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自發的興趣動機，以及由此而來的正如Carlos Rojas與Andrea Bachner在上述文章中提到的“探索中國文學研究在文學研究、比較研究和區域研究的方法中扮演怎樣的角色”的深入追求，整體的海外中國人文研究表現出這樣幾個基本的特征。而這樣的基本屬性，體現在任何具體方法的研究當中。
首先，當今海外的研究並沒有一條貫穿始終的完整線索，而是表現出複雜性。因為研究的動機以興趣為主，研究者們更為關注的也僅僅是研究對象“是什麽”的問題，而較少關注科學的歸屬以及學術的傳統。尤其在西方的學術傳統中，批判與否定被認為更有益於創新，所以即使是師承關係也更多以批判與否定的方式被表現出來，而所謂流派也更多是後人下意識的總結。這在海外的中國研究中則表現得更為突出，因為沒有像在對於本國文化那種一以貫之的存在關懷，師徒之間、同事之間也以多樣性為基本的學術追求。
這種海外研究的整體複雜性一直以來為海外學者編寫統一的中國文學思想史帶來了很大的挑戰。正如梅維恒在21世紀才得以出版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引言”中說道：“大約一百年前，世界上有史以來的首部中國文學史才姍姍麵世。最早的中國文學史通常類似於文選，將中國文學經典迻譯過來，而缺少解讀或評論。在這些中國文學史中，也絕少見到為中國的文學類型、文體和主題建立一個詮釋體係的嚐試，而分析文學與社會、政治製度，甚至中國文學與其他藝術的關係者都付之闕如。半個世紀之後，為中國文學史撰寫導論這項工作開始成為可能，出現了數十種以漢語、日語、英語、法語和德語寫成的中國文學史導論。不過，這些中國文學史中的大部分還是基本上以翻譯和節錄為主，解讀隻占很小的位置。”[13]而現在隨著研究的增多，這個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隨著中國文學之複雜性日益為人所了解，撰寫一部言之鑿鑿的中國文學史也便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