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自發的興趣動機，以及由此而來的正如Carlos Rojas與Andrea Bachner在上述文章中提到的“探索中國文學研究在文學研究、比較研究和區域研究的方法中扮演怎樣的角色”的深入追求，整體的海外中國人文研究表現出這樣幾個基本的特征。而這樣的基本屬性，體現在任何具體方法的研究當中。
首先，當今海外的研究並沒有一條貫穿始終的完整線索，而是表現出複雜性。因為研究的動機以興趣為主，研究者們更為關注的也僅僅是研究對象“是什麽”的問題，而較少關注科學的歸屬以及學術的傳統。尤其在西方的學術傳統中，批判與否定被認為更有益於創新，所以即使是師承關係也更多以批判與否定的方式被表現出來，而所謂流派也更多是後人下意識的總結。這在海外的中國研究中則表現得更為突出，因為沒有像在對於本國文化那種一以貫之的存在關懷，師徒之間、同事之間也以多樣性為基本的學術追求。
這種海外研究的整體複雜性一直以來為海外學者編寫統一的中國文學思想史帶來了很大的挑戰。正如梅維恒在21世紀才得以出版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引言”中說道：“大約一百年前，世界上有史以來的首部中國文學史才姍姍麵世。最早的中國文學史通常類似於文選，將中國文學經典迻譯過來，而缺少解讀或評論。在這些中國文學史中，也絕少見到為中國的文學類型、文體和主題建立一個詮釋體係的嚐試，而分析文學與社會、政治製度，甚至中國文學與其他藝術的關係者都付之闕如。半個世紀之後，為中國文學史撰寫導論這項工作開始成為可能，出現了數十種以漢語、日語、英語、法語和德語寫成的中國文學史導論。不過，這些中國文學史中的大部分還是基本上以翻譯和節錄為主，解讀隻占很小的位置。”[13]而現在隨著研究的增多，這個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隨著中國文學之複雜性日益為人所了解，撰寫一部言之鑿鑿的中國文學史也便毫無意義。”
然而，麵對英語世界的讀者對中國文化越來越濃的興趣，以及越來越多的東亞裔歐美公民對自己原文化遺產進行探索的需要，作為主編的梅維恒隻能退而求其次地采取了這樣一種編寫策略：以分別在1994年和2000年出版的《哥倫比亞中國傳統文學選》（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和《哥倫比亞簡明中國傳統文學精選》（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作為基礎與補充，“從中國文學的語言和思想基礎開始，然後展開對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和文論的討論，最後是大眾文學和周邊影響”。也就是說，這本書不同於中國傳統的斷代式編寫方法，而是在全景式的比較寬泛的年代框架下，進行主題式的探索。這對於海外研究興趣主導、個體化、多樣化的複雜狀況來說，已經是勉為其難了。首先，學者們的研究完全沒辦法按照朝代來分類，這不僅僅是因為當代的批判性分析以及懷疑的詮釋學已經對傳統的斷代方式進行了批駁，更是因為學者們遠不是嚴格按照朝代來進行各自對研究對象的共時與曆時的考察。所以編者說，“我們並不給每一章套用整體劃一的公式，相反鼓勵每一章的作者運用他們的材料建構出各自的樣式”。同樣地，《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者孫康宜也表示在分期與編排上遇到了同樣的問題。雖然與《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對時間進行最大程度的含混處理不同，《劍橋中國文學史》大致按照時間順序進行了分章，但這裏的分段方式也是異於前人的。比如第二章包括“東漢至西晉”，第三章為“東晉到初唐”，在第五章的“北宋”與第七章的“金末至明初文學（約1230—約1375）”之間安排的第六章“北與南：十二與十三世紀”，以及孫康宜在中文版序言中提到的，“本書不將‘現代性’的開端設置於‘五四’時期，而是把它放在一個更長的曆史進程中。近些年的思想學術成果致力於重新闡述‘傳統’中國文化在遭遇西方時的複雜轉化過程，我們對此多所參考與借鑒。”而在按照時間順序進行的大體分章當中，這種研究的複雜麵貌也使得不同章節內的結構有很大差異。例如，宇文所安所撰寫的唐代文學以“武後時期”“玄宗時期”“佛教寫作”“安史之亂後”“中唐一代”“最後的繁榮”等大致的時間劃分結構全章；而緊接其後艾朗諾所撰寫宋代部分則按照人物與文體來劃分，分別由“梅堯臣、歐陽修與新詩風的出現”“歐陽修與文藝散文”“王安石：作為詩人的政治改革家”“蘇軾”“黃庭堅和江西詩派”“佛教與詩歌”“題畫詩”“宋詞”“‘非文藝’散文”這樣九個明顯以興趣點為核心而結構並不嚴整、內容互相交叉的部分組成。
