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筆者不認同將海外研究與新的方法畫上等號一樣，希望從書中讀出海外研究的高明之處的人也會失望，因為本書的基本觀點在於海外研究與國內研究的不同之處來源於根本動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問題意識的不同。對同樣的研究對象提出不同的問題，自然會產生不同的答案，而這不同的答案正好幫助我們更進一步看清研究對象本身的獨特意義，因而促使我們對研究對象進行內涵和外延的雙重反思。兩相對照，並無高下之別。國內學者的研究，因為麵對現代化以來傳統文化在西方思維的重置下與價值和意識形態脫節而逐漸邊緣化的現實狀況，以及在缺少秩序的社會現實中尋求精神救贖的精神狀況，故一直以來，因為文化的危機感和直接的現實目的尋求對古代文論的現代化重建，基本上都在問著對文本“怎樣闡釋”的問題。海外學者作為傳統的局外人，並沒有這樣的危機意識與迫切的現實關懷，也沒有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審美烏托邦的精神歸屬感，更不需要在群體的焦慮中進行言說。他們對於中國，尤其是對於傳統中國文學與文論的研究更多出於純粹個人化的興趣，所以麵對文本，他們無一例外地首先問著“是什麽”的問題。海外華人學者也持有相同的問題意識，脫離了原本與其息息相關的現代化中國的生活語境，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深度關注也隻能是深度的懷念和興趣使然，再加上與異域文化的全麵碰撞，他們比任何西方人都更迫切地希望了解決定自己在新環境中的身份認同與社會定位的根本的傳統文化“是什麽”的問題。
由於在英國的博士研究經曆，筆者有幸與許多傳統文學的海外研究者進行私下的交流。對於“為什麽研究中國文學”這個問題，答案無非兩類。第一是因為自己的成長背景與中國有著不同程度的聯係，由此產生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興趣。這樣的聯係與早期傳教士在中國的經曆密切相關：當代的許多海外中國文化研究者，或者是早期傳教士的學生，或者是他們的直接後裔。而相對於後起的當代中國研究，因為早期傳教士對傳統中國的更多關注和譯介，這樣的淵源也決定了他們的興趣點更多地落到了傳統中國，尤其是具有審美性的傳統中國文學領域。第二是因為純粹的個人興趣。很多人因為偶然的機會接觸到中國傳統的書法、繪畫、戲曲或者翻譯成英文的古代詩歌，由此對傳統中國文化產生強烈的好奇與濃鬱的深入探究的興趣，情之所起，一往而深。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強烈的興趣都是他們從事研究的直接動機。當然，筆者的研究一開始也是出於強烈的個人興趣與情感認同，隻是隨著集體的學科建設和群體學術交流方式的引導，以及自我對傳統與現代意識的不斷強化，這種直接的現實關注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學術的內在動力。而海外學者既不需要從中國傳統中找尋自己與現代社會的聯係，也不生活在這樣的現實當中。正如金安平通過“合肥四姐妹”的故事對中國的文化史和社會史進行個人角度的闡釋，書中提到有名的德裔美籍中國傳統文學研究家傅漢思初到中國學習的故事，“他到中國來，是為著尋求一番奇遇，也是來挑戰一種更難的語言”。而在那之前，傅漢思輾轉於德國、英國與美國，學習的是西班牙、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文學，無論在成長還是學習背景上都與中國毫無關係。[6]宇文所安與中國傳統詩學的邂逅也是如此，“在巴爾的摩公立圖書館裏沉湎於詩歌閱讀，並初次接觸中國詩：雖然隻是英文翻譯，但他迅速決定與其發生戀愛，至今猶然……自言其父嚐憂其業中國詩無以謀生，而後竟得自立，實屬僥幸耳”[7]。他也在自己的專著中反複表達了自己對研究對象的讚賞，以及對其進行深入探索的**。例如，在《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征象》一書的“後記”中，宇文所安寫道：“長江流向下遊，經過白沙驛，流入大海上至星河，在那你看到同樣在黑暗中閃爍的光點。在中國詩歌中的每一道景致都經曆了變形並四處顯現，它的質變了，先前景致的形式仍一半隱藏於新形式之內。其中某些東西正如《莊子》中的鵬和鯤的變形……所以，為把我們帶出峽穀，我們所需要的隻是一次變形；而且我們的詩人可以從一個冥海航行至另一個，沿著河流上遊至天，那兒他將成為夜空中的一顆流星。關於這也有一個傳說，有個人每隔一年看到一排竹筏漂流在河上，直到最後一年他乘上了這排竹筏，並發現他被帶入了銀河：對束縛於地上的人類來說他像一顆‘客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