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自发的兴趣动机，以及由此而来的正如Carlos Rojas与Andrea Bachner在上述文章中提到的“探索中国文学研究在文学研究、比较研究和区域研究的方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的深入追求，整体的海外中国人文研究表现出这样几个基本的特征。而这样的基本属性，体现在任何具体方法的研究当中。
首先，当今海外的研究并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完整线索，而是表现出复杂性。因为研究的动机以兴趣为主，研究者们更为关注的也仅仅是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而较少关注科学的归属以及学术的传统。尤其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批判与否定被认为更有益于创新，所以即使是师承关系也更多以批判与否定的方式被表现出来，而所谓流派也更多是后人下意识的总结。这在海外的中国研究中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没有像在对于本国文化那种一以贯之的存在关怀，师徒之间、同事之间也以多样性为基本的学术追求。
这种海外研究的整体复杂性一直以来为海外学者编写统一的中国文学思想史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正如梅维恒在21世纪才得以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引言”中说道：“大约一百年前，世界上有史以来的首部中国文学史才姗姗面世。最早的中国文学史通常类似于文选，将中国文学经典迻译过来，而缺少解读或评论。在这些中国文学史中，也绝少见到为中国的文学类型、文体和主题建立一个诠释体系的尝试，而分析文学与社会、政治制度，甚至中国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者都付之阙如。半个世纪之后，为中国文学史撰写导论这项工作开始成为可能，出现了数十种以汉语、日语、英语、法语和德语写成的中国文学史导论。不过，这些中国文学史中的大部分还是基本上以翻译和节录为主，解读只占很小的位置。”[13]而现在随着研究的增多，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随着中国文学之复杂性日益为人所了解，撰写一部言之凿凿的中国文学史也便毫无意义。”
然而，面对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浓的兴趣，以及越来越多的东亚裔欧美公民对自己原文化遗产进行探索的需要，作为主编的梅维恒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采取了这样一种编写策略：以分别在1994年和2000年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和《哥伦比亚简明中国传统文学精选》（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作为基础与补充，“从中国文学的语言和思想基础开始，然后展开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文论的讨论，最后是大众文学和周边影响”。也就是说，这本书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断代式编写方法，而是在全景式的比较宽泛的年代框架下，进行主题式的探索。这对于海外研究兴趣主导、个体化、多样化的复杂状况来说，已经是勉为其难了。首先，学者们的研究完全没办法按照朝代来分类，这不仅仅是因为当代的批判性分析以及怀疑的诠释学已经对传统的断代方式进行了批驳，更是因为学者们远不是严格按照朝代来进行各自对研究对象的共时与历时的考察。所以编者说，“我们并不给每一章套用整体划一的公式，相反鼓励每一章的作者运用他们的材料建构出各自的样式”。同样地，《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者孙康宜也表示在分期与编排上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虽然与《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对时间进行最大程度的含混处理不同，《剑桥中国文学史》大致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分章，但这里的分段方式也是异于前人的。比如第二章包括“东汉至西晋”，第三章为“东晋到初唐”，在第五章的“北宋”与第七章的“金末至明初文学（约1230—约1375）”之间安排的第六章“北与南：十二与十三世纪”，以及孙康宜在中文版序言中提到的，“本书不将‘现代性’的开端设置于‘五四’时期，而是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进程中。近些年的思想学术成果致力于重新阐述‘传统’中国文化在遭遇西方时的复杂转化过程，我们对此多所参考与借鉴。”而在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大体分章当中，这种研究的复杂面貌也使得不同章节内的结构有很大差异。例如，宇文所安所撰写的唐代文学以“武后时期”“玄宗时期”“佛教写作”“安史之乱后”“中唐一代”“最后的繁荣”等大致的时间划分结构全章；而紧接其后艾朗诺所撰写宋代部分则按照人物与文体来划分，分别由“梅尧臣、欧阳修与新诗风的出现”“欧阳修与文艺散文”“王安石：作为诗人的政治改革家”“苏轼”“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佛教与诗歌”“题画诗”“宋词”“‘非文艺’散文”这样九个明显以兴趣点为核心而结构并不严整、内容互相交叉的部分组成。
