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是谁？在本章对“他者”进行整体的梳理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本章以“古代文论的海外研究”为题，这便意味着，本章首要关注的对象并不是西方学科意义上作为区域研究之分支的东方研究或中国研究。这是因为一方面，所谓东方研究或中国研究的涵盖范围太广，它以地域为边界，包括古代与当代，人文与社科等所有与中国相关的研究。如果要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整体梳理，那将是一大套丛书的规模。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作为专门学科的区域研究本不属于西方学科体系，只是后来，主要因为美国在冷战之后出于对全球政治环境加强把握的需要、出于政治投资的考虑才被设立起来，并且在各个国家开始普及。[2]强烈的地缘政治初衷使得在其涵盖之下的中国研究也不得不与“东方主义”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样的研究，首先，因为其基本模式是中国的知识形态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下的整合，对研究对象的价值有着极强的扭曲，本质上或许根本不属于中国研究的范畴。这样的研究与我们的问题意识有着根本的不同，既无益于我们形成对研究对象的独特认识，也无益于我们通过研究裨益于当代社会现实，所以与本书对当代研究所进行的反思无关。其次，真正意义上严肃的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与区域研究主流的东方主义倾向有太高的一致性。事实上，早在萨义德于1978年提出“东方主义”之时，对于中国研究，他也只是对早期的情况有简单地提及，而多数的海外汉学家们也没有认为“东方主义”的提出与他们有太多关系，领域内并没有出现太多对此问题的直接讨论。直到80年代末，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对萨义德的话语权力问题以及后殖民理论的相关问题有进行讨论的必要。而当今，它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西方中国学界有共识的反例。当代的研究早已经与其分道扬镳，更何况，本书意在借鉴以兹反思，并无意对他者的研究历程进行批判。最后，这样的研究方式因为明显的现实政治意图以及早期研究程度的粗浅而更多地影响了对中国语言、现当代文学、文化以及翻译的研究，对于古代文论这一较为复杂和在西方的认识框架中未被前置的领域却少有涉足。[3]
第二，本章所关注的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外汉学，也不是通行意义的中国研究，而是处在两者的交叉部分的古代文论的海外研究。本章的研究与海外汉学的区别在于，首先，整体的汉学领域包含甚广，涉及文、史、哲、语言学的方方面面，本章无意对整体领域做全盘的综述，因为这种教科书式的介绍无益于对根本的研究方式形成反思与对话。其次，传统的汉学研究实质上与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越来越发达的当代中国研究分属两个不同的学术圈，海外汉学也有自己明显的边界。一般来说，它以古代中国为时间范围，以宽泛的人文领域为学科范围，以对文本的细致语言学考察、文本翻译、意义阐释为核心方法。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来说，这便意味着它并没有将古代文论的现代发展、使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的研究以及在其他当代中国研究甚至非区域研究中涉及的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讨论包括进去。借鉴他者对当代中国的古代文论研究进行反思，只关注海外汉学是不够的。最后，海外汉学因其传教士译介中国文化以来的独特发展背景而实质上对其研究主体具有排他性。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叶维廉、叶嘉莹等海外华人学者往往没有被包括在国外主流的汉学家身份认同当中，而这批卓越的学者从其跨语言、跨文化的独特视角出发所进行的研究往往是很有启发性的。[4]同时，本章的研究当然也不同于通行的中国研究，因为本章无意于关注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研究，而是认为有必要因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文化理解的突出贡献，而对其研究方法保持最新的关注，以增进我们对古代文化的多方面认识，以及帮助形成完善的文化视角。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当代中国研究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观念的研究，因其对古代文论不可避免的涉及以及基本的研究态度的体现，故而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这对于我们探讨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由此，本章将关注的范围界定为处在这两者之间的古代文论的海外研究，便能很好地突出笔者的研究目的，即以古代文论为核心，从他山之石中引入更广阔的跨学科格局，并就来自海外研究中传统与世界的双重视角进行不同思考。这其中便包括将在第四章进行的对于数位人文研究的专门探讨。对待这些用数位人文的方法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的研究者，我们不可能将其归为汉学家，甚至也未必是中国研究专家，不过可以根据研究对象被称为古代文论的海外研究者。
总体来说，本章的研究超出了区域研究、海外汉学与当代中国研究的现有框架，而以研究对象为核心将更广阔的海外研究纳入考量，并且不关注已成定论的历史问题以及相关研究者的身份认同、学科归属问题，这第一是为了聚焦以找寻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形成方法的反思；第二是本书并不认同在介绍与研究海外汉学时常见的将“西方”直接等同于“新”的不加思索的做法，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对话应当建立在对不同的研究面貌和方法所形成的根本原因进行对比与反思的基础上。很多时候，对研究对象不同的阐释和价值的确立，来自研究者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动机，而不是习得了所谓新的研究方法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移花接木；第三是因为本书也不认同在当下研究中经常出现的将“整全”等同于“意义”的做法，认为整全而没有针对性的研究只能起到梳理文献的作用，并不能形成对话与促进反思。更何况从整全的视角把握，也未必能梳理出脉络、归纳出流派。正如柯文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讨论的，事件、经历与神话的主体在历史认知方面都存在着各自的主观意图与局限性，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历史学家、历史的亲历者和神话制造者重新塑造的历史。[5]尤其对于海外的古代中国研究，因为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共识，且较为一致地想要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关怀有所裨益，故其所进行的研究并不具有结构性，并且鲜有明显的流派意识，所以表现出复杂性与独立性，整全的梳理对其并不适用。这在本章后面的讨论中会有更多涉及。当然，研究的聚焦并不意味着对对象的窄化。本书希望从对整体的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广泛考量中，找出有益于反思当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式的不同视角、格局与研究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