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於海外漢學的討論愈演愈烈，不斷有這方麵的新書和文章出現。根據“超星發現”對其海量數據庫檢索結果的可視化呈現，從1990年到2015年，有關海外漢學的介紹、研究、譯注圖書成果雖然呈大小年分布，但總體呈大幅上升的態勢，從1990年的2本，曆經起伏卻總體逐步上升到2013年的16本和2014年的12本。而與此同時，以海外漢學為核心的譯介論文數量則上升得更為明顯，從2002年開始，幾乎一路直線上升，由5篇上升到2015年的137篇，這還是在2015年伊始，本年數據尚不完整的情況下統計的。當然，“超星發現”也許並沒有囊括各年出版的全部論著和論文，所以具體的數字並不能完全說明問題，但數字上升的趨勢毫無疑問體現了學界對海外漢學的研究越來越關注、國內對本國文化的研究者越來越重視對外來研究的借鑒，這本質上是對新方法的主動探尋。然而，正在國內學者積極譯介海外漢學的時候，資深海外中國專家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和同樣是老一輩研究者的梅維恒（Victor H.Mair）在北大的專題演講結束之後公開提出質疑：漢學是否已經死了？[30]如前所述，本章所探討的古代文論的海外研究並不完全屬於漢學範疇，但與傳統的海外漢學無疑有著很大的交集，而在海外的古代文論研究方法中，漢學的方法也無疑占據了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說仍然是當今海外文本研究的重要手段。
正如梅維恒在北大的講座中所提到的，海外漢學的研究始於早期傳教士們對中國，尤其是古代中國的探索。[31]對於他們來說，深入理解中國文化的前提一定是對中國語言文字有詳細的了解，隻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進一步理解某些特定的文化現象。而要真正了解中國，必先了解用古代漢語書寫的中國曆史和文化傳統，這種迫切尋求了解的態度和對古代中國語言文字這一入門工具本身的癡迷，促成了早期海外漢學研究以文本為依托的文字名物訓詁傳統。因此我們甚至可以說早期的Sinology（漢學）就是以中國為主題的Philology（語文學）。這一現象在多種不同的海外漢學家的論述、演講中被反複提及。田曉菲在2010年發表的《關於北美中國中古文學研究之現狀的總結與反思》一文，提出傳統意義上的漢學在當代漢學界形成了一種“漢學語文學”（Sinological philology）傳統，“譬如說對中古文學中的名物——無論鳥、獸、蟲、魚、草、木、食物、器具還是某種遊戲如鬥雞、馬球、圍棋等等——進行繁複詳盡的查考”。這一傳統雖日趨淡化，但至今仍對北美中古文學研究領域產生著重要的影響。[32]而早在1964年，主編《劍橋中國史》的老一輩英國漢學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就在《亞洲研究期刊》上發表文章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漢學研究狀況，認為沒有人會對戰前漢學研究方式的逝去感到惋惜。他認為戰前的研究主要以伯希和（Paul Pelliot）為代表，多體現為較為迂腐的考證和長期以來對於一些珍貴而沒有實際意義的名物的濃厚興趣。他認為這樣的研究幾乎走到了一個荒謬瑣碎的極端。[33]然而，杜希德的批判並不意味著這樣的研究傳統就此逝去，相反，他為整個海外漢學的發展打下了紮實的語言文字處理基礎，也留下了老一輩漢學家執著求真、穩健嚴謹的研究精神。正如杜希德在文章中所說的，“狹義的漢學，亦即伯希和誇張描繪的積極意義，歸根結底是對中國文獻進行文本考證和語義學研究的傳統學科，是用以從一堆數據、在這個情況下是書麵文字當中盡可能提取最為準確信息的一係列技術手段”[34]。
對語義的理解秉持求真求實的嚴謹態度，毫無疑問是人文學者展開任何研究的首要基礎，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海外漢學研究，則或多或少地由於對真義的執著，而陷入了技術化、專門化、專業化的狀況，使其整體的研究規模在80年代之前都比較受限，在整個世界人文研究領域、哪怕亞洲研究領域都沒有形成規模和很大的影響。
所謂技術化，主要是指海外漢學家們在一段時間內更多專注於嚴苛地對中國古代重要著作和文學作品進行字詞的訓釋和精準的翻譯。比如田曉菲在對北美漢學的介紹文章中提到的馬瑞誌（Richard B.Mather），由於受到這種翻譯注釋傳統的影響，他在明尼蘇達大學執教35年間，一直致力於對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作品詳細的箋釋和翻譯。1976年他出版了對劉孝標注的《世說新語》的詳細箋注和翻譯，用功之深得到了學界的廣泛認可，2002年該書又被另一家權威學術機構再版。[35]1988年他又出版了一本專門研究沈約的專著，極其詳盡地對沈約進行了傳記式的全麵介紹，尤其對他的詩歌以及他所生存的整個文學環境進行了力求完美的翻譯和審美呈現，受到同行學者們的高度評價。