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笔者不认同将海外研究与新的方法画上等号一样，希望从书中读出海外研究的高明之处的人也会失望，因为本书的基本观点在于海外研究与国内研究的不同之处来源于根本动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意识的不同。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提出不同的问题，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答案，而这不同的答案正好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看清研究对象本身的独特意义，因而促使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内涵和外延的双重反思。两相对照，并无高下之别。国内学者的研究，因为面对现代化以来传统文化在西方思维的重置下与价值和意识形态脱节而逐渐边缘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在缺少秩序的社会现实中寻求精神救赎的精神状况，故一直以来，因为文化的危机感和直接的现实目的寻求对古代文论的现代化重建，基本上都在问着对文本“怎样阐释”的问题。海外学者作为传统的局外人，并没有这样的危机意识与迫切的现实关怀，也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审美乌托邦的精神归属感，更不需要在群体的焦虑中进行言说。他们对于中国，尤其是对于传统中国文学与文论的研究更多出于纯粹个人化的兴趣，所以面对文本，他们无一例外地首先问着“是什么”的问题。海外华人学者也持有相同的问题意识，脱离了原本与其息息相关的现代化中国的生活语境，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关注也只能是深度的怀念和兴趣使然，再加上与异域文化的全面碰撞，他们比任何西方人都更迫切地希望了解决定自己在新环境中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定位的根本的传统文化“是什么”的问题。
由于在英国的博士研究经历，笔者有幸与许多传统文学的海外研究者进行私下的交流。对于“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学”这个问题，答案无非两类。第一是因为自己的成长背景与中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兴趣。这样的联系与早期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密切相关：当代的许多海外中国文化研究者，或者是早期传教士的学生，或者是他们的直接后裔。而相对于后起的当代中国研究，因为早期传教士对传统中国的更多关注和译介，这样的渊源也决定了他们的兴趣点更多地落到了传统中国，尤其是具有审美性的传统中国文学领域。第二是因为纯粹的个人兴趣。很多人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戏曲或者翻译成英文的古代诗歌，由此对传统中国文化产生强烈的好奇与浓郁的深入探究的兴趣，情之所起，一往而深。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强烈的兴趣都是他们从事研究的直接动机。当然，笔者的研究一开始也是出于强烈的个人兴趣与情感认同，只是随着集体的学科建设和群体学术交流方式的引导，以及自我对传统与现代意识的不断强化，这种直接的现实关注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学术的内在动力。而海外学者既不需要从中国传统中找寻自己与现代社会的联系，也不生活在这样的现实当中。正如金安平通过“合肥四姐妹”的故事对中国的文化史和社会史进行个人角度的阐释，书中提到有名的德裔美籍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家傅汉思初到中国学习的故事，“他到中国来，是为着寻求一番奇遇，也是来挑战一种更难的语言”。而在那之前，傅汉思辗转于德国、英国与美国，学习的是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文学，无论在成长还是学习背景上都与中国毫无关系。[6]宇文所安与中国传统诗学的邂逅也是如此，“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里沉湎于诗歌阅读，并初次接触中国诗：虽然只是英文翻译，但他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至今犹然……自言其父尝忧其业中国诗无以谋生，而后竟得自立，实属侥幸耳”[7]。他也在自己的专著中反复表达了自己对研究对象的赞赏，以及对其进行深入探索的**。例如，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一书的“后记”中，宇文所安写道：“长江流向下游，经过白沙驿，流入大海上至星河，在那你看到同样在黑暗中闪烁的光点。在中国诗歌中的每一道景致都经历了变形并四处显现，它的质变了，先前景致的形式仍一半隐藏于新形式之内。其中某些东西正如《庄子》中的鹏和鲲的变形……所以，为把我们带出峡谷，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次变形；而且我们的诗人可以从一个冥海航行至另一个，沿着河流上游至天，那儿他将成为夜空中的一颗流星。关于这也有一个传说，有个人每隔一年看到一排竹筏漂流在河上，直到最后一年他乘上了这排竹筏，并发现他被带入了银河：对束缚于地上的人类来说他像一颗‘客星’”。[8]
中国学者研究的出发点则不仅仅是纯粹的兴趣，而是把对传统文学文化的意义探索与自身与群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紧密联系起来，具有极强的人文关怀与现实关怀。例如，《当代中国文论热点研究》一书的“代序”，就用了一个使命意味极强的题目：《中国文学理论的凝结、坚守与突进》，并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极具社会责任感的总结与展望。“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说，文学理论是有所作为的。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后，下一个30年又开始了。据说，我们迎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面对全球化，出现了两种态度，第一种是‘西化’或者拥抱‘全球化’，接受普世主义价值观；第二种是‘中化’或者拒绝‘全球化’，寻找纯粹的中国性。