馬古道都是漢、藏民族關係和民族團結的象征與紐帶。茶馬古道對維護中國領土的完整和防止國家分裂功不可沒。
正是由於曆代統治者的支持與保護，茶馬古道才有可能從遙遠的唐代發展延伸至今。也隻有官方的保護，這樣一個帶有濃厚“民間貿易”色彩的商業活動，才可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在曆史的進程中發展繁衍，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