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是誰？在本章對“他者”進行整體的梳理之前，需要說明的是本章以“古代文論的海外研究”為題，這便意味著，本章首要關注的對象並不是西方學科意義上作為區域研究之分支的東方研究或中國研究。這是因為一方麵，所謂東方研究或中國研究的涵蓋範圍太廣，它以地域為邊界，包括古代與當代，人文與社科等所有與中國相關的研究。如果要對這方麵的研究進行整體梳理，那將是一大套叢書的規模。另一方麵，也是更重要的，作為專門學科的區域研究本不屬於西方學科體係，隻是後來，主要因為美國在冷戰之後出於對全球政治環境加強把握的需要、出於政治投資的考慮才被設立起來，並且在各個國家開始普及。[2]強烈的地緣政治初衷使得在其涵蓋之下的中國研究也不得不與“東方主義”扯上了千絲萬縷的聯係。而這樣的研究，首先，因為其基本模式是中國的知識形態在西方政治意識形態下的整合，對研究對象的價值有著極強的扭曲，本質上或許根本不屬於中國研究的範疇。這樣的研究與我們的問題意識有著根本的不同，既無益於我們形成對研究對象的獨特認識，也無益於我們通過研究裨益於當代社會現實，所以與本書對當代研究所進行的反思無關。其次，真正意義上嚴肅的海外中國問題研究者們並不認為自己的研究與區域研究主流的東方主義傾向有太高的一致性。事實上，早在薩義德於1978年提出“東方主義”之時，對於中國研究，他也隻是對早期的情況有簡單地提及，而多數的海外漢學家們也沒有認為“東方主義”的提出與他們有太多關係，領域內並沒有出現太多對此問題的直接討論。直到80年代末，人們才開始意識到對薩義德的話語權力問題以及後殖民理論的相關問題有進行討論的必要。而當今，它已經毋庸置疑地成了西方中國學界有共識的反例。當代的研究早已經與其分道揚鑣，更何況，本書意在借鑒以茲反思，並無意對他者的研究曆程進行批判。最後，這樣的研究方式因為明顯的現實政治意圖以及早期研究程度的粗淺而更多地影響了對中國語言、現當代文學、文化以及翻譯的研究，對於古代文論這一較為複雜和在西方的認識框架中未被前置的領域卻少有涉足。[3]
第二，本章所關注的領域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海外漢學，也不是通行意義的中國研究，而是處在兩者的交叉部分的古代文論的海外研究。本章的研究與海外漢學的區別在於，首先，整體的漢學領域包含甚廣，涉及文、史、哲、語言學的方方麵麵，本章無意對整體領域做全盤的綜述，因為這種教科書式的介紹無益於對根本的研究方式形成反思與對話。其次，傳統的漢學研究實質上與新時期以來隨著中國的崛起而越來越發達的當代中國研究分屬兩個不同的學術圈，海外漢學也有自己明顯的邊界。一般來說，它以古代中國為時間範圍，以寬泛的人文領域為學科範圍，以對文本的細致語言學考察、文本翻譯、意義闡釋為核心方法。對於古代文論的研究來說，這便意味著它並沒有將古代文論的現代發展、使用社會科學方法進行的研究以及在其他當代中國研究甚至非區域研究中涉及的對中國古代文論的討論包括進去。借鑒他者對當代中國的古代文論研究進行反思，隻關注海外漢學是不夠的。最後，海外漢學因其傳教士譯介中國文化以來的獨特發展背景而實質上對其研究主體具有排他性。夏誌清、李歐梵、王德威、葉維廉、葉嘉瑩等海外華人學者往往沒有被包括在國外主流的漢學家身份認同當中，而這批卓越的學者從其跨語言、跨文化的獨特視角出發所進行的研究往往是很有啟發性的。[4]同時，本章的研究當然也不同於通行的中國研究，因為本章無意於關注海外學者對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製度等方麵的研究，而是認為有必要因為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對社會文化理解的突出貢獻，而對其研究方法保持最新的關注，以增進我們對古代文化的多方麵認識，以及幫助形成完善的文化視角。更為重要的是，對於當代中國研究中的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學觀念的研究，因其對古代文論不可避免的涉及以及基本的研究態度的體現，故而值得引起我們的關注，這對於我們探討古代文論的現代價值無疑是至關重要的。由此，本章將關注的範圍界定為處在這兩者之間的古代文論的海外研究，便能很好地突出筆者的研究目的，即以古代文論為核心，從他山之石中引入更廣闊的跨學科格局，並就來自海外研究中傳統與世界的雙重視角進行不同思考。這其中便包括將在第四章進行的對於數位人文研究的專門探討。對待這些用數位人文的方法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文論的研究者，我們不可能將其歸為漢學家，甚至也未必是中國研究專家，不過可以根據研究對象被稱為古代文論的海外研究者。
總體來說，本章的研究超出了區域研究、海外漢學與當代中國研究的現有框架，而以研究對象為核心將更廣闊的海外研究納入考量，並且不關注已成定論的曆史問題以及相關研究者的身份認同、學科歸屬問題，這第一是為了聚焦以找尋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形成方法的反思；第二是本書並不認同在介紹與研究海外漢學時常見的將“西方”直接等同於“新”的不加思索的做法，認為真正有價值的對話應當建立在對不同的研究麵貌和方法所形成的根本原因進行對比與反思的基礎上。很多時候，對研究對象不同的闡釋和價值的確立，來自研究者不同的問題意識和研究動機，而不是習得了所謂新的研究方法就可以順理成章地移花接木；第三是因為本書也不認同在當下研究中經常出現的將“整全”等同於“意義”的做法，認為整全而沒有針對性的研究隻能起到梳理文獻的作用，並不能形成對話與促進反思。更何況從整全的視角把握，也未必能梳理出脈絡、歸納出流派。正如柯文在《曆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曆和神話的義和團》中討論的，事件、經曆與神話的主體在曆史認知方麵都存在著各自的主觀意圖與局限性，我們所看到的，往往是曆史學家、曆史的親曆者和神話製造者重新塑造的曆史。[5]尤其對於海外的古代中國研究，因為不具有意識形態的共識，且較為一致地想要對中國社會的現實關懷有所裨益，故其所進行的研究並不具有結構性，並且鮮有明顯的流派意識，所以表現出複雜性與獨立性，整全的梳理對其並不適用。這在本章後麵的討論中會有更多涉及。當然，研究的聚焦並不意味著對對象的窄化。本書希望從對整體的海外中國研究領域的廣泛考量中，找出有益於反思當下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方式的不同視角、格局與研究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