而這種勉為其難的做法對於文學思想史的寫作來說，更大的問題則在於觀點或者詮釋上的分歧。這種分歧的出現對於任何一部完整的曆史書寫來說都是非常尷尬的：“比如，怎麽解釋十五世紀的文化荒原呢？它是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偏執破壞的結果，是蒙古統治的後遺症，是內部惰性，還是所有這些因素的混合呢？或者十五世紀並不完全是文學和藝術的空白時期？不同作者從不同角度解釋了十五世紀的文化樣態。”而《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的編者梅維恒對此也隻能進行大而化之的解釋，“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因為各個觀點都揭示了這一複雜多麵問題的一個或者多個層麵。所以，我並不堅持觀點的絕對一致性，我堅持的隻是論據的嚴格組織。”[14]
而這種觀點的分歧不僅僅體現在文學史的書寫中，也廣泛地體現在不同研究者對相同問題的看法當中，甚至有時不同研究者的不同觀點表現出各自具有的清晰的邏輯與恰當的論證之間不可調和的情況。葉維廉與宇文所安對中國詩學核心特征的不同看法便是典型一例。香港城市大學學者張萬民對此進行了專門的分析，他認為，“葉維廉認為中國詩完全達到了‘無我’和‘以物觀物’的境界，宇文所安則認為中國詩記錄了詩人真實情感和真實經驗。他們一個看到的是詩中無我，一個看到的是詩中全是真實的自我。然後，他們根據自己看到的圖像拚出中國詩學的全景”。葉維廉的基本結論是，“作為詩的媒介之文言之能如此，複是來自中國千年來所推表的‘無我’所追求的‘溶入渾然不分的自然現象’之美感意識。”而宇文所安的基本結論是，“中國詩都標榜自己能記錄內心生活，它呈現的詩人自我，‘隱含著很強的自傳性’……詩人在揭示內在自我的實際過程中，‘自我會在某種程度上雙重化、破碎化、退回到模糊的狀態中’，但是，正是在這種危險中，‘產生了一種要再次展現完整自我的強烈渴望’。實現這種渴望的最常見的方式，就是‘直接說明創作的偶然性和自發性’。”[15]而至於為什麽會產生這樣的情況，並不是因為兩位研究者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而是因為“他們為了突出中西文學思想的不同，各自從西方理論中找出一種二元對立的模式，並將這種模式套用在中西文學的對立上。”對於葉維廉來說，“他用來分析中國詩學的理論坐標就是美國後現代詩歌理論設定的二元對立模式——主動/被動接受自然，將這種二元對立套用在中國古詩上，結論就是：因為中國詩與西方主動解說自然的詩不同，所以中國詩完全達到了被動與‘無我’的境界”，而對於宇文所安來說，他“用來分析中國詩學的理論坐標也是西方理論中的二元對立模式，和葉維廉不同，這次是——真實/虛構，將這種二元對立套用在中國古詩上，結論就是：因為中國詩與西方虛構的、戲劇性的詩不同，所以中國詩完全是非虛構的、是詩人真實情感和真實經驗的記錄。”[16]
第二，與研究狀況的複雜性和缺乏結構性的特點同時存在的是單個研究的整體性，以及整體研究的零散性。因為是出於對異質文化的興趣而不是學科建設的需要來探討研究對象“是什麽”的問題，海外的研究較少受到當代學科、方法、分期，甚至是中國傳統定位的影響，對研究對象的作者、文本、讀者和傳播方式、物質載體進行橫向與縱向的方方麵麵的提問。這對於讀者對特定對象的了解來說，無疑是在講述一個完整的時空故事。例如，華人學者Jue Chen在柯馬丁教授的指導下新近完成的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則力求真實地為讀者講述了一個“杜甫怎樣成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的完整故事。文章以“創造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宋代詩學文化對杜甫的建構（960—1279）”[“Making China's Greatest Poet：The Construction of Du Fu in the Poetic Culture of the Song Dynasty（960—1279）”]為題，提供一個了解杜甫的整全視野。