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因为所提的问题不同，而使得中国与海外的研究表现出不同的整体面貌：复杂性、整体性、独立性与国际性是海外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内在于一切方法的基本特征。而这一系列的基本特征无一例外地指向对研究对象独特性的发掘。这种从一开始便单刀直入式的对于专一的对象进行整全、独立无干扰的研究，并且在异质的文化思维中将其定位并表达出来的方式，正好对如前所述本体的文化诗学的阐释原则起到借鉴作用。文化诗学的阐释也需要更进一步地尊重古代文论本身特有的复杂性，在更大程度上打破学科的界限与传统的思维局限，容纳来自更广泛的学科领域的不同视角对传统认识的挑战；文化诗学的阐释也需要更具整体性，不一定要求整体的研究面面俱到，或者真实地还原不同层面的社会文化语境，而是对个体的研究进行力求接近真实的整体语境还原，以及在研究对象与语境的互动中进行完整故事的讲述；文化诗学的阐释也需要更具独立性，一方面使得中国学术的研究独立于权力导向的主流西方理论话语，另一方面在研究具体的文论对象时也对当时以及现代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予以特别的关注；文化诗学的阐释当时也需要更具国际性。而参照当代海外研究的特征我们发现，国际性决不意味着追赶国际前沿、使用最新的理论与方法，反而是放弃追赶时髦，将理论的启发内化到自己对研究对象的体察之中，并且借鉴自己对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的理解，思考怎样在不被语言与理论绑架的前提下，使对中国价值的探索最有效地加入世界人文的讨论中。在此基础上，研究对象之独特性与研究者的现实关怀相结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从对独特性的发掘中找到合适的文化定位，以更好的姿态与策略加入全球文学研究的话语。
然而，从全球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相对于海外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在整体上因为几辈学人的努力可能表现出结构清晰、归类整齐、涉及研究对象广泛、全面的特征，但深层的内在反思、批判与独立意识还有待加强。当我们整体地反思一个世纪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状况时，发现整体的研究历程是将研究对象学科化的过程，也是不断地借用西方理论来结构自我的过程，而较少地意识到所谓学科化即是窄化，所谓西方理论化即是普遍化，所谓科学的态度与方法背后是一种自我东方主义，是主动地将中国学术纳入西方话语权力的管辖。[29]这使得中国的文论更多地成为验证全球话语之普遍性的注脚，而直到最近才随着海外学界后知后觉地面对东方主义的反思、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才开始关注到对中国文论独特性的发掘。然而，如果我们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反思，我们会发现或许所谓的中国独特性的发掘存在，将学术研究引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它或许会带给我们盲目的自信，或者实质是使我们尝试着将话语的霸权从西方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一极，引向中国中心的另一极，从而让我们在独断的中国性定义中忽略或者排除了与之相关的，而且实质是很重要的处在模糊或边缘地带的问题。这无论对于学术反思还是社会现实关怀来说，都是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而在具体的文论领域，这也是古代文论的海外研究领域随着理解的深入，由于研究者相对于研究对象独特的身份和受教育传统，在阐述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时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因此，梳理海外研究者们具体的方法，有助于我们对文论的独特性做进一步的反思，从而思考该以怎样的姿态加入世界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