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本章開頭部分所說，不論海外研究者們使用怎樣的研究方法，歸根結底都是出於強烈興趣的內在驅動而對中國古代文本的獨特性進行探索。對於獨特性的探索，則不可避免地需要被納入世界思想的框架。而提到世界框架，則涉及話語權力的問題。海外的研究者們因為不同的受教育背景、成長經曆和身份認同，對話語權力保持著特有的敏感和抵觸，所以他們在研究中集體地認為，既不願意將研究對象視為所謂世界性的普遍理論中的一個注腳，也不願意將它們視為特例。而對於這個用以參照的“世界文學”，學者們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認為在所謂的世界文學框架中，實質上是西方文學和理論在扮演著審判官的角色，西方的理論一直以為被視為方法，而中國的文本則被視為對象。這在西方通行的研究思維中是如此，在中國國內的研究中也在某種程度上存在類似的現象。而唯一的解決方案隻能是回到文本本身，回到對中國文論之獨特性的重新思考，通過在最大程度上開放，也是符合中國文論本身特質的方式，使越來越多跨學科的讀者可以感同身受地體會到中國文論中完整有趣的故事，從而形成對現代性的思考。也隻有這樣，中國文論才可能真正加入世界的討論，從而扭轉方法與對象的主次對立格局。當然，真正的扭轉並不意味著格局的翻轉或者話語權力的對調，因為任何一種規則和權力都是對受製一方發揮獨特意義的障礙，而未能被發揮和發現的獨特性，對於整體世界人文語境的理解也是百害無利的。真正的扭轉意味著我們對方法的重新思考。在習慣了使用西方方法分析文本的古代文論領域，什麽才是加入世界討論最有效的方式，實質便等於怎樣最有效地分析和描述古代文論的獨特性的問題。而最有效的分析和描述的方式，則一定是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古代文論本身的本體性質，基於對本體的哲學意義認識，在盡量開放的時空格局中對其進行可能的還原，講述整體、流動和立體的故事。重回天人之際，則是我們通過方法的跋涉所看到的方向。
[1] 參見《他山的石頭記》中的“譯者跋”，詳見[美]宇文所安：《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田曉菲譯，352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2] 關於冷戰對區域研究以及海外中國文學研究格局的影響，參見Xiaojue Wang，“Borders and Borderlands Narratives in Cold War China”，以及Shuang Shen，“Where the ‘Trans-Pacific' Meets Chinese Literature”，收錄於Rojas，Carlos，and Andrea Bachner，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3] 更多西方學界關於東方主義與海外中國研究的關係進行的反思與探討，可參見以下文獻：Dirlik，Arif.“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中國曆史與東方主義的問題》）History and Theory，1996（35），pp.96-118.學者Dirlik在該書中考察了薩義德理論在中國曆史研究中的應用，指出，作為一種“他者”的中國，已然成為一種中介方，它曆史地參與到東方主義者對其陳述方式的發展演變中。H?gerdal，Hans.“The Orientalism Debate and the Chinese Wall：An Essay on Said and Sinology”.（《東方主義之辯與中國之牆：論薩義德與漢學》）Itinerario21（1997）：19-40.針對薩義德在20世紀90年代末以前對於“中國研究”界所引起的學術震動及各種回應，該書進行了一次回顧。該書作者指出，中國研究界和薩義德—東方主義之間的關係十分微妙、錯綜且受到各種意識形態因素的疊加影響。Hayot，Eric，Haun Saussy，and Steven G.Yao，eds.Sinographies：Writing China（《透視之眼：書寫中國》）。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該書收錄了係列論文，其關注的問題是從早期現代社會起，西方對中國的構想中所使用的係列概念及策略間的差異性。該書批判性地考察了西方對中國他者性的闡述中所涉及的獨特主題，如帝國主義、翻譯研究、大眾文化、中國美學的西方式書寫或是美籍華裔文學。Mackerras，Colin.Western Images of China（《西方世界的中國印象》）.Hong Kong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該書在方法上明顯受薩義德影響，針對西方（尤以英語為母語者為主）的中國印象，而進行了一次全景式回顧，涵蓋古今，漫溯雅俗。此外，朱耀偉的《後東方主義：中西文化批評論述策略》，考察了當代西方對中國形象的建構及其變化，探討了批評理論是如何影響到相關建構的，這些理論涵蓋了福柯、德裏達、薩義德以及中國研究學者如杜維明、張隆溪等。該書作者呼籲有必要從一個開放的、多元的、“後東方主義者”的視角來重建中國形象。