[36]直到2003年，90歲高齡的他仍在孜孜不倦地進行注釋和翻譯，出版了兩卷本的對三位永明體詩人詩歌的注釋翻譯著作，並將著作正標題寫成“光輝永恒的時代”（The age of eternal brilliance），表明其對研究對象的衷愛和對研究方向的執著。[37]然而，正如他的同事Paul F.Rouzer評價的那樣，馬瑞誌教授其實更多的是在寫作傳記而不是進行批判性研究，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還有待後人在他打好的基礎上繼續深入。另外，說到早期漢學研究的技術化，則不能不提到在國內也很有名氣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他的身份很多，中國曆史學家、文學家等，但首先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中國語言學家。他對中國古代文學、曆史文本的一切分析都建立在他深厚的語言學功底上。他早年在中國生活時，就3100個中國漢字做成調查問卷收集對這些字的不同方言發音，最終以19種不同方言和越南語、日語的發音為基礎，加之對古詩韻律的學習研究，精細完整地重新建構起上古和中古漢語語音係統。在此基礎上他開始了自己的古籍考證、注釋和翻譯。比如他通過對比不同文本內部的語法規律和語詞特征，對《左傳》的真偽進行考證，[38]並提出鑒別中國古籍一些通用的基本理論，收到積極的反饋。[39]他的《尚書》和《詩經》研究也隨之展開。1942—1946年，他連續出版了三本極其詳細的用音韻學工具注釋和翻譯《詩經》的著作，分別為《詩經國風注釋》《詩經小雅注釋》和《詩經大雅、頌注釋》。在這三本書裏，他不但對《詩經》的曆代注疏和音韻進行了詳細考證和辨析，還橫向比較了理雅各（James Legge）和亞瑟·偉力（Arthur Waley）的全部翻譯，力圖向整個西方漢學界精準介紹《詩經》，也為中國學界曆來對此的一些爭議提供了獨特的見解。與他同時代的還有俄裔美國漢學家卜弼德（Peter A.Boodberg），同時也是上文提到馬瑞誌的博士導師，也是將自己的研究建立在非常技術化的語言、文字和音韻分析之上，在此就不再贅述。
正是這樣一群活躍在20世紀中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成長起來的海外中國研究者們為整個漢學研究領域奠定了非常技術化的寫作風格。這種嚴格的技術化傾向進而影響了他們的學生，在整個20世紀後期都作為核心傳統影響著後代學者們在各個領域的研究。即使後來當人們已經隨著整個世界人文領域新方法廣泛流行的大潮開始了更為宏觀的探索，對於基礎語言文字和概念的理解，仍是漢學界學術批評的重中之重。例如，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期，美國學者繆文傑（Ronald C.Miao）將新興的一批使用新方法、拓寬研究範圍、對研究對象進行更為深入闡釋的中國古代詩學研究編纂成書，意在推進整體漢學研究的深度、廣度和多樣性，可在當時得到的批評裏麵仍免不了大篇幅的對書中涉及詩詞翻譯的錙銖必較的探討。美國華盛頓大學著名的漢魏六朝文學研究家康達維（David R.Knechtges）則在該書的書評中使用了多半的篇幅，專門批評細致的翻譯問題，幾乎與這本論文選著中的十位作者一一探討了他對每篇文章中核心概念理解的細微差異，嚴謹之餘讓人不禁感歎西方漢學文字注釋傳統的深厚。[40]直到今天，這種嚴謹的技術要求仍是海外漢學研究和教育中的重點，嚴格的注釋和英文翻譯仍是學術評價的核心標準之一，這雖顯煩冗，卻是任何方向的研究中都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而這種基本功隻有在字斟句酌的翻譯過程中才能得到最好的體現。如果國內的研究不因為中文母語的理所當然而忽略這些看似粗淺的翻譯，或許能在細節中發掘更多有意義的課題。
一方麵由於對具體文本的細致專注，另一方麵因為當代學科體係的細分，西方漢學整體上也存在著專門化的傾向。早期的漢學研究與當今多數的國內研究一樣呈現出學科界限分明、研究廣度欠缺的現象。雖然都統屬於中國研究專業，可當時的漢學研究在文學、曆史、哲學、政治、經濟等領域是涇渭分明的。例如，上麵提到的繆文傑編的《中國詩歌與詩論研究》，雖然精心挑選了十篇當時在方法和視野上都較前代更為新穎的重要代表文章，每一篇都以中國詩歌或詩論為研究對象，可在材料的選取上仍然比較局限，以現代意義上文學的範疇看待文學作品，很少旁及其他相關曆史背景或曆史材料的考查。雖然對文本的分析細致、對概念的了解深入，卻稍顯視野的局限。又比如早期著名的詩歌分析學者歐陽楨（Eugene Eoyang）在對中國古代詩歌的鑒賞和研究中發掘出一些在中西比較視野下的獨特概念，如自然的概念、自我的概念，等等。他以對這些概念的追問為核心，通過中西比較與新批評式的文本細讀，發掘出這些概念在中國詩歌中不同於西方的獨特意義，用他獨有的方式和角度闡釋中國古詩，尤其是山水詩的審美內涵。[41]然而，他對這些概念的全部闡釋幾乎都建立在對文本的細致分析和對不同詩人的比較上，雖然精妙，但對文本和詩人的選取則比較主觀，大多是在文學史上備受推崇的名家名篇，卻沒有對文學史在這方麵的書寫有所反思，也沒有考慮當代、西方文學概念和審美標準與曆史語境中中國古詩的不同，更沒有仔細考慮這些詩歌與概念背後的哲學思想資源。這作為單篇的論文或許因其在文學領域內的專業水準可以受到好評，但如果作為對這些核心概念的深度詮釋，則是遠遠不夠的。