而这种勉为其难的做法对于文学思想史的写作来说，更大的问题则在于观点或者诠释上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出现对于任何一部完整的历史书写来说都是非常尴尬的：“比如，怎么解释十五世纪的文化荒原呢？它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偏执破坏的结果，是蒙古统治的后遗症，是内部惰性，还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混合呢？或者十五世纪并不完全是文学和艺术的空白时期？不同作者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十五世纪的文化样态。”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编者梅维恒对此也只能进行大而化之的解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各个观点都揭示了这一复杂多面问题的一个或者多个层面。所以，我并不坚持观点的绝对一致性，我坚持的只是论据的严格组织。”[14]
而这种观点的分歧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史的书写中，也广泛地体现在不同研究者对相同问题的看法当中，甚至有时不同研究者的不同观点表现出各自具有的清晰的逻辑与恰当的论证之间不可调和的情况。叶维廉与宇文所安对中国诗学核心特征的不同看法便是典型一例。香港城市大学学者张万民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分析，他认为，“叶维廉认为中国诗完全达到了‘无我’和‘以物观物’的境界，宇文所安则认为中国诗记录了诗人真实情感和真实经验。他们一个看到的是诗中无我，一个看到的是诗中全是真实的自我。然后，他们根据自己看到的图像拼出中国诗学的全景”。叶维廉的基本结论是，“作为诗的媒介之文言之能如此，复是来自中国千年来所推表的‘无我’所追求的‘溶入浑然不分的自然现象’之美感意识。”而宇文所安的基本结论是，“中国诗都标榜自己能记录内心生活，它呈现的诗人自我，‘隐含着很强的自传性’……诗人在揭示内在自我的实际过程中，‘自我会在某种程度上双重化、破碎化、退回到模糊的状态中’，但是，正是在这种危险中，‘产生了一种要再次展现完整自我的强烈渴望’。实现这种渴望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直接说明创作的偶然性和自发性’。”[15]而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因为两位研究者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为了突出中西文学思想的不同，各自从西方理论中找出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并将这种模式套用在中西文学的对立上。”对于叶维廉来说，“他用来分析中国诗学的理论坐标就是美国后现代诗歌理论设定的二元对立模式——主动/被动接受自然，将这种二元对立套用在中国古诗上，结论就是：因为中国诗与西方主动解说自然的诗不同，所以中国诗完全达到了被动与‘无我’的境界”，而对于宇文所安来说，他“用来分析中国诗学的理论坐标也是西方理论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和叶维廉不同，这次是——真实/虚构，将这种二元对立套用在中国古诗上，结论就是：因为中国诗与西方虚构的、戏剧性的诗不同，所以中国诗完全是非虚构的、是诗人真实情感和真实经验的记录。”[16]
第二，与研究状况的复杂性和缺乏结构性的特点同时存在的是单个研究的整体性，以及整体研究的零散性。因为是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兴趣而不是学科建设的需要来探讨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海外的研究较少受到当代学科、方法、分期，甚至是中国传统定位的影响，对研究对象的作者、文本、读者和传播方式、物质载体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方方面面的提问。这对于读者对特定对象的了解来说，无疑是在讲述一个完整的时空故事。例如，华人学者Jue Chen在柯马丁教授的指导下新近完成的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则力求真实地为读者讲述了一个“杜甫怎样成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完整故事。