[4] 更多關於海外漢學的曆史發展、範圍界定，可參見以下文獻：Honey，David B.Incense at the Altar：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漢學先行者與中國古典哲學的發展》）New Haven，CT：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2001.該書以主要人物為線索，提供了一份材料充分的漢學發展史，其中人物涉及傳教士，法、德、英的漢學家，以及區域研究的創始人。跟著按照時間順序和國家結構，學者Honey將探索的重心放在了相關漢學專家和中國典籍的翻譯家上。Schmidt-Glintzer，Helwig.Sinologie und das Interesse an China.（《漢學及其中國興趣》），2007.該書對德國漢學研究的發展概況進行了一次非常簡潔而綜合的回顧。作者論述了漢學的內涵，指出對於當代學界，漢學一詞，仍然是一個有效的現代概念。Louie，Kam.“From Orientalists to Bent Bananas：Australasian Research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Last 50 Years.”（《50年來澳洲的中國文學研究》），Australasian Universitie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ssociation，2003（100），pp.50-60.該作探討了中國學在澳大利亞的演變，並聚焦於相關文學研究者。該作描述了從東方主義（古典語文意義上的漢學）到區域研究，然後又發展到現代文學批評研究的思路轉變，以及這些轉變中的爭論點與困境。Wilson，Ming，and John Cayley，eds.Europe Studies China：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歐洲的中國研究：歐洲漢學史國際會議論文集》）Taipei：Han-Shan Tang，1995.該卷文集采取與眾不同的觀點和方法，分析了歐洲視域下的西方中國概念史以及西方漢學史。
[5] 參見[美]柯文：《曆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曆和神話的義和團》，杜繼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6] [美]金安平：《合肥四姐妹》，淩雲嵐、楊早譯，31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7] 參見[美]宇文所安：《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程章燦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8] [美]宇文所安：《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征象》，陳小亮譯，186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9] 高建平等：《當代中國文論熱點研究》，29～3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10] 參見Carlos Rojas and Andrea Bachner，“Conclusion：Chinese Literatures in Conjunction”，in Rojas，Carlos，and Andrea Bachner，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Shu-m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11] [美]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上）》“1375年之前”，5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12] 張西平主編：《中國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報告（2015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13] [美]梅維恒主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全2卷）》，馬小悟等譯，“引言”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
[14] 參見[美]梅維恒主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馬小悟等譯，“引言”Ⅷ，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
[15] 張萬民：《辯者有不見：當葉維廉遭遇宇文所安》，載《文藝理論研究》，2009（4）。
[16] 張萬民：《辯者有不見：當葉維廉遭遇宇文所安》，載《文藝理論研究》，2009（4）。
[17] Jue Chen，“Making China's Greatest Poet：The Construction of Du Fu in the Poetic Culture of the Song Dynasty（960—1279）”，PhD dissert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2016.
[18] Cai，Zong-qi.“W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ritical System in Wenxin Diaolong.”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22（2000），pp.1-29.
[19] [美]梅維恒主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馬小悟等譯，“引言”V，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
[20]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With Robert E.Hegel.Review Article o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ed.Victor Mair.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26（2004），159-179.
