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筆者不認同將海外研究與新的方法畫上等號一樣，希望從書中讀出海外研究的高明之處的人也會失望，因為本書的基本觀點在於海外研究與國內研究的不同之處來源於根本動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問題意識的不同。對同樣的研究對象提出不同的問題，自然會產生不同的答案，而這不同的答案正好幫助我們更進一步看清研究對象本身的獨特意義，因而促使我們對研究對象進行內涵和外延的雙重反思。兩相對照，並無高下之別。國內學者的研究，因為麵對現代化以來傳統文化在西方思維的重置下與價值和意識形態脫節而逐漸邊緣化的現實狀況，以及在缺少秩序的社會現實中尋求精神救贖的精神狀況，故一直以來，因為文化的危機感和直接的現實目的尋求對古代文論的現代化重建，基本上都在問著對文本“怎樣闡釋”的問題。海外學者作為傳統的局外人，並沒有這樣的危機意識與迫切的現實關懷，也沒有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審美烏托邦的精神歸屬感，更不需要在群體的焦慮中進行言說。他們對於中國，尤其是對於傳統中國文學與文論的研究更多出於純粹個人化的興趣，所以麵對文本，他們無一例外地首先問著“是什麽”的問題。海外華人學者也持有相同的問題意識，脫離了原本與其息息相關的現代化中國的生活語境，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深度關注也隻能是深度的懷念和興趣使然，再加上與異域文化的全麵碰撞，他們比任何西方人都更迫切地希望了解決定自己在新環境中的身份認同與社會定位的根本的傳統文化“是什麽”的問題。
由於在英國的博士研究經曆，筆者有幸與許多傳統文學的海外研究者進行私下的交流。對於“為什麽研究中國文學”這個問題，答案無非兩類。第一是因為自己的成長背景與中國有著不同程度的聯係，由此產生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興趣。這樣的聯係與早期傳教士在中國的經曆密切相關：當代的許多海外中國文化研究者，或者是早期傳教士的學生，或者是他們的直接後裔。而相對於後起的當代中國研究，因為早期傳教士對傳統中國的更多關注和譯介，這樣的淵源也決定了他們的興趣點更多地落到了傳統中國，尤其是具有審美性的傳統中國文學領域。第二是因為純粹的個人興趣。很多人因為偶然的機會接觸到中國傳統的書法、繪畫、戲曲或者翻譯成英文的古代詩歌，由此對傳統中國文化產生強烈的好奇與濃鬱的深入探究的興趣，情之所起，一往而深。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強烈的興趣都是他們從事研究的直接動機。當然，筆者的研究一開始也是出於強烈的個人興趣與情感認同，隻是隨著集體的學科建設和群體學術交流方式的引導，以及自我對傳統與現代意識的不斷強化，這種直接的現實關注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學術的內在動力。而海外學者既不需要從中國傳統中找尋自己與現代社會的聯係，也不生活在這樣的現實當中。正如金安平通過“合肥四姐妹”的故事對中國的文化史和社會史進行個人角度的闡釋，書中提到有名的德裔美籍中國傳統文學研究家傅漢思初到中國學習的故事，“他到中國來，是為著尋求一番奇遇，也是來挑戰一種更難的語言”。而在那之前，傅漢思輾轉於德國、英國與美國，學習的是西班牙、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文學，無論在成長還是學習背景上都與中國毫無關係。[6]宇文所安與中國傳統詩學的邂逅也是如此，“在巴爾的摩公立圖書館裏沉湎於詩歌閱讀，並初次接觸中國詩：雖然隻是英文翻譯，但他迅速決定與其發生戀愛，至今猶然……自言其父嚐憂其業中國詩無以謀生，而後竟得自立，實屬僥幸耳”[7]。他也在自己的專著中反複表達了自己對研究對象的讚賞，以及對其進行深入探索的**。例如，在《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征象》一書的“後記”中，宇文所安寫道：“長江流向下遊，經過白沙驛，流入大海上至星河，在那你看到同樣在黑暗中閃爍的光點。在中國詩歌中的每一道景致都經曆了變形並四處顯現，它的質變了，先前景致的形式仍一半隱藏於新形式之內。其中某些東西正如《莊子》中的鵬和鯤的變形……所以，為把我們帶出峽穀，我們所需要的隻是一次變形；而且我們的詩人可以從一個冥海航行至另一個，沿著河流上遊至天，那兒他將成為夜空中的一顆流星。關於這也有一個傳說，有個人每隔一年看到一排竹筏漂流在河上，直到最後一年他乘上了這排竹筏，並發現他被帶入了銀河：對束縛於地上的人類來說他像一顆‘客星’”。[8]