對整體社會語境和文本傳播、讀者接受的全方位考察使得作者認為，我們傳統理解的杜甫實際上隻是我們從他現存的詩作中可以建構出來的表象人格，而這種表象人格更多是由宋代的詩人出於自己的文學和學術考慮將其建構起來的。作者主要從五個部分來講述這個故事。第一是關於杜甫的詩集最初是怎樣被整理和編輯起來，繼而在市麵上出現的。第二是描述在杜甫的詩集形成之前人們對記憶中的杜甫的回憶或者評價。作者發現，關於杜甫，在其詩集編纂前後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形象。之後便是分別深入探討杜甫這種表象人格的三個主要麵向，即作為史家詩者的杜甫、作為詩歌藝術大師的杜甫以及作為儒家詩者的杜甫，分析為什麽這樣的杜甫被建構起來，以及這種建構的策略是怎樣的。作者認為，宋代的詩人認為詩歌作為媒介承載了有價值的信息，於是從杜甫的詩歌中挖掘曆史的資源；宋代的詩人認為自己對詩歌的形式與構成不夠了解，於是從杜甫的詩歌中尋找範例以確立標準；宋代的詩人同時也多為文人士大夫，入世的社會抱負也使得他們集體地將杜甫確立為這方麵的典範。總之，宋代的詩人對杜甫的特定詩歌進行了特定的解讀，並且將自己的解讀視為杜甫的主觀創造。由此，通過對杜甫存詩的闡釋，宋代的詩人將杜甫確立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17]
不僅是對上述這種以作家為中心的跨文本互動和曆史傳承的研究，對於文本本身和核心概念的研究也具有相當的整體規模。例如，伊利諾伊大學華人教授蔡宗齊對《文心雕龍》中整體批評體係的建構以及“文”的概念的探討，則是使用的典型的以研究對象為核心的跨學科方式。在這篇名為《“文”與文心雕龍中批評係統的建構》（“W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ritical System in Wenxin Diaolong”）的文章中，蔡宗齊從語言學與哲學的角度探索劉勰怎樣發掘“文”的多義性來建構五對重要的關係：文與道的關係、文與聖的關係、文與言和書的關係、文與理的關係以及文與情的關係。蔡宗齊認為，通過嫻熟地將他的觀點融入建立在以“文”為基礎的語義學關係網絡當中，劉勰成功地建立了一套貫通的批評體係。而正是在這套批評體係的建構中，我們可以看到劉勰探索“文”的多義性的最重要的理論意義。通過嫻熟地使用這張由“文”的多義性構成的意義網絡，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成功地建立起一個巨大的概念框架。這個框架從其“文以載道”的核心出發，包含了他對文化和文學傳統的關係的看法、對文體發展的看法、對口頭與書麵的區別的看法、對非文學性和文學性文體的看法、對創造與接受過程的看法、對作者與讀者的品質的看法以及對文學史的看法。在此基礎上蔡宗齊進一步認為，盡管劉勰並不是曆史上第一位對上述問題發表看法的人，但他卻是第一位將這樣一係列廣泛的看法融入以“文以載道”、寫作至上、文理結合、文情相融為特點的批評體係當中的人。正是因為這樣的功績，劉勰值得擁有在中國批評傳統中的顯赫地位。[18]
與這種個體對具體研究對象表現出來的整體探索相對應，從完整的學科體係來看，海外研究則具有明顯的零散性。正如《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的編者刻意解釋的，“盡管本書力求全麵綜合，但它也不可能巨細靡遺。作為一部力求真實的文學史，更重要的是具有啟發性，而不是麵麵俱到。”[19]相信麵麵俱到的呈現對於這部文學史的寫作來說，非不為也，不能也。況且如果忽略了重要的問題，又怎能“力求真實”呢？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普林斯頓大學柯馬丁教授對這部文學史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在千篇一律的積極正麵的書評和一片讚揚聲中，柯馬丁教授撰文指出了這部文學史的諸多不足或者謬誤之處，對於其中重要人物、作品、概念和現象的遺漏更是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在這篇題為《中國文學的曆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文章中，他在這個問題上給出了很多例子。例如，顏師古，作為傳統學術的重要人物，尤其是《漢書》最重要的注者，在整本文學史中隻被提到了一次。而實際上，他的注釋，尤其是語音注釋的方式，對於人們理解《漢書》《詩經》，甚至漢賦所做出的貢獻，值得被每一個中國文學的學生所了解。而最糟糕的遺漏是關於《文選》，以及《文選》最重要的注釋者李善。