文章以“创造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宋代诗学文化对杜甫的建构（960—1279）”[“Making China's Greatest Poet：The Construction of Du Fu in the Poetic Culture of the Song Dynasty（960—1279）”]为题，提供一个了解杜甫的整全视野。对整体社会语境和文本传播、读者接受的全方位考察使得作者认为，我们传统理解的杜甫实际上只是我们从他现存的诗作中可以建构出来的表象人格，而这种表象人格更多是由宋代的诗人出于自己的文学和学术考虑将其建构起来的。作者主要从五个部分来讲述这个故事。第一是关于杜甫的诗集最初是怎样被整理和编辑起来，继而在市面上出现的。第二是描述在杜甫的诗集形成之前人们对记忆中的杜甫的回忆或者评价。作者发现，关于杜甫，在其诗集编纂前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形象。之后便是分别深入探讨杜甫这种表象人格的三个主要面向，即作为史家诗者的杜甫、作为诗歌艺术大师的杜甫以及作为儒家诗者的杜甫，分析为什么这样的杜甫被建构起来，以及这种建构的策略是怎样的。作者认为，宋代的诗人认为诗歌作为媒介承载了有价值的信息，于是从杜甫的诗歌中挖掘历史的资源；宋代的诗人认为自己对诗歌的形式与构成不够了解，于是从杜甫的诗歌中寻找范例以确立标准；宋代的诗人同时也多为文人士大夫，入世的社会抱负也使得他们集体地将杜甫确立为这方面的典范。总之，宋代的诗人对杜甫的特定诗歌进行了特定的解读，并且将自己的解读视为杜甫的主观创造。由此，通过对杜甫存诗的阐释，宋代的诗人将杜甫确立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17]
不仅是对上述这种以作家为中心的跨文本互动和历史传承的研究，对于文本本身和核心概念的研究也具有相当的整体规模。例如，伊利诺伊大学华人教授蔡宗齐对《文心雕龙》中整体批评体系的建构以及“文”的概念的探讨，则是使用的典型的以研究对象为核心的跨学科方式。在这篇名为《“文”与文心雕龙中批评系统的建构》（“W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ritical System in Wenxin Diaolong”）的文章中，蔡宗齐从语言学与哲学的角度探索刘勰怎样发掘“文”的多义性来建构五对重要的关系：文与道的关系、文与圣的关系、文与言和书的关系、文与理的关系以及文与情的关系。蔡宗齐认为，通过娴熟地将他的观点融入建立在以“文”为基础的语义学关系网络当中，刘勰成功地建立了一套贯通的批评体系。而正是在这套批评体系的建构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勰探索“文”的多义性的最重要的理论意义。通过娴熟地使用这张由“文”的多义性构成的意义网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巨大的概念框架。这个框架从其“文以载道”的核心出发，包含了他对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关系的看法、对文体发展的看法、对口头与书面的区别的看法、对非文学性和文学性文体的看法、对创造与接受过程的看法、对作者与读者的品质的看法以及对文学史的看法。在此基础上蔡宗齐进一步认为，尽管刘勰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位对上述问题发表看法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位将这样一系列广泛的看法融入以“文以载道”、写作至上、文理结合、文情相融为特点的批评体系当中的人。正是因为这样的功绩，刘勰值得拥有在中国批评传统中的显赫地位。[18]
与这种个体对具体研究对象表现出来的整体探索相对应，从完整的学科体系来看，海外研究则具有明显的零散性。正如《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编者刻意解释的，“尽管本书力求全面综合，但它也不可能巨细靡遗。作为一部力求真实的文学史，更重要的是具有启发性，而不是面面俱到。”[19]相信面面俱到的呈现对于这部文学史的写作来说，非不为也，不能也。况且如果忽略了重要的问题，又怎能“力求真实”呢？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教授对这部文学史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在千篇一律的积极正面的书评和一片赞扬声中，柯马丁教授撰文指出了这部文学史的诸多不足或者谬误之处，对于其中重要人物、作品、概念和现象的遗漏更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这篇题为《中国文学的历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文章中，他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很多例子。例如，颜师古，作为传统学术的重要人物，尤其是《汉书》最重要的注者，在整本文学史中只被提到了一次。而实际上，他的注释，尤其是语音注释的方式，对于人们理解《汉书》《诗经》，甚至汉赋所做出的贡献，值得被每一个中国文学的学生所了解。而最糟糕的遗漏是关于《文选》，以及《文选》最重要的注释者李善。《文选》的重要地位毋庸赘言，而李善则是通过他的注释影响了后世的许多诗人和作品。以杜甫为例的许多诗人对《文选》的引用，实际意味着他们是通过李善基于《诗经》阐释原则的道德阐释来理解早期文本的。