中國學者研究的出發點則不僅僅是純粹的興趣，而是把對傳統文學文化的意義探索與自身與群體在現代社會中的存在緊密聯係起來，具有極強的人文關懷與現實關懷。例如，《當代中國文論熱點研究》一書的“代序”，就用了一個使命意味極強的題目：《中國文學理論的凝結、堅守與突進》，並對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進行了極具社會責任感的總結與展望。“所有這一切，都是在說，文學理論是有所作為的。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後，下一個30年又開始了。據說，我們迎來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麵對全球化，出現了兩種態度，第一種是‘西化’或者擁抱‘全球化’，接受普世主義價值觀；第二種是‘中化’或者拒絕‘全球化’，尋找純粹的中國性。兩者之爭，在文學理論中也有所體現。接受現代理論，了解當代理論的最近發展，這是我們必須的事，但這不能取代獨立的創造。研究古代理論，在現代社會中吸收古代理論中的有益之處，這當然不可避免，但是，要想回到古代，是不可能的，我們回不去。當代文學理論之源，不能在西方找，不能在古代找，而應該建立在當代文學和文化實踐之上。現代會取代古代，文明會戰勝野蠻，但這不等於走向‘西方中心’。文化的傳承與文化的更新，在失去文化主體性時，就變得相互對立；但隻要有了這種文化主體性，就成了同一件工作的兩個方麵。這種文化的主體性，就是當代的文化實踐。建立現代的、中國的文學理論，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9]在高建平的研究動機中，“有所作為”、“在現代社會中吸收古代理論中的有益之處”、“文化主體性”是顯而易見的主要觀點。雖然本書並不同意他對文論研究的總結，但對他的學術使命感是完全理解的，這普遍地存在於每一個民族對自我存在的探索之中。
而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中，因為根本問題的不同，來自外在的對於“是什麽”的追問與來自內在的“如何闡釋”的探索，自然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研究麵貌，而“是什麽”的追問實際恰好為我們提供了重回根本問題的契機，在探索最佳的闡釋策略之前重新關注研究對象的獨特性質，尤其在他者的眼光中，這種獨特之處可以被進一步凸顯出來。與此同時，也因為他者將這樣的研究作為畢生追求的事業，所以當研究深入一定階段時，也會希望將自己的研究納入自己所處環境的框架內，而這樣的框架，在當代仍以西方理論為主導的全球化語境中，則是世界文學與世界文化的框架。這便與國內學者的當代探索不謀而合。而更為重要的是，海外的研究者雖然處在以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為主流的全球化語境中，其研究動機是非實際功利驅動的，而是憑內在的、個人化的興趣而為。此外，在薩義德意義上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下，海外的研究者一直與政治和權力保持距離，尤其在後現代思潮的影響下，在麵對中國學術與全球化格局的關係時更具強烈的主流與非主流、強勢與弱勢、普遍性與獨特性的反思意識。在這個意義上，西方的中國研究者與國內學者的探索殊途同歸，同時因為對研究對象的獨特興趣，以及自己的特殊身份，西方的中國研究者對各方麵的權力都具有更強的反思意識。這種具有全球視野的反思意識在Carlos Rojas 和Andrea Bachner兩位教授合編的代表海外學界對中國文學研究最新成果的《牛津當代中國文學手冊》的結論文章中得到明顯的體現。
在文章中，兩位作者直言他們所進行的研究一直受到來自現實效用觀念的期待，或者在西方區域研究中服務於政治利益。在這樣的觀念下，海外的中國文學研究要在自由與獨立的土壤上繼續求得生存似乎變得艱難，似乎擺在他們麵前的研究路徑隻有如下幾條：
