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海外汉学的讨论愈演愈烈，不断有这方面的新书和文章出现。根据“超星发现”对其海量数据库检索结果的可视化呈现，从1990年到2015年，有关海外汉学的介绍、研究、译注图书成果虽然呈大小年分布，但总体呈大幅上升的态势，从1990年的2本，历经起伏却总体逐步上升到2013年的16本和2014年的12本。而与此同时，以海外汉学为核心的译介论文数量则上升得更为明显，从2002年开始，几乎一路直线上升，由5篇上升到2015年的137篇，这还是在2015年伊始，本年数据尚不完整的情况下统计的。当然，“超星发现”也许并没有囊括各年出版的全部论著和论文，所以具体的数字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数字上升的趋势毫无疑问体现了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国内对本国文化的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外来研究的借鉴，这本质上是对新方法的主动探寻。然而，正在国内学者积极译介海外汉学的时候，资深海外中国专家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和同样是老一辈研究者的梅维恒（Victor H.Mair）在北大的专题演讲结束之后公开提出质疑：汉学是否已经死了？[30]如前所述，本章所探讨的古代文论的海外研究并不完全属于汉学范畴，但与传统的海外汉学无疑有着很大的交集，而在海外的古代文论研究方法中，汉学的方法也无疑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仍然是当今海外文本研究的重要手段。
正如梅维恒在北大的讲座中所提到的，海外汉学的研究始于早期传教士们对中国，尤其是古代中国的探索。[31]对于他们来说，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前提一定是对中国语言文字有详细的了解，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理解某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而要真正了解中国，必先了解用古代汉语书写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这种迫切寻求了解的态度和对古代中国语言文字这一入门工具本身的痴迷，促成了早期海外汉学研究以文本为依托的文字名物训诂传统。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早期的Sinology（汉学）就是以中国为主题的Philology（语文学）。这一现象在多种不同的海外汉学家的论述、演讲中被反复提及。田晓菲在2010年发表的《关于北美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之现状的总结与反思》一文，提出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在当代汉学界形成了一种“汉学语文学”（Sinological philology）传统，“譬如说对中古文学中的名物——无论鸟、兽、虫、鱼、草、木、食物、器具还是某种游戏如斗鸡、马球、围棋等等——进行繁复详尽的查考”。这一传统虽日趋淡化，但至今仍对北美中古文学研究领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32]而早在1964年，主编《剑桥中国史》的老一辈英国汉学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就在《亚洲研究期刊》上发表文章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汉学研究状况，认为没有人会对战前汉学研究方式的逝去感到惋惜。他认为战前的研究主要以伯希和（Paul Pelliot）为代表，多体现为较为迂腐的考证和长期以来对于一些珍贵而没有实际意义的名物的浓厚兴趣。他认为这样的研究几乎走到了一个荒谬琐碎的极端。[33]然而，杜希德的批判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研究传统就此逝去，相反，他为整个海外汉学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语言文字处理基础，也留下了老一辈汉学家执着求真、稳健严谨的研究精神。正如杜希德在文章中所说的，“狭义的汉学，亦即伯希和夸张描绘的积极意义，归根结底是对中国文献进行文本考证和语义学研究的传统学科，是用以从一堆数据、在这个情况下是书面文字当中尽可能提取最为准确信息的一系列技术手段”[34]。
对语义的理解秉持求真求实的严谨态度，毫无疑问是人文学者展开任何研究的首要基础，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海外汉学研究，则或多或少地由于对真义的执着，而陷入了技术化、专门化、专业化的状况，使其整体的研究规模在80年代之前都比较受限，在整个世界人文研究领域、哪怕亚洲研究领域都没有形成规模和很大的影响。