[21] 柯馬丁：《德國漢學家在1933—1945年的遷移——重提一段被人遺忘的曆史》，載《世界漢學》，2005（1）。另外，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德國為主的學者在移民之後，在中國研究和東亞藝術史研究方麵在整個當代海外中國研究領域，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的成就和影響，還可參見Laura Fermi，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Europe，1930-1941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Norman Bentwich，The Rescue and Achievement of Refugee Scholars The Story of Displaced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1933-1952，Hague，Martinus Nijhoff，1953.
[22] Shih，Shu-mei.“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in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in 119（2004）：pp.16-30.
[23] Idema，Wilt，and Lloyd Haft.“The Way and the Government：Truth and Literature.”In 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Wilt Idema and Lloyd Haft，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7.pp.47-60.
[24] Sanders，Graham.Words Well Put：Visions of Poetic Competenc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書評參見Kroll，Paul W.，“Words Well Put：Visions of Poetic Competenc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review）”，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009，Vol.69（1），pp.239-250.
[25] 餘寶琳：《間離效果：比較文學與中國傳統》，見王曉路等編者：《北美漢學界的中國文學思想研究》，742頁，成都，巴蜀書社，2008。
[26] 徐誌嘯：《讓文學與文化不分家的漢學家柯馬丁》，載《中華讀書報》，2016-11-23。
[27] 對於用西方理論結構中國文學文化的反思，以及對中國獨特性的探討，可參見Chan，Adrian.“On Being Chinese.”In Image into Identity：Constructing and Assigning Identity in a Culture of Modernity.（《由圖像到身份看“成為中國人”問題：文化現代性背景下的身份建構與分配》）Michael Wintle ed.，Amsterdam and New York：Rodopi，2006.pp.159-174.該作認為，中國的文化和身份曆經了一個失真和重塑的過程，這開始自中國16世紀的傳教士時期，並延續到當下。作者分析了第一代西方漢學家的想法，以解釋中國是如何被西方文化所注意到的。Scherer，Frank F.“Sanfancon：Orientalism，Confucian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ness in Cuba，1847-1997.”（《東方之東（Sanfancon）：古巴國內的東方主義、儒家和中國民族身份建設：從1847年到1997年》）in Nation Dance：Religion，Ident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in the Caribbean.Patrick Taylor ed.，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pp.153-170.該作分析了散居在古巴的華裔的經曆及其在該國度中對民族身份的複興努力。該複興基於東方主義和中國國民性的核心觀念，這裏的建構體現了自我東方化的過程，主要反映在古巴國內的中國儒教複興上。
[28] 典型的例子包括Eoyang，Eugene，“The Solitary Boat：Images of Self in Chinese Nature Poetry”（《孤舟：中國自然詩中的自我意象》），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73，32（4），pp.593-621.Eoyang，Eugene，“Moments in Chinese Poetry：Nature in the World and Nature in the Mind”（《中國詩歌中的瞬間：世界的自然與心靈的自然》），in 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Ronald C.Miao ed.，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 Centre，Inc.，pp.105-128.Fuller，Michael A.，“Aesthetics and Meaning in Experience：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Zhu Xi's Revision of Song Dynasty Views of Poetry”（《經驗中的美學與意義——朱子對宋代詩歌觀念的理論透視》），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005（2），pp.311-355.