與之類似的還有葉維廉（Wai-lim Yip）、華茲生（Burton Watson）、吉川幸次郎（Yoshikawa Ko-jiro-）、李祁（Li Chi）等一批在當時非常活躍的學者。葉維廉作為在海外求學並執教的中國學者，對英美文學和中國文學都有很深的了解。他不但深入研究艾略特與龐德，同時還對中國古詩尤其是王維的詩進行專門的探討，兩方的深入比較可想而知。他在1972年出版英文專著Hiding in the Universe：Poems by Wang Wei（《隱居於天地之間：論王維詩》），[42]在其中進行大量細致的跨文化比較，將王維的詩與司空圖、美國現代主義詩人Wallace Stevens，美國生態詩人Gary Snyder，奧地利神秘主義詩人小說家Rainer Maria Rilke並舉，同時對王維的詩力圖準確而不失文學性地進行翻譯，用比較與結構分析的方式將王維的詩在天地間隱居的空靈特性呈現給讀者。可以說，從翻譯與學術研究方法的角度看，這在當時都是一本難得的好書。然而，正如他的評論者所說的，作者在進行大量比較的同時卻忽略了與王維同時代的田園詩人陶潛。[43]王維在很多詩句的寫作中有明顯模仿陶潛的地方，卻並沒有被作者葉維廉指出來加以分析，更沒有談及陶潛對王維的影響，這顯然是作者在直麵文本的同時忘記了曆史的維度，把王維從曆史語境中抽離出來，隻是進行純文學的技術化、專門性探討。這種現象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
華茲生在1971年出版了Chinese Lyricism：Shih Poetry from the Second to the Twelfth Century（《中國抒情：公元2世紀到12世紀的詩歌》），[44]本應是一本詩歌史類的專著，讀者理所當然地期待從中讀出詩歌風格和核心概念的曆史性流變，但作者卻隻是分章對每個時代的代表性詩歌體裁、代表內容和代表作家進行了介紹和翻譯。雖然作者用功很深，大部分的內容和翻譯都精準且極富文學欣賞性，但卻由於專門化的文學學科視野而少了一些深度和廣度。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對宋代詩歌的研究也是如此。他的書取名為An Introduction to Sung Poetry（《宋詩概說》），卻沒有真正把宋詩放在當時的曆史語境下詳細分析其產生的背景和曆史淵源，也沒有對當時對宋詩麵貌的形成有著極大影響的宋代理學等一係列哲學思潮進行辨析，而隻是在導論中泛泛提及宋代以哲學入詩的特色，之後便分章節對有名的詩人、生平和作品一一介紹。同樣地，對於宋代思想家朱熹，李祁在介紹他的詩歌作品時，也隻是從現代詩歌標準出發，找出朱熹詩歌中與現代標準靠近的篇章進行文本分析和創作背景的介紹，認為這樣便證明了朱熹詩歌的文學性、展現了正襟危坐的理學家文學情感豐富的麵向，這無疑是受到了單一學科界限對研究視野的限製。
值得說明的是，所有這些研究在當時都是非常有洞見也很新穎的，直到今天也是文學研究領域不可忽略的參考資料。隻是由於時代的限製、學科分類的大環境的影響和對漢學研究技術化傳統的推崇與沿襲，使得他們更為關注本學科領域的方法和文本，專注於在最大程度上發掘手中文學作品的獨特性。而這種對手頭文本獨特性的發掘則在無意中使得中國研究這一整個領域都更趨專業化，仿佛與“中國”這一研究內容相關的所有探索可以自成一門學科，而區別於世界範圍內的文學、曆史、哲學等其他學科。這種專業化不僅體現在早期，甚至體現在當前的海外漢學研究中，根據本書第一、二章的梳理，中國學者的研究也長期以來都處於這種狀態，而這樣的狀態在國內則直接導致了作為當代中國文論熱點問題的“文論失語症”與“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45]在海外學界則導致了本章開頭所介紹的人們對中國人文研究之實用性的質疑。[46]
非常貼近文本的技術化漢學方法可以說是整個漢學研究領域的根本方法，雖然有其局限性，但無疑是求真務實的研究精神的集中體現，而實際上任何跨文化的有效闡釋都必須建立在嚴謹的文本研究基礎之上。這樣的基本研究方法至今也在被廣為使用，甚至推崇。最為早期的一批漢學研究期刊至今也被學界視為權威，而他們直到現在也一直堅持著對這種傳統文本研究方式的偏好，所發文章仍以這類為主。[47]更不用說在這種技術化的研究傳統影響下，當今海外學界對中國古代文論的注釋翻譯（annotated translation）還是以最大程度的嚴謹和準確著稱。[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