所谓技术化，主要是指海外汉学家们在一段时间内更多专注于严苛地对中国古代重要著作和文学作品进行字词的训释和精准的翻译。比如田晓菲在对北美汉学的介绍文章中提到的马瑞志（Richard B.Mather），由于受到这种翻译注释传统的影响，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执教35年间，一直致力于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详细的笺释和翻译。1976年他出版了对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的详细笺注和翻译，用功之深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2002年该书又被另一家权威学术机构再版。[35]1988年他又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沈约的专著，极其详尽地对沈约进行了传记式的全面介绍，尤其对他的诗歌以及他所生存的整个文学环境进行了力求完美的翻译和审美呈现，受到同行学者们的高度评价。[36]直到2003年，90岁高龄的他仍在孜孜不倦地进行注释和翻译，出版了两卷本的对三位永明体诗人诗歌的注释翻译著作，并将著作正标题写成“光辉永恒的时代”（The age of eternal brilliance），表明其对研究对象的衷爱和对研究方向的执着。[37]然而，正如他的同事Paul F.Rouzer评价的那样，马瑞志教授其实更多的是在写作传记而不是进行批判性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还有待后人在他打好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另外，说到早期汉学研究的技术化，则不能不提到在国内也很有名气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他的身份很多，中国历史学家、文学家等，但首先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语言学家。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文本的一切分析都建立在他深厚的语言学功底上。他早年在中国生活时，就3100个中国汉字做成调查问卷收集对这些字的不同方言发音，最终以19种不同方言和越南语、日语的发音为基础，加之对古诗韵律的学习研究，精细完整地重新建构起上古和中古汉语语音系统。在此基础上他开始了自己的古籍考证、注释和翻译。比如他通过对比不同文本内部的语法规律和语词特征，对《左传》的真伪进行考证，[38]并提出鉴别中国古籍一些通用的基本理论，收到积极的反馈。[39]他的《尚书》和《诗经》研究也随之展开。1942—1946年，他连续出版了三本极其详细的用音韵学工具注释和翻译《诗经》的著作，分别为《诗经国风注释》《诗经小雅注释》和《诗经大雅、颂注释》。在这三本书里，他不但对《诗经》的历代注疏和音韵进行了详细考证和辨析，还横向比较了理雅各（James Legge）和亚瑟·伟力（Arthur Waley）的全部翻译，力图向整个西方汉学界精准介绍《诗经》，也为中国学界历来对此的一些争议提供了独特的见解。与他同时代的还有俄裔美国汉学家卜弼德（Peter A.Boodberg），同时也是上文提到马瑞志的博士导师，也是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非常技术化的语言、文字和音韵分析之上，在此就不再赘述。
正是这样一群活跃在20世纪中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成长起来的海外中国研究者们为整个汉学研究领域奠定了非常技术化的写作风格。这种严格的技术化倾向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学生，在整个20世纪后期都作为核心传统影响着后代学者们在各个领域的研究。即使后来当人们已经随着整个世界人文领域新方法广泛流行的大潮开始了更为宏观的探索，对于基础语言文字和概念的理解，仍是汉学界学术批评的重中之重。例如，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学者缪文杰（Ronald C.Miao）将新兴的一批使用新方法、拓宽研究范围、对研究对象进行更为深入阐释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编纂成书，意在推进整体汉学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多样性，可在当时得到的批评里面仍免不了大篇幅的对书中涉及诗词翻译的锱铢必较的探讨。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家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则在该书的书评中使用了多半的篇幅，专门批评细致的翻译问题，几乎与这本论文选著中的十位作者一一探讨了他对每篇文章中核心概念理解的细微差异，严谨之余让人不禁感叹西方汉学文字注释传统的深厚。[40]直到今天，这种严谨的技术要求仍是海外汉学研究和教育中的重点，严格的注释和英文翻译仍是学术评价的核心标准之一，这虽显烦冗，却是任何方向的研究中都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而这种基本功只有在字斟句酌的翻译过程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如果国内的研究不因为中文母语的理所当然而忽略这些看似粗浅的翻译，或许能在细节中发掘更多有意义的课题。