《文選》的重要地位毋庸贅言，而李善則是通過他的注釋影響了後世的許多詩人和作品。以杜甫為例的許多詩人對《文選》的引用，實際意味著他們是通過李善基於《詩經》闡釋原則的道德闡釋來理解早期文本的。這樣一來，從唐代開始幾個世紀以來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對《文選》的理解，以及後世以杜甫為榜樣進行詩歌創作和評論的人，都無法擺脫李善注疏的影子。而實際上整部《文選》都沒有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中受到應有的重視，對於李善，也隻有一次提及而已。再舉一個關於姚鼐《古文辭類纂》的例子。姚鼐的著作在大約1820年首次刊印便引起了極大反響，從那時起到整個民國時期按照他的分類方法編纂的選集層出不窮，並且很多出現了大量的版本。可見姚鼐對古代文體的分類和排序已經被廣為接受，直到今天也深刻影響著人們對這些文體的編排和理解。而姚鼐的《古文辭類纂》連書名都沒有在這部文學史中出現。[20]
第三，正如本章在開頭部分所引用的Carlos Rojas和Andrea Bachner的文章對當代海外中國文學研究在全球化中仍然可能采取的獨立的方法的探尋，由於個人興趣主導的研究動機，以及研究者的局外人身份，海外關於傳統中國的人文研究相比其他學科具有更強的對現實意識形態和權力的反思意識，其研究整體地表現出更大的獨立性，而這種獨立性即使對於有明顯現實關懷的國內研究來說也是有借鑒意義的。即使是為現實製定闡釋的策略，也應建立在對研究對象之獨立特征的了解基礎之上。而海外研究突出的獨立性，不僅僅是因為研究者們對自我相對於中國傳統而成為局外人的身份認同，同時對於研究者自己所處的研究環境、文化傳統、國家政治和權力關係也更多地具有局外人的身份認同。這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整個歐洲大陸的移民浪潮有很大的關係。古老的歐洲大陸因為曆史、政治與宗教的原因有著源遠的漢學研究傳統，而因本質是權力的失衡和現實的政治原因而席卷整個區域的移民浪潮實際也對傳統的漢學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大批有影響力的甚至年輕的研究者們離開歐洲，分散到主要是英美，尤其是美國的世界各地，一方麵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帶到了在這方麵研究剛剛起步的其他國家，極大地影響了非中文地區中國傳統人文研究的整體麵貌；另一方麵也因為他們大多親曆過極端的政治環境，對權力的失衡有著高度的敏感和警戒，再加上特殊的移民身份使他們並不輕易地對移入國具有歸屬感，甚至產生國民身份認同，這便使得他們因為特殊的身份和逃亡經曆而對權力和意識形態保持著高度的反思。
德國漢學家在1933—1945年的遷移可以說是形成這一學術特性的重要淵源之一。柯馬丁教授專門撰文重提這一段被人遺忘的曆史，他認為“若不提及五十年前所發生的這一幕——一方麵是德國知識與創造力的廣泛損失，與之相對應的是這些學者在美國學術機構的有效發展，——就幾乎不能闡釋當前國際漢學研究的狀況。”“從總體上看，遷移曾是歐洲職業性中國研究短暫曆史中唯一最為重要的決裂。不僅單個的學者，而且整個領域和新的學術方法的移徙國外，在中國（和東亞）藝術史、社會史、經濟史、民族學、語言學諸領域尤為明顯。除了致力於中國研究諸領域的學者，德國漢學失去了博物館長、圖書館長，以及《泰亞》（Asia Major）雜誌——1935年，這一關於中國研究‘唯一具國際水準的德國專業雜誌’出版終止。”然而，“無論從德國角度出發來看損失是什麽，中國研究在接納移民的機構中——特別在美國，也在英國和法國——有巨大的收獲。考慮到移民在放逐國的衝擊，中國研究的提高可與人文學科內的其他領域，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政治科學等量齊觀。“二戰”後美國漢學的大發展與移居國外者的努力分不開，他們也因此得到在宜人的環境中發揮他們創造力的新的機會。而且，因為移民有了一個新環境，他們的學術水平也受到挑戰，被新的動力所激，他們現在已對適應這種環境遊刃有餘。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像白樂日或喬治·肯尼迪（George A.Kennedy，1901—1960）這樣的外國學生去柏林和其他德國大學接受漢學教育。1933年後，是老師們自己離開，去尋找他們在國外的學生。今天，從事中國研究的德國學生可以在萊頓、巴黎、倫敦和劍橋，北美大學裏找到，有時已臨近他們自己失去的傳統。”[21]