这样一来，从唐代开始几个世纪以来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对《文选》的理解，以及后世以杜甫为榜样进行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人，都无法摆脱李善注疏的影子。而实际上整部《文选》都没有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李善，也只有一次提及而已。再举一个关于姚鼐《古文辞类纂》的例子。姚鼐的著作在大约1820年首次刊印便引起了极大反响，从那时起到整个民国时期按照他的分类方法编纂的选集层出不穷，并且很多出现了大量的版本。可见姚鼐对古代文体的分类和排序已经被广为接受，直到今天也深刻影响着人们对这些文体的编排和理解。而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连书名都没有在这部文学史中出现。[20]
第三，正如本章在开头部分所引用的Carlos Rojas和Andrea Bachner的文章对当代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在全球化中仍然可能采取的独立的方法的探寻，由于个人兴趣主导的研究动机，以及研究者的局外人身份，海外关于传统中国的人文研究相比其他学科具有更强的对现实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反思意识，其研究整体地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即使对于有明显现实关怀的国内研究来说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即使是为现实制定阐释的策略，也应建立在对研究对象之独立特征的了解基础之上。而海外研究突出的独立性，不仅仅是因为研究者们对自我相对于中国传统而成为局外人的身份认同，同时对于研究者自己所处的研究环境、文化传统、国家政治和权力关系也更多地具有局外人的身份认同。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整个欧洲大陆的移民浪潮有很大的关系。古老的欧洲大陆因为历史、政治与宗教的原因有着源远的汉学研究传统，而因本质是权力的失衡和现实的政治原因而席卷整个区域的移民浪潮实际也对传统的汉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大批有影响力的甚至年轻的研究者们离开欧洲，分散到主要是英美，尤其是美国的世界各地，一方面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带到了在这方面研究刚刚起步的其他国家，极大地影响了非中文地区中国传统人文研究的整体面貌；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大多亲历过极端的政治环境，对权力的失衡有着高度的敏感和警戒，再加上特殊的移民身份使他们并不轻易地对移入国具有归属感，甚至产生国民身份认同，这便使得他们因为特殊的身份和逃亡经历而对权力和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的反思。
德国汉学家在1933—1945年的迁移可以说是形成这一学术特性的重要渊源之一。柯马丁教授专门撰文重提这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他认为“若不提及五十年前所发生的这一幕——一方面是德国知识与创造力的广泛损失，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些学者在美国学术机构的有效发展，——就几乎不能阐释当前国际汉学研究的状况。”“从总体上看，迁移曾是欧洲职业性中国研究短暂历史中唯一最为重要的决裂。不仅单个的学者，而且整个领域和新的学术方法的移徙国外，在中国（和东亚）艺术史、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学、语言学诸领域尤为明显。除了致力于中国研究诸领域的学者，德国汉学失去了博物馆长、图书馆长，以及《泰亚》（Asia Major）杂志——1935年，这一关于中国研究‘唯一具国际水准的德国专业杂志’出版终止。”然而，“无论从德国角度出发来看损失是什么，中国研究在接纳移民的机构中——特别在美国，也在英国和法国——有巨大的收获。考虑到移民在放逐国的冲击，中国研究的提高可与人文学科内的其他领域，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等量齐观。“二战”后美国汉学的大发展与移居国外者的努力分不开，他们也因此得到在宜人的环境中发挥他们创造力的新的机会。而且，因为移民有了一个新环境，他们的学术水平也受到挑战，被新的动力所激，他们现在已对适应这种环境游刃有余。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像白乐日或乔治·肯尼迪（George A.Kennedy，1901—1960）这样的外国学生去柏林和其他德国大学接受汉学教育。1933年后，是老师们自己离开，去寻找他们在国外的学生。今天，从事中国研究的德国学生可以在莱顿、巴黎、伦敦和剑桥，北美大学里找到，有时已临近他们自己失去的传统。”[21]