两者之争，在文学理论中也有所体现。接受现代理论，了解当代理论的最近发展，这是我们必须的事，但这不能取代独立的创造。研究古代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吸收古代理论中的有益之处，这当然不可避免，但是，要想回到古代，是不可能的，我们回不去。当代文学理论之源，不能在西方找，不能在古代找，而应该建立在当代文学和文化实践之上。现代会取代古代，文明会战胜野蛮，但这不等于走向‘西方中心’。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更新，在失去文化主体性时，就变得相互对立；但只要有了这种文化主体性，就成了同一件工作的两个方面。这种文化的主体性，就是当代的文化实践。建立现代的、中国的文学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9]在高建平的研究动机中，“有所作为”、“在现代社会中吸收古代理论中的有益之处”、“文化主体性”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观点。虽然本书并不同意他对文论研究的总结，但对他的学术使命感是完全理解的，这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民族对自我存在的探索之中。
而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因为根本问题的不同，来自外在的对于“是什么”的追问与来自内在的“如何阐释”的探索，自然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研究面貌，而“是什么”的追问实际恰好为我们提供了重回根本问题的契机，在探索最佳的阐释策略之前重新关注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质，尤其在他者的眼光中，这种独特之处可以被进一步凸显出来。与此同时，也因为他者将这样的研究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所以当研究深入一定阶段时，也会希望将自己的研究纳入自己所处环境的框架内，而这样的框架，在当代仍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全球化语境中，则是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框架。这便与国内学者的当代探索不谋而合。而更为重要的是，海外的研究者虽然处在以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为主流的全球化语境中，其研究动机是非实际功利驱动的，而是凭内在的、个人化的兴趣而为。此外，在萨义德意义上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下，海外的研究者一直与政治和权力保持距离，尤其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在面对中国学术与全球化格局的关系时更具强烈的主流与非主流、强势与弱势、普遍性与独特性的反思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中国研究者与国内学者的探索殊途同归，同时因为对研究对象的独特兴趣，以及自己的特殊身份，西方的中国研究者对各方面的权力都具有更强的反思意识。这种具有全球视野的反思意识在Carlos Rojas 和Andrea Bachner两位教授合编的代表海外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最新成果的《牛津当代中国文学手册》的结论文章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在文章中，两位作者直言他们所进行的研究一直受到来自现实效用观念的期待，或者在西方区域研究中服务于政治利益。在这样的观念下，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要在自由与独立的土壤上继续求得生存似乎变得艰难，似乎摆在他们面前的研究路径只有如下几条：
其一，尝试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一方面创造一种可以被认定为是他者的建构的文化印象；另一方面创造不同版本的“中国性”。（同时作者也在注释中提出，“中国性”一定是带引号的，因为它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核心属性，而是基于内在复杂现象所进行的分类，而这种分类是不断变化并且来自于建构的。）
其二，在呼吁文化独特性的重要性的同时，接受前所未有的关于文化与文化间性的危险定义。
其三，在跨文化比较或者世界文学的名义下，努力使中国研究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但这样便有了或者将中国文学打造成一个特例，或者成为所谓普遍性结构中的又一个例子的危险，因为这种所谓的普遍性结构仅仅是特定政治和文化利益的自然建构而已。
在这些力量的裹挟下所进行的研究，与研究者们出于强烈的个人兴趣而进行研究的初衷背道而驰，并且在根本逻辑上也与学术研究背道而驰，因此，文章的作者认为有必要对整个领域研究的合法性进行反思和辩护。作者认为他们出于兴趣所进行的研究本来自然而然地具有自足的理由与合理性，而现在已经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刻，他们不得不为这个学科以及他们一直以来的智力努力进行辩护。他们认为需要反抗的正是这套话语的前提，正是这样的前提将他们置于劣势。相反，如果仅仅只是对这样的逻辑进行回应，实际上也是被绕进去了。
