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海外中國研究領域的不斷成熟，技術化的文本研究顯然不能滿足研究者們深入探索的需求，新時期的海外古代文論研究也以前述複雜性、整體性、獨立性與國際性為內在特征繼續向橫、縱兩個方向發展，一方麵追求對文本整體流動性以及文本與其他社會話語的互文性的理解，另一方麵則向著曆史的縱深，尤其是知識考古的方向發展。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方法的更替使得魏根深、梅維恒等老一輩漢學家發出“漢學已死”的質疑。
（一）整體性的動態文本閱讀
在基於文本的橫向閱讀中，對單一或者單類文本進行整體關聯的動態閱讀直接繼承老一輩的漢學傳統發展而來，講求將古代文本視為一個有生命力的活的整體，橫向考察在文本中出現的概念和觀念的前後關聯，具有流動性的整體意義，以及文本與作者、接受者、傳播方式和環境之間的聯係。這樣的閱讀方式在繼承技術化的漢學傳統基礎上，直接針對在國內外都較為通行的觀念史研究方法，以宇文所安對中國古代文論文本的闡釋為最典型的代表。
宇文所安在他的專著，同時也是哈佛大學權威教程的《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的中文版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自己的研究方式與當時流行的“觀念史”研究有著很大區別。“當時的中國文學批評領域以所謂‘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為主流，學者的任務是從文本中抽取觀念，考察一種觀念被哪位批評家所支持，說明哪些觀念是新的，以及從曆史的角度研究這些觀念怎樣發生變化。這一類研究喜歡使用摘要和節選，如今仍有大量參考資料性著作從各種類目繁多的原始資料中尋章摘句。”[49]而宇文所安對中國文論的閱讀與觀念史的方式最大的區別在於，觀念史的方式“容易忽視觀念在具體文本之中是如何運作的”，而他則不希望把批評著作處理為觀念的容器，而是試圖展現思想文本的本來麵目：各種觀念不過是文本運動的若幹點，不斷處在修改、變化之中，它們絕不會一勞永逸地被純化為穩定的、可以被摘錄的“觀念”。這種視文本為思想過程的觀點可能有點讓人傷腦筋，但這樣一來，一度被僵化的文本卻可以活化。而且，文本中那些看似多餘的部分，也就是那些無法被批評文選摘錄的部分，也變得有意義了、重要了。這裏便涉及麵對古代文論文本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們是僅僅想知道傳統文論思想中包括哪些概念，以滿足我們填充學科框架的需要，還是將文本看成活的思想的載體，從而通過研究者與文本之間的鮮活的對話，來實現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文化的溝通？後者無疑是更重要的。而具體來說，將文本視為活的思想載體主要包括三個層麵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