[29] 關於自我東方主義（Self-orientalism）的研究，英語世界的討論可參見Tong，Qing Sheng.“Inventing China：The Use of Orientalist View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發明中國：從東方主義視角看中文》），Interventions2000（2）：pp.6-20.該作截取17—20世紀這段時間為參照係，就西方對中文的觀念史及其流變進行了獨到的闡述。Mao，Sihui.“Translating the Other：Discursive Contradictions and New Orientalism in Contemporary Advertising in China.”（《譯介他者：當代中國廣告中的話語構成困境與新東方主義》）The Translator 2009（15）：pp.261-282.這篇文章探討了“自我”和“他者”間的協商關係是如何在中國廣告及其所涵蓋的文化翻譯問題中表現出來的，該作者以中國地產廣告為例進行實例分析，指出了當代中國廣告話語中的東方主義特點；中文的討論可參見劉耀輝，張璿：《姚明的陰影：“自我東方主義”的中國媒介話語生產——基於〈中國青年報〉對姚明的報道》，載《國際新聞界》，2010（5）。通過對流行文化現象諸如NBA球星姚明的個例研究，該文探討了“自我東方主義”這類話語在中國媒體中的接納方式。作者分析了中國媒體行業中使用的再現機製，結論是，這類話語是必須克服的。而關於“姚明議題”的報道，該文從全球化語境出發，結合薩義德對“自我東方化”的論述，對姚明在相關報道中出現的潛在“自我東方化”的“陰影”進行反思，具體而言，即後殖民國家在追求民族和國家現代性的過程中，難以擺脫作為意識形態和權力話語的東方主義的陰影，故而在本土的媒介話語生產中表現出一種自我東方主義的傾向——要麽以一種反抗性的姿態進行反向書寫與曆史重述，要麽做出一種同謀性的迎合表達與自我形塑。而在對《中國青年報》中諸多“姚明議題”的文本細讀中，迎合西方性的男性氣質的詞匯替代了姚明的中國傳統氣質，成為褒獎之辭，故而該文指出，這種自我東方化心態應當警惕並被超越（當然，這裏的“自我東方化”已然和“男性氣質”問題進行了部分勾連）。而相關話題可以參見：張興成：《東方主義的全球擴散與再生產》，載《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3）；方剛：《男性氣質多元化與“拯救男孩”》，載《中國青年研究》，2010（11）。
[30] Victor H.Mair，“Sinology Then and Now：Methods and Aims”（漢學的過去和現在：方法和目的），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方法論”項目係列講座，2012年6月7日。
[31] 關於這段起源曆史的詳細梳理，見[美]孟德衛：《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
[32] 田曉菲：《關於北美中國中古文學研究之現狀的總結與反思》，見張海惠主編：《北美中國學：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北京，中華書局，2010。
[33] Twitchett，Denis（1964），“A Lone Cheer for Sinolog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4，24（1），pp.109-112.
[34] Twitchett，Denis（1964），“A Lone Cheer for Sinolog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4，24（1），pp.109-112.原文如下：“Sinology in the narrow sense—the positive aspect of the Pelliot caricature—is in the last analysis the traditional discipline of textural criticism and ‘philology’ applied to Chinese literature，a set of techniques designed to extract the most accurate possible information from a body of data，in this case the written word.”
[35] Liu，Yiqing，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ed.and trans.Richard B.Mather，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6；Liu，Yiqing，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ed.and trans.Richard B.Mather，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2.
[36] Mather，Richard B.，The Poet Shen Yüeh（441-513）：the Reticent Marqui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書評參見Barrett，T.H.，“The poet Shen Yüeh（441-513）：the reticent marqui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2.（55），pp.164-165.另見 Rouzer，Paul F.，“The Poet Shen Yüeh（441-513）：The Reticent Marqui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9，48（2），369-370.
[37] Mather，Richard B.，The Age of Eternal Brilliance：Three Lyric Poets of the Yung-ming Era（483-493），Sinica Leidensia；Leiden & Boston：Brill，2003.關於馬瑞誌教授的研究，田曉菲在上述注釋3的文章中也有提及，可互為參考。
[38] 因其廣受歡迎，該書於1968年又在台灣再版。
[39] Karlgren，Bernhard，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Stockholm：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1929.
[40] Miao，Ronald C.and Chan，Marie，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8；書評參見Knechtges，David R.，“Reviewed Work：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0，39（3），pp.584-586.
[41] Eoyang，Eugene，“The Solitary Boat：Images of Self in Chinese Nature Poetry”，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73，32（4），pp.593-621；Eoyang，Eugene（1978），“Moments in Chinese Poetry：Nature in the World and Nature in the Mind”，in Ronald C.Miao（ed.），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 Centre，1978，pp.105-128.