这种保持反思和独立的特性在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作为离开中国或华语环境的移民，他们的身份认同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并倾向于具有独立性的学术研究。Shih Shu-mei的文章《全球文学与认可策略》（“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主要讨论中国文学在全球语境中的定位问题。不同于传统的讨论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的研究、翻译和接受问题，作者主要从学术话语和文学市场两个方面进行反思，认为全球文化已经不能再像以前的世界文学那样仅将中国文学视为展示异国情调的代表。作者在文章的开头便提出，最近对于全球文学的研究大多希望对当代文学和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位，由此确定一个新的关于情感的文学结构——关于将不同的文学编织进世界系统的结构，以及关于文学生产对于新的形式、风格和文体形成的新的影响。这种全球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基础上产生的，然而对于其中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尤其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结构性的等级制度和不对称却很少被分析到。作者尖锐地发现学者们并没有很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而只是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从而以承认有效地回避了分析，以扫清全球文学研究道路上的障碍。学者们因为厌倦了后殖民主义的批评并且惧怕重复，所以不断地探索新的理论、范式和观点，但这种实质的倦怠并不能真正掩藏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西方中心主义仍然在新旧的形式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事实。当越来越深入的经济全球化将全球文学的新概念提了出来，我们需要像批判世界文学一样批判这其中的政治。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在于可以被称为认可策略的部分，这种策略主观而且武断地认定哪些文学是世界文学，不论是国家的、区域的、离散的还是少数的。这些策略基本上在国家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和语言学的等级制度的框架内被应用。总的来说，Shih Shu-mei将认可策略定义为一种承载着社会、文化理解或者误解，指向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话语机制。这种话语机制以“西方”作为认可的代理人，而“其他”作为有代表性的被认可的对象。[22]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尖锐的批判性在以Shih Shu-mei为代表的当代研究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这种在海外中国研究中整体地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思维同样也影响了他们对研究对象的观照角度。例如，Wilt Idema与Lloyd Haft合著的文章《道与政府：真相与文学》（“The Way and the Government：Truth and Literature”），便是专门探讨文学写作、政治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23]Graham Sanders的专著《巧妙的文字：关于中国传统中诗歌的能力》（Words Well Put：Visions of Poetic Competenc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也是典型的例子，尤其在以他博士论文为基础的第四、第五章关于《诗本事》的作者孟棨的研究中，他认为孟棨是对诗歌的表现方式具有重要影响的诗歌传统的继承人，他也因此而具有了强大的文化话语权以及施加影响的能力。尽管他的观点被认为有些激进，但还是对当时整体的文化语境，尤其是诗歌、思想以及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给出了反思性的呈现。[24]