這種保持反思和獨立的特性在海外華人學者的研究中也表現得非常明顯。作為離開中國或華語環境的移民，他們的身份認同也發生著微妙的變化，並傾向於具有獨立性的學術研究。Shih Shu-mei的文章《全球文學與認可策略》（“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主要討論中國文學在全球語境中的定位問題。不同於傳統的討論中國文學在世界範圍的研究、翻譯和接受問題，作者主要從學術話語和文學市場兩個方麵進行反思，認為全球文化已經不能再像以前的世界文學那樣僅將中國文學視為展示異國情調的代表。作者在文章的開頭便提出，最近對於全球文學的研究大多希望對當代文學和經濟全球化的形成之間的關係進行定位，由此確定一個新的關於情感的文學結構——關於將不同的文學編織進世界係統的結構，以及關於文學生產對於新的形式、風格和文體形成的新的影響。這種全球文學是在世界文學的基礎上產生的，然而對於其中歐洲中心主義的問題，尤其關於歐洲中心主義的結構性的等級製度和不對稱卻很少被分析到。作者尖銳地發現學者們並沒有很仔細地研究這個問題，而隻是承認這個問題的存在，從而以承認有效地回避了分析，以掃清全球文學研究道路上的障礙。學者們因為厭倦了後殖民主義的批評並且懼怕重複，所以不斷地探索新的理論、範式和觀點，但這種實質的倦怠並不能真正掩藏歐洲中心主義，或者更為確切地說，西方中心主義仍然在新舊的形式中占據核心地位的事實。當越來越深入的經濟全球化將全球文學的新概念提了出來，我們需要像批判世界文學一樣批判這其中的政治。這其中最為關鍵的在於可以被稱為認可策略的部分，這種策略主觀而且武斷地認定哪些文學是世界文學，不論是國家的、區域的、離散的還是少數的。這些策略基本上在國家的、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和語言學的等級製度的框架內被應用。總的來說，Shih Shu-mei將認可策略定義為一種承載著社會、文化理解或者誤解，指向有意識或者無意識的話語機製。這種話語機製以“西方”作為認可的代理人，而“其他”作為有代表性的被認可的對象。[22]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尖銳的批判性在以Shih Shu-mei為代表的當代研究中得到明顯的體現。
這種在海外中國研究中整體地表現出來的獨立性和批判性思維同樣也影響了他們對研究對象的觀照角度。例如，Wilt Idema與Lloyd Haft合著的文章《道與政府：真相與文學》（“The Way and the Government：Truth and Literature”），便是專門探討文學寫作、政治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的。[23]Graham Sanders的專著《巧妙的文字：關於中國傳統中詩歌的能力》（Words Well Put：Visions of Poetic Competenc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也是典型的例子，尤其在以他博士論文為基礎的第四、第五章關於《詩本事》的作者孟棨的研究中，他認為孟棨是對詩歌的表現方式具有重要影響的詩歌傳統的繼承人，他也因此而具有了強大的文化話語權以及施加影響的能力。盡管他的觀點被認為有些激進，但還是對當時整體的文化語境，尤其是詩歌、思想以及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給出了反思性的呈現。[24]
第四則是在本章提及的諸多研究中都明顯體現出來的國際化特征。這裏所謂的國際化並不是指多數的研究都在討論中國文學的世界定位問題，也不是因為研究者們本身的海外身份使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學、文化的研究在海外環境中能夠得到傳播，而更多地是指他們的研究在方法上由於在異域文化的成長環境和受教育背景的影響下而或隱或顯地表現出來的中西比較思維。例如，餘寶琳（Pauline Yu）在《間離效果：比較文學與中國傳統》一文中就明確指出，“在受到西方學術訓練的中國文學專家中，很少有人能避免不采用從歐洲文學研究中發展起語。人們畢竟要從某種詞匯開始。然而隻是在過去的幾年中，人們才對那些最明顯不過的中性術語的文化界限本質有所意識。例如，劉若愚（James J.Y.Liu）就曾告誡說，不要將西方文學批評的方法與標準套用到中國文學中去。