其一，嚐試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言，一方麵創造一種可以被認定為是他者的建構的文化印象；另一方麵創造不同版本的“中國性”。（同時作者也在注釋中提出，“中國性”一定是帶引號的，因為它並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核心屬性，而是基於內在複雜現象所進行的分類，而這種分類是不斷變化並且來自於建構的。）
其二，在呼籲文化獨特性的重要性的同時，接受前所未有的關於文化與文化間性的危險定義。
其三，在跨文化比較或者世界文學的名義下，努力使中國研究成為文學與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但這樣便有了或者將中國文學打造成一個特例，或者成為所謂普遍性結構中的又一個例子的危險，因為這種所謂的普遍性結構僅僅是特定政治和文化利益的自然建構而已。
在這些力量的裹挾下所進行的研究，與研究者們出於強烈的個人興趣而進行研究的初衷背道而馳，並且在根本邏輯上也與學術研究背道而馳，因此，文章的作者認為有必要對整個領域研究的合法性進行反思和辯護。作者認為他們出於興趣所進行的研究本來自然而然地具有自足的理由與合理性，而現在已經到了至關重要的時刻，他們不得不為這個學科以及他們一直以來的智力努力進行辯護。他們認為需要反抗的正是這套話語的前提，正是這樣的前提將他們置於劣勢。相反，如果僅僅隻是對這樣的邏輯進行回應，實際上也是被繞進去了。
辯護的前提是進行自我反思，從中梳理出應有的價值。文章認為，在過去的10年間，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經曆了一次雙重視角的轉換。一方麵，學者們開始擴展研究的視野並且拓寬這個領域的輪廓。另一方麵，文學與文化研究領域的人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國文學和文化的領域，由此將他們的闡釋應用到更廣闊的跨文化和比較的框架中去。盡管這些學科的調整由不同的方向組成，但也正好形成互補。第一種方式由於將研究的視野延伸至過去範圍之外的，或者正處於過去範圍的邊界線上的客體與現象，故相對於以前僅僅將領域外的東西納入域內，現在這種重新定義往往源自對內部事物的更仔細的關注。由此，對於中國文學研究中研究對象的多樣性和混雜性的全新關注，促進了他們在傳統視野之外的聯結、隸屬和結盟關係。第二種動向主要是一種包容性運動，通過這種方式，中國文學成為文學與文化研究的興趣領域，他們渴望跨文化或全球化的視野。例如，比較的不同路徑或者對世界文學的反思。當然，即使在歌德不無吹噓但同時非常矛盾的對中國小說《好逑傳》的關注使得中國文學適合被納入西方定義下的世界文學之前，中國文學也一直都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並且中國文學的源起早於大多數現今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框架下的其他文學傳統。然而，盡管比較文學一直都在宣揚研究的全球性，並且繼續驅動了許多跨文化與跨文學研究，但它的實踐與方法卻一直是緩慢的。與此同時，在比較文學框架內對非西方傳統的關注，迫使東西方研究進入新的方向，或者創造性地將關注的中心由歐洲或者“西方”置換出來，這種置換的方式可以是區域內比較的方式，或者避開中心—外圍模式，在地理的相鄰以及傳統的文化影響方式之外尋找聯係。
而尋找這種全新的聯係以重新定位中國文學的研究，則需要對具體的研究對象進行再進一步的反思。文章提出，在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進行探索，意味著在政治與文化的聯係上進行反思，因為這種聯係決定了學科的輪廓與局限；同時，需要對方法的前提進行考量。例如，不能將“中國文學”這個標簽視為給定的，而是應該將其視為自身需要被不斷反思與重新定義的對象。在為當代中國文學的領域劃定界線的時候，需要堅持其複雜性，也就是說，並不認為存在著一種統一的一致的文學，而是承認其具有多樣的表達。這便使得不同文學之間的聯係以及“中國的”這個定語變得複雜和多樣。例如，Shu-mei Shih的專著，《視域與身份：跨太平洋的華語表達》（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在最新的華語研究領域內，從不同的華語語言的角度探討不同的身份認同，從而強調中國文學的複雜性，便將關於“中國”的研究進一步向外展開了。[10]