第四则是在本章提及的诸多研究中都明显体现出来的国际化特征。这里所谓的国际化并不是指多数的研究都在讨论中国文学的世界定位问题，也不是因为研究者们本身的海外身份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研究在海外环境中能够得到传播，而更多地是指他们的研究在方法上由于在异域文化的成长环境和受教育背景的影响下而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中西比较思维。例如，余宝琳（Pauline Yu）在《间离效果：比较文学与中国传统》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在受到西方学术训练的中国文学专家中，很少有人能避免不采用从欧洲文学研究中发展起语。人们毕竟要从某种词汇开始。然而只是在过去的几年中，人们才对那些最明显不过的中性术语的文化界限本质有所意识。例如，刘若愚（James J.Y.Liu）就曾告诫说，不要将西方文学批评的方法与标准套用到中国文学中去。我本人也曾作出过尝试，力图表明中国诗词中被称为隐喻（metaphor）与讽喻（allegory）的东西所基于的一整套哲学假定，与欧洲传统中所产生的术语所基于的假定完全不同……尽管中国诗与西方作品在本质上似乎是相似的，然而它们不同的根则形成了不同的关注点”[25]。尽管余宝琳研究的根本观点是对跨文化讨论须持谨慎的态度，认为很多相似的概念与现象只是表面相似，实质则完全不同，但她观点的提出也是有针对性的，更何况进行这样的讨论本身也需要跨文化的国际视野。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刘若愚、余宝琳所进行的明显的跨文化比较，事实上还并不能完全说明海外研究整体的国际性特征，因为如前所述，研究者们因为个人兴趣、经历、对中国文化独特性的认同等原因，在研究中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独立性，所以在每个具体的研究当中更多的是对西方世界主流的理论话语持拒斥态度的。正如柯马丁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中国早期文学研究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最新西方理论的影响，也许由于语言学的巨大挑战，或其古老的性质，在很多情况下，对中国早期文学的研究不能采取一种按照西方的舞台剧本来表演智力体操的方法，即便具有理论宏图的集中有限的研究，也是通常基于原始文本的。在过去数十年中，后现代和其他的批评行话，曾经对西方文学研究界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冲击（现在这一潮流正在消退），但却从未在中国早期文学研究里占据多少领地”[26]。的确，独立于西方理论与方法而充分重视中国的独特性在汉学研究的圈子里早已成为共识，对独一无二的中国性的阐释需要的是更加贴近文本的细致观照，而不是同任何权力与有失偏颇的意识形态相关的理论框架。[27]所以当代西方研究者鲜有像国内学者这样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研究的西方理论资源。而即便如此，内在于海外研究者的西方思维与理论前见，仍然潜在地架构了他们研究的格局，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使得他们所讲述的中国故事能够被纳入西方读者的理解框架。
以邹广胜教授对宇文所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主题的总结为例。论者对宇文所安的写作与研究赞赏有加，并且认为“感受最为深刻的是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学研究所体现出的把西方文化的精髓与最新的西方后现代文化发展的潮流完美结合在一起的特点”。他将宇文所安的研究归纳为四个基本主题——真的问题、权力的问题、关于人性的思考以及美文的形式，认为每一个主题都有着明显的西方理论影响。例如，关于真，论者认为宇文所安对古代诗学传统中关于回忆主题的探索“与各种后现代理论中关于真的分析密切结合在一起，回**着各种后现代理论关于真的思考”。除此之外，“宇文所安对过程与边界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的关注，如对杜甫的接受过程的思考，对屈原作品产生时物质文本状况的反思，对《诗经》的流传方式的思考等，都与整个后现代文化价值观念有着相同的旨趣。”在此基础上论者进一步认为，“宇文所安的文章典型地表现了后现代的基本风格，最为明显的就是对矛盾的关注与揭示，即逻各斯中心主义对清晰、明确、绝对、和谐、统一等基本特征及其内在矛盾的揭示，从细读文本、展现文本的内在矛盾及裂隙中解构传统的基本观念”。而这样的特点在论者看来是用西方传统深刻的怀疑精神对中国传统基本价值进行思考，诚如邹广胜在《自我与他者：文学的对话理论与中西文论对话研究》中所言，这样的思考使得宇文所安的研究表现出“在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很少见到的最为缺乏的勇气。在我们的描述里对传统总是充满了过分的夸张与赞美，充满着五体投地的崇拜与身不由己的依附，以至于文章仅仅变成对作品小心翼翼地解释与赞美”。的确，宇文所安的研究从未明显地提出任何西方的理论或概念作为参照，却让人时时刻刻从他精辟的解读中看出相对于西方思维的中国独特性，而所谓独特，则一定是在与他者的参照中被凸显的。宇文所安的这种潜在参照思维，一方面避免了在西方理论的框架下曲解中国传统；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对中国传统进行的深度的西方体察，使得传统的价值在西方世界得到理解，从而具有世界的意义。与之相类似的，欧阳桢（Eugene Eoyang）、傅君劢（Michael Fuller）或者几乎每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研究者，不论使用的哪一种研究方法、关注的是怎样的问题，其中对于诗歌文本所进行的细致考察都隐而不显地以新批评的结构分析为基础。[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