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相同的研究對象，因為所提的問題不同，而使得中國與海外的研究表現出不同的整體麵貌：複雜性、整體性、獨立性與國際性是海外的中國傳統文學研究內在於一切方法的基本特征。而這一係列的基本特征無一例外地指向對研究對象獨特性的發掘。這種從一開始便單刀直入式的對於專一的對象進行整全、獨立無幹擾的研究，並且在異質的文化思維中將其定位並表達出來的方式，正好對如前所述本體的文化詩學的闡釋原則起到借鑒作用。文化詩學的闡釋也需要更進一步地尊重古代文論本身特有的複雜性，在更大程度上打破學科的界限與傳統的思維局限，容納來自更廣泛的學科領域的不同視角對傳統認識的挑戰；文化詩學的闡釋也需要更具整體性，不一定要求整體的研究麵麵俱到，或者真實地還原不同層麵的社會文化語境，而是對個體的研究進行力求接近真實的整體語境還原，以及在研究對象與語境的互動中進行完整故事的講述；文化詩學的闡釋也需要更具獨立性，一方麵使得中國學術的研究獨立於權力導向的主流西方理論話語，另一方麵在研究具體的文論對象時也對當時以及現代特定意識形態的影響予以特別的關注；文化詩學的闡釋當時也需要更具國際性。而參照當代海外研究的特征我們發現，國際性決不意味著追趕國際前沿、使用最新的理論與方法，反而是放棄追趕時髦，將理論的啟發內化到自己對研究對象的體察之中，並且借鑒自己對西方傳統的思維方式的理解，思考怎樣在不被語言與理論綁架的前提下，使對中國價值的探索最有效地加入世界人文的討論中。在此基礎上，研究對象之獨特性與研究者的現實關懷相結合，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從對獨特性的發掘中找到合適的文化定位，以更好的姿態與策略加入全球文學研究的話語。
然而，從全球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相對於海外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在整體上因為幾輩學人的努力可能表現出結構清晰、歸類整齊、涉及研究對象廣泛、全麵的特征，但深層的內在反思、批判與獨立意識還有待加強。當我們整體地反思一個世紀以來的古代文論研究狀況時，發現整體的研究曆程是將研究對象學科化的過程，也是不斷地借用西方理論來結構自我的過程，而較少地意識到所謂學科化即是窄化，所謂西方理論化即是普遍化，所謂科學的態度與方法背後是一種自我東方主義，是主動地將中國學術納入西方話語權力的管轄。[29]這使得中國的文論更多地成為驗證全球話語之普遍性的注腳，而直到最近才隨著海外學界後知後覺地麵對東方主義的反思、後現代思潮的興起、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才開始關注到對中國文論獨特性的發掘。然而，如果我們在反思的基礎上進行更深一層的反思，我們會發現或許所謂的中國獨特性的發掘存在，將學術研究引向另一個極端的危險，它或許會帶給我們盲目的自信，或者實質是使我們嚐試著將話語的霸權從西方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的一極，引向中國中心的另一極，從而讓我們在獨斷的中國性定義中忽略或者排除了與之相關的，而且實質是很重要的處在模糊或邊緣地帶的問題。這無論對於學術反思還是社會現實關懷來說，都是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而在具體的文論領域，這也是古代文論的海外研究領域隨著理解的深入，由於研究者相對於研究對象獨特的身份和受教育傳統，在闡述中國古代文學思想時一直在探索的問題。因此，梳理海外研究者們具體的方法，有助於我們對文論的獨特性做進一步的反思，從而思考該以怎樣的姿態加入世界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