由此我們看出，海外的研究不僅在提出研究對象的問題上與國內的學者因為動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當代的研究者們也是在下意識地與政治、權力等現實的邏輯保持距離，希望以其遊走於不同文化、語言與意識形態之間的獨特身份進行獨立的、反思性的研究。而進行這種反思的前提，又與最初的研究目的實現了統一，即在跨文化的開闊視野中對研究對象本身“是什麽”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索。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書認為，海外的研究在內涵與外延上都能為當今國內的研究帶來新的思考。也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筆者認為，尋找海外研究的高明之處並不是本書研究的目標，而是希望從動機以及格局的不同，來看海外研究怎樣進行中國古代文論獨特性的發掘，以此裨益於中國學術極具現實關懷的闡釋方式。這樣的理解也使得這樣幾個人們常常討論的問題不言自明：第一，為什麽海外學者討論中國問題時較少引用國內學者的研究？對於這個問題的集中體現是在將《劍橋中國文學史》翻譯成中文的過程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收到中國讀者的反饋，希望孫康宜和宇文所安兩位編者在參考文獻中加入相關的中文文章和專著，而兩位編者則委婉地回絕了。他們認為“中文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應當反映英文原版的麵貌——我們這部書是為非專業英語讀者而寫的。”[11]而事實上我們知道，如果引用或者參考而不在參考文獻中列明，顯然是不符合學術規範的，海外權威的學術研究和出版社絕不會碰這樣的紅線。或者如果隻是考慮到英語讀者的語言障礙，也可以列舉優秀中文專著的英文翻譯版本。這樣的譯文譯本以及國內學者的英文發表，根據張西平2015年《中國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報告（2015卷）》，從大量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英文期刊的創刊，到“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立項數量的逐年遞增，再到“中國學術前沿”社會科學係列期刊的不斷壯大，以及《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在全球發行範圍的不斷拓展，數量已經在逐年增長並且達到了相當規模。[12]但正如這些研究成果在《劍橋中國文學史》中的情況一樣，在國際範圍內的影響還是很小的。國內學者的研究在海外著作中的缺失隻能是因為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相反，我們清晰地知道每一部國內的中文研究著作都會旁征博引，廣泛涵蓋歐美以及東亞不同語言的研究，或者譯著。這顯然不僅僅是語言障礙，而更多是對本書觀點的印證，兩邊學術研究，雖然麵對同樣的文本，但根本的問題意識有所不同。海外研究問“是什麽”的問題，所以並不關心“怎樣闡釋”以直接裨益於現實的生存認同。而國內的研究問“怎樣闡釋”，卻不得不根據研究對象“是什麽”的事實來確定闡釋的策略。所以兩邊互相參考的狀況是難免不對等的，盡管這並不妨礙兩方就共同關心的“是什麽”的問題進行對話。第二，現在中國學者的英文水平越來越高，中國國內研究者的數量也遠遠超過海外，為什麽在國際期刊上刊載中國學者文章的數量並沒有大幅的增多？問題仍然不在語言，當然也不在國內學者研究的質量，而是不同的問題意識創造了不同的遊戲規則。第三，為什麽海外中國文學領域的研究者很多，而專門從事古代文論研究的人卻少之又少？這當然不能僅從跨學科來解釋，更多還是因為討論研究對象“是什麽”的研究方式。拋開學科的局限，要問古代文論是什麽，自然離不開對與其相關的文學、思想史等領域的探索；而要問文學作品是什麽，也自然離不開對文學觀念、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