辩护的前提是进行自我反思，从中梳理出应有的价值。文章认为，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经历了一次双重视角的转换。一方面，学者们开始扩展研究的视野并且拓宽这个领域的轮廓。另一方面，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领域，由此将他们的阐释应用到更广阔的跨文化和比较的框架中去。尽管这些学科的调整由不同的方向组成，但也正好形成互补。第一种方式由于将研究的视野延伸至过去范围之外的，或者正处于过去范围的边界线上的客体与现象，故相对于以前仅仅将领域外的东西纳入域内，现在这种重新定义往往源自对内部事物的更仔细的关注。由此，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混杂性的全新关注，促进了他们在传统视野之外的联结、隶属和结盟关系。第二种动向主要是一种包容性运动，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文学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兴趣领域，他们渴望跨文化或全球化的视野。例如，比较的不同路径或者对世界文学的反思。当然，即使在歌德不无吹嘘但同时非常矛盾的对中国小说《好逑传》的关注使得中国文学适合被纳入西方定义下的世界文学之前，中国文学也一直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并且中国文学的源起早于大多数现今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框架下的其他文学传统。然而，尽管比较文学一直都在宣扬研究的全球性，并且继续驱动了许多跨文化与跨文学研究，但它的实践与方法却一直是缓慢的。与此同时，在比较文学框架内对非西方传统的关注，迫使东西方研究进入新的方向，或者创造性地将关注的中心由欧洲或者“西方”置换出来，这种置换的方式可以是区域内比较的方式，或者避开中心—外围模式，在地理的相邻以及传统的文化影响方式之外寻找联系。
而寻找这种全新的联系以重新定位中国文学的研究，则需要对具体的研究对象进行再进一步的反思。文章提出，在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进行探索，意味着在政治与文化的联系上进行反思，因为这种联系决定了学科的轮廓与局限；同时，需要对方法的前提进行考量。例如，不能将“中国文学”这个标签视为给定的，而是应该将其视为自身需要被不断反思与重新定义的对象。在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领域划定界线的时候，需要坚持其复杂性，也就是说，并不认为存在着一种统一的一致的文学，而是承认其具有多样的表达。这便使得不同文学之间的联系以及“中国的”这个定语变得复杂和多样。例如，Shu-mei Shih的专著，《视域与身份：跨太平洋的华语表达》（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在最新的华语研究领域内，从不同的华语语言的角度探讨不同的身份认同，从而强调中国文学的复杂性，便将关于“中国”的研究进一步向外展开了。[10]
由此我们看出，海外的研究不仅在提出研究对象的问题上与国内的学者因为动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当代的研究者们也是在下意识地与政治、权力等现实的逻辑保持距离，希望以其游走于不同文化、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独特身份进行独立的、反思性的研究。而进行这种反思的前提，又与最初的研究目的实现了统一，即在跨文化的开阔视野中对研究对象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认为，海外的研究在内涵与外延上都能为当今国内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考。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笔者认为，寻找海外研究的高明之处并不是本书研究的目标，而是希望从动机以及格局的不同，来看海外研究怎样进行中国古代文论独特性的发掘，以此裨益于中国学术极具现实关怀的阐释方式。这样的理解也使得这样几个人们常常讨论的问题不言自明：第一，为什么海外学者讨论中国问题时较少引用国内学者的研究？对于这个问题的集中体现是在将《剑桥中国文学史》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收到中国读者的反馈，希望孙康宜和宇文所安两位编者在参考文献中加入相关的中文文章和专著，而两位编者则委婉地回绝了。他们认为“中文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应当反映英文原版的面貌——我们这部书是为非专业英语读者而写的。”[11]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如果引用或者参考而不在参考文献中列明，显然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海外权威的学术研究和出版社绝不会碰这样的红线。或者如果只是考虑到英语读者的语言障碍，也可以列举优秀中文专著的英文翻译版本。这样的译文译本以及国内学者的英文发表，根据张西平2015年《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报告（2015卷）》，从大量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英文期刊的创刊，到“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数量的逐年递增，再到“中国学术前沿”社会科学系列期刊的不断壮大，以及《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在全球发行范围的不断拓展，数量已经在逐年增长并且达到了相当规模。[12]但正如这些研究成果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情况一样，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还是很小的。国内学者的研究在海外著作中的缺失只能是因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反，我们清晰地知道每一部国内的中文研究著作都会旁征博引，广泛涵盖欧美以及东亚不同语言的研究，或者译著。这显然不仅仅是语言障碍，而更多是对本书观点的印证，两边学术研究，虽然面对同样的文本，但根本的问题意识有所不同。海外研究问“是什么”的问题，所以并不关心“怎样阐释”以直接裨益于现实的生存认同。而国内的研究问“怎样阐释”，却不得不根据研究对象“是什么”的事实来确定阐释的策略。所以两边互相参考的状况是难免不对等的，尽管这并不妨碍两方就共同关心的“是什么”的问题进行对话。第二，现在中国学者的英文水平越来越高，中国国内研究者的数量也远远超过海外，为什么在国际期刊上刊载中国学者文章的数量并没有大幅的增多？问题仍然不在语言，当然也不在国内学者研究的质量，而是不同的问题意识创造了不同的游戏规则。第三，为什么海外中国文学领域的研究者很多，而专门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当然不能仅从跨学科来解释，更多还是因为讨论研究对象“是什么”的研究方式。抛开学科的局限，要问古代文论是什么，自然离不开对与其相关的文学、思想史等领域的探索；而要问文学作品是什么，也自然离不开对文学观念、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