一方面由于对具体文本的细致专注，另一方面因为当代学科体系的细分，西方汉学整体上也存在着专门化的倾向。早期的汉学研究与当今多数的国内研究一样呈现出学科界限分明、研究广度欠缺的现象。虽然都统属于中国研究专业，可当时的汉学研究在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是泾渭分明的。例如，上面提到的缪文杰编的《中国诗歌与诗论研究》，虽然精心挑选了十篇当时在方法和视野上都较前代更为新颖的重要代表文章，每一篇都以中国诗歌或诗论为研究对象，可在材料的选取上仍然比较局限，以现代意义上文学的范畴看待文学作品，很少旁及其他相关历史背景或历史材料的考查。虽然对文本的分析细致、对概念的了解深入，却稍显视野的局限。又比如早期著名的诗歌分析学者欧阳桢（Eugene Eoyang）在对中国古代诗歌的鉴赏和研究中发掘出一些在中西比较视野下的独特概念，如自然的概念、自我的概念，等等。他以对这些概念的追问为核心，通过中西比较与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发掘出这些概念在中国诗歌中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意义，用他独有的方式和角度阐释中国古诗，尤其是山水诗的审美内涵。[41]然而，他对这些概念的全部阐释几乎都建立在对文本的细致分析和对不同诗人的比较上，虽然精妙，但对文本和诗人的选取则比较主观，大多是在文学史上备受推崇的名家名篇，却没有对文学史在这方面的书写有所反思，也没有考虑当代、西方文学概念和审美标准与历史语境中中国古诗的不同，更没有仔细考虑这些诗歌与概念背后的哲学思想资源。这作为单篇的论文或许因其在文学领域内的专业水准可以受到好评，但如果作为对这些核心概念的深度诠释，则是远远不够的。
与之类似的还有叶维廉（Wai-lim Yip）、华兹生（Burton Watson）、吉川幸次郎（Yoshikawa Ko-jiro-）、李祁（Li Chi）等一批在当时非常活跃的学者。叶维廉作为在海外求学并执教的中国学者，对英美文学和中国文学都有很深的了解。他不但深入研究艾略特与庞德，同时还对中国古诗尤其是王维的诗进行专门的探讨，两方的深入比较可想而知。他在1972年出版英文专著Hiding in the Universe：Poems by Wang Wei（《隐居于天地之间：论王维诗》），[42]在其中进行大量细致的跨文化比较，将王维的诗与司空图、美国现代主义诗人Wallace Stevens，美国生态诗人Gary Snyder，奥地利神秘主义诗人小说家Rainer Maria Rilke并举，同时对王维的诗力图准确而不失文学性地进行翻译，用比较与结构分析的方式将王维的诗在天地间隐居的空灵特性呈现给读者。可以说，从翻译与学术研究方法的角度看，这在当时都是一本难得的好书。然而，正如他的评论者所说的，作者在进行大量比较的同时却忽略了与王维同时代的田园诗人陶潜。[43]王维在很多诗句的写作中有明显模仿陶潜的地方，却并没有被作者叶维廉指出来加以分析，更没有谈及陶潜对王维的影响，这显然是作者在直面文本的同时忘记了历史的维度，把王维从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只是进行纯文学的技术化、专门性探讨。这种现象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
华兹生在1971年出版了Chinese Lyricism：Shih Poetry from the Second to the Twelfth Century（《中国抒情：公元2世纪到12世纪的诗歌》），[44]本应是一本诗歌史类的专著，读者理所当然地期待从中读出诗歌风格和核心概念的历史性流变，但作者却只是分章对每个时代的代表性诗歌体裁、代表内容和代表作家进行了介绍和翻译。虽然作者用功很深，大部分的内容和翻译都精准且极富文学欣赏性，但却由于专门化的文学学科视野而少了一些深度和广度。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对宋代诗歌的研究也是如此。他的书取名为An Introduction to Sung Poetry（《宋诗概说》），却没有真正把宋诗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详细分析其产生的背景和历史渊源，也没有对当时对宋诗面貌的形成有着极大影响的宋代理学等一系列哲学思潮进行辨析，而只是在导论中泛泛提及宋代以哲学入诗的特色，之后便分章节对有名的诗人、生平和作品一一介绍。同样地，对于宋代思想家朱熹，李祁在介绍他的诗歌作品时，也只是从现代诗歌标准出发，找出朱熹诗歌中与现代标准靠近的篇章进行文本分析和创作背景的介绍，认为这样便证明了朱熹诗歌的文学性、展现了正襟危坐的理学家文学情感丰富的面向，这无疑是受到了单一学科界限对研究视野的限制。
值得说明的是，所有这些研究在当时都是非常有洞见也很新颖的，直到今天也是文学研究领域不可忽略的参考资料。只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学科分类的大环境的影响和对汉学研究技术化传统的推崇与沿袭，使得他们更为关注本学科领域的方法和文本，专注于在最大程度上发掘手中文学作品的独特性。而这种对手头文本独特性的发掘则在无意中使得中国研究这一整个领域都更趋专业化，仿佛与“中国”这一研究内容相关的所有探索可以自成一门学科，而区别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这种专业化不仅体现在早期，甚至体现在当前的海外汉学研究中，根据本书第一、二章的梳理，中国学者的研究也长期以来都处于这种状态，而这样的状态在国内则直接导致了作为当代中国文论热点问题的“文论失语症”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45]在海外学界则导致了本章开头所介绍的人们对中国人文研究之实用性的质疑。[46]
非常贴近文本的技术化汉学方法可以说是整个汉学研究领域的根本方法，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无疑是求真务实的研究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实际上任何跨文化的有效阐释都必须建立在严谨的文本研究基础之上。这样的基本研究方法至今也在被广为使用，甚至推崇。最为早期的一批汉学研究期刊至今也被学界视为权威，而他们直到现在也一直坚持着对这种传统文本研究方式的偏好，所发文章仍以这类为主。[47]更不用说在这种技术化的研究传统影响下，当今海外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注释翻译（annotated translation）还是以最大程度的严谨和准确著称。[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