[42] Yip，Wai-lim，Hiding in the Universe：Poems by Wang Wei，New York：Grossman Publishers，1972.
[43] Josephs，H.K.，“Hiding in the Universe：Poems by Wang We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73（33），pp.270-272.
[44] Watson，Burton，Chinese Lyricism：Shih Poetry from the Second to the Twelfth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45] 對於這類討論的全麵梳理，參見高建平等：《當代中國文論熱點研究》，《第九章：“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淵源、爭論、泛化與變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46] 在前文介紹的Carlos Rojas 和Andrea Bachner 為《牛津當代中國文學手冊》撰寫的結論文章開篇便提到：“AS with all humanities disciplines，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as a field that requires particular time，application，and energy，is frequently called upon to justify its usefulness in pragmatic terms of investment and profit.The claim to study a fascinatingly rich tradition and bring it closer to students will no longer do，as even the flimsy fa?ade of cultural capital is giving way to a more unabashed rhetoric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47] 在最早的一批海外漢學期刊中，一直到現在還保持著旺盛生命力和學術影響力的包括：1843年創刊的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國東方學會會刊》）；1847年創刊的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chen Gesellschaft（《德國東方學會會刊》）；1890年創刊的T'oung Pao（《通報》）；1901年創刊的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法國遠東學院學刊》）；1917年創刊的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亞非學院院刊》）；1935年創刊的Monumenta Serica（《華裔學誌》），以及1936年創刊的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亞洲研究學報》）。
[48] 可被視為典範的古代文論的海外英譯首推宇文所安，翻譯了從早期到清代的幾乎所有重要文論作品。
[49] 參見[美]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王柏華、陶慶梅譯，“中譯本序”，1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50] [美]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王柏華、陶慶梅譯，432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51] [美]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王柏華、陶慶梅譯，434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52] [美]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王柏華、陶慶梅譯，435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53] [美]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王柏華、陶慶梅譯，“序言”，3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54] [美]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王柏華、陶慶梅譯，“序言”，2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55] Svensson，Martin.“A Second Look at the Great Preface on the Way to a New Understanding of Han Dynasty Poetics.”CLEAR 1999（21）：pp.1-33.
[56] [美]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王柏華、陶慶梅譯，“中譯本序”，2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57] 英文原文Chen，Shih-Hsiang.“The Shih-ching：Its Generic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Poetics.”In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Cyril Birch e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pp.8-41；中文翻譯見陳世驤：《原興：兼論中國文學特質》，參見陳世驤：《陳世驤文存》，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對陳世驤的研究章節見李鳳亮等著：《移動的詩學——中國古典文論現代觀照的海外視野》，123～129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
[58] [美]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王柏華、陶慶梅譯，“中譯本序”，2～3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59] [美]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王柏華、陶慶梅譯，“中譯本序”，3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60] [美]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王柏華、陶慶梅譯，“序言”，2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61] 參見黃霖：《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62] 例如，對於李贄“童心說”，思考題為：李贄“童心說”提出的時代背景是什麽？李贄“童心說”整合了明代之前哪些文學理論與哲學理論資源？參見曹順慶、李凱主編：《中國古代文論史》，181頁，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5。
[63] [美]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上）》，“1375年之前”，425～426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64] 參見劉登翰：《跨域與越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5] 參見高永：《三語石的鳴響：東方邊緣諸國與中國文學關係研究》，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
[66] 參見嚴紹璗：《中日古代文學交流史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67] Yugen Wang，Book Review：Drifting Among Rivers and Lakes：Southern Song Dynasty Poetry and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History.By Michael A.Fuller.，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6-1998），2005（74），pp.189-191.
[68] Robert E.Hegel.，“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eview Article o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Victor Mair.ed.，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2004（26），pp.159-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