我本人也曾作出過嚐試，力圖表明中國詩詞中被稱為隱喻（metaphor）與諷喻（allegory）的東西所基於的一整套哲學假定，與歐洲傳統中所產生的術語所基於的假定完全不同……盡管中國詩與西方作品在本質上似乎是相似的，然而它們不同的根則形成了不同的關注點”[25]。盡管餘寶琳研究的根本觀點是對跨文化討論須持謹慎的態度，認為很多相似的概念與現象隻是表麵相似，實質則完全不同，但她觀點的提出也是有針對性的，更何況進行這樣的討論本身也需要跨文化的國際視野。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劉若愚、餘寶琳所進行的明顯的跨文化比較，事實上還並不能完全說明海外研究整體的國際性特征，因為如前所述，研究者們因為個人興趣、經曆、對中國文化獨特性的認同等原因，在研究中表現出相當的複雜性和獨立性，所以在每個具體的研究當中更多的是對西方世界主流的理論話語持拒斥態度的。正如柯馬丁在一次訪談中提到，“中國早期文學研究領域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受到最新西方理論的影響，也許由於語言學的巨大挑戰，或其古老的性質，在很多情況下，對中國早期文學的研究不能采取一種按照西方的舞台劇本來表演智力體操的方法，即便具有理論宏圖的集中有限的研究，也是通常基於原始文本的。在過去數十年中，後現代和其他的批評行話，曾經對西方文學研究界造成了很大的負麵衝擊（現在這一潮流正在消退），但卻從未在中國早期文學研究裏占據多少領地”[26]。的確，獨立於西方理論與方法而充分重視中國的獨特性在漢學研究的圈子裏早已成為共識，對獨一無二的中國性的闡釋需要的是更加貼近文本的細致觀照，而不是同任何權力與有失偏頗的意識形態相關的理論框架。[27]所以當代西方研究者鮮有像國內學者這樣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研究的西方理論資源。而即便如此，內在於海外研究者的西方思維與理論前見，仍然潛在地架構了他們研究的格局，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使得他們所講述的中國故事能夠被納入西方讀者的理解框架。
以鄒廣勝教授對宇文所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主題的總結為例。論者對宇文所安的寫作與研究讚賞有加，並且認為“感受最為深刻的是宇文所安的中國古典學研究所體現出的把西方文化的精髓與最新的西方後現代文化發展的潮流完美結合在一起的特點”。他將宇文所安的研究歸納為四個基本主題——真的問題、權力的問題、關於人性的思考以及美文的形式，認為每一個主題都有著明顯的西方理論影響。例如，關於真，論者認為宇文所安對古代詩學傳統中關於回憶主題的探索“與各種後現代理論中關於真的分析密切結合在一起，回**著各種後現代理論關於真的思考”。除此之外，“宇文所安對過程與邊界的不確定性與模糊性的關注，如對杜甫的接受過程的思考，對屈原作品產生時物質文本狀況的反思，對《詩經》的流傳方式的思考等，都與整個後現代文化價值觀念有著相同的旨趣。”在此基礎上論者進一步認為，“宇文所安的文章典型地表現了後現代的基本風格，最為明顯的就是對矛盾的關注與揭示，即邏各斯中心主義對清晰、明確、絕對、和諧、統一等基本特征及其內在矛盾的揭示，從細讀文本、展現文本的內在矛盾及裂隙中解構傳統的基本觀念”。而這樣的特點在論者看來是用西方傳統深刻的懷疑精神對中國傳統基本價值進行思考，誠如鄒廣勝在《自我與他者：文學的對話理論與中西文論對話研究》中所言，這樣的思考使得宇文所安的研究表現出“在中國傳統的古典文學研究中很少見到的最為缺乏的勇氣。在我們的描述裏對傳統總是充滿了過分的誇張與讚美，充滿著五體投地的崇拜與身不由己的依附，以至於文章僅僅變成對作品小心翼翼地解釋與讚美”。的確，宇文所安的研究從未明顯地提出任何西方的理論或概念作為參照，卻讓人時時刻刻從他精辟的解讀中看出相對於西方思維的中國獨特性，而所謂獨特，則一定是在與他者的參照中被凸顯的。宇文所安的這種潛在參照思維，一方麵避免了在西方理論的框架下曲解中國傳統；另一方麵則由於他對中國傳統進行的深度的西方體察，使得傳統的價值在西方世界得到理解，從而具有世界的意義。與之相類似的，歐陽楨（Eugene Eoyang）、傅君勱（Michael Fuller）或者幾乎每一位中國古典文學的海外研究者，不論使用的哪一種研究方法、關注的是怎樣的問題，其中對於詩歌文本所進行的細致考察都隱而不顯地以新批評的結構分析為基礎。[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