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學者想回答的問題是一個跨學科的問題，他們的落腳點是社會的治理與進步，而他們的出發點則是詩歌這一文學研究中的重要元素。從社會科學的視角來看，他們關注的“應變量”（也就是需要學者去解釋的維度）是社會的治理與進步，而“自變量”（被用來解釋現象的那些因素）是詩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詩歌上的造詣。這樣一個跨學科的研究問題恰恰和本書的主題相吻合。本書所致力於挖掘的古代文論文本的獨特意義，就體現在溝通天人的理論話語對文學、繼而通過文學的發展對社會文化的發展和社會進步所起到的推動作用上。而陳冬華等人的這篇論文，恰恰從一個具體的視角回應了本書的核心問題。具體而言，如果我們認為詩歌的發展可以看作是文學發展的一個指標，那麽社會治理的好壞可以看作是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的一個指標，這篇論文的核心觀點正是本書核心思想的一個具體表現。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治理”是一個“熱門”的話題，但是關於治理的研究卻僅僅停留在經濟（如市場機製的治理）和政治層麵（政商關係、製度設計）等層麵，比如，有人認為，製度可以彌補社會的缺陷，民族的進步是製度完善和統治有方的結果，社會的變革可以通過法令來實現。少有經濟學家、政治學家以及社會學家從文學層麵來考量社會治理。正如作者所言，文學在社會和文化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就像“靜水流深”[8]，潤物細無聲，而其影響卻極為深刻。如果忽視了那些隱性的力量，我們在理解各種社會和文化現象的時候往往就會發生偏差，出現錯誤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解讀。在認識到文學的發展可能會對社會文化產生重要影響的同時，我們也進一步發問，如果文學的發展確實對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那這背後的機理到底是什麽？是什麽樣的機製讓文學發揮著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陳冬華等認為，隱藏在社會治理的無形力量背後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道德，而文學的發展，恰恰可以通過改善社會參與人的道德水準而改善社會文化和社會治理的水平。正如康德所說：“世界上有兩件東西能夠深深地震撼人們的心靈，一件是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準則，另一件是我們頭頂上燦爛的星空”[9]。道德不隻是人類自我發展的需求，更是社會發展和治理中不可缺少的潤滑劑。因此，促進社會道德的不斷進步就成了文化發展和社會治理中的一個關鍵命題。在我國古代科舉體製下，對整個國家而言，如何選拔出道德水準較高的個體參與社會管理和治理，至關重要。陳冬華等認為，詩歌的造詣可以用來衡量一個人的道德水平。因此，最初的科舉體製下以文學包括詩歌的造詣來選拔官員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為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善治提供了保障。這樣的邏輯跟我們通常所說的“詩言誌”是一致的。
通過一係列邏輯論證，陳冬華等就把一個大的跨學科的研究問題最終轉化成了一個具體的落腳點：如何從史料中檢驗詩歌造詣能否反映出個人的道德情操水平。因此，對於核心理論的檢驗就具體到對這個具體命題的檢驗。這樣一種將核心觀點或者理論通過一步步的邏輯推演進而得到一係列的“可以檢驗”的具體假說的方法，是現代社會科學中最常見的分析範式，也就是“實證”分析法。所謂“實證”分析法，其核心就是要用事實證據來檢驗研究者的核心論點。這個核心論點可能一開始由一些很抽象的邏輯構成基石，而通過一係列的邏輯推演，最初的觀點就可以被轉化成一係列具體的假說。對這些假說進行檢驗，一定程度上就是對研究者核心觀點進行“證偽”的過程。在社會科學中，理論的可“證偽”性一直是其科學性的重要特征。一個理論可以被“證偽”並不必然意味著該理論是錯的，而是說這個理論或者它的核心隱含（implications）可以通過案例或者現實數據的分析進行檢驗。當然，理論的可“證偽”也不意味著每一個學者既要發展理論，又要來檢驗理論。現代社會科學分工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有些學者可以專注於發展理論，而另一部分學者則可以專注於發展一些新的工具方法來定量地檢驗經典理論的內涵及合理性。兩方麵的工作都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陳冬華等的研究中既有自洽的理論構建，也有相應的數據檢驗。他們通過一係列的邏輯推演，將核心的觀點轉化成具體的詩歌造詣能否反映出個人的道德情操這樣具體的假設（hypothesis）。在進行具體的數據處理分析之前，陳冬華等還對這個具體的假說進行了一係列的更深層次的理論論述。他們試圖從我國古代的各類文學作品中找到強有力的理論支撐。
“詩歌在中國曆史上地位之隆，恐怕世界上任何一個其他國家與民族均難望項背。中國古人修身強調‘詩書禮樂’，詩列第一。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由孔子親自修訂，被列為‘六經’（《詩》《書》《禮》《易》《樂》《春秋》）之首。一個理想的儒家社會，亦被描述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歌受到中國傳統社會的如此重視，與‘詩言誌’的理論息息相關。詩，寸言也；誌，士心也。詩言誌，以寸言發士子心。《尚書·堯典》中即有‘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劉勰著《文心雕龍》亦載，‘大舜雲：詩言誌，歌永言，聖漠所析，義己明矣。是以在心為誌，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曹操《步出夏門行四首》中的每一首均以‘幸甚至哉，歌以詠誌’結尾。陸遊雲：‘詩為六藝一，豈用資狡獪？’並強調‘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趙夢堅曰：‘詩非一藝也，德之章，心之聲也。’李夢陽雲：‘詩者人之鑒也。’黃宗羲言：‘詩以道性情。’袁枚雲：‘詩者，性情也’。紀昀曰：‘人品高，則詩格高。心術正，則詩體正。’方東樹雲：‘有德者必有言。詩雖吟詠短章，足當著書。可以視其人之德性，學識，操持之本末。’沈祥龍曰：‘詩言誌。詞亦貴乎言誌。****之誌可言乎哉？瓊樓玉宇識其忠愛。缺月疏桐歎其高妙。由於誌之正也。’錢穆雲：‘讀一首短詩，可以讀出詩人的學問、抱負、寄讬、感想，一首詩能夠顯示詩人的智力高下，學問人品。’”[10]
無論從社會科學的角度，還是從文學研究的視角來看，這樣的理論論述是必不可少的。這些論述涉及的深層次問題，是數據分析，或者說“數字人文”沒有辦法直接回答的。數據分析可以檢驗那些比較容易度量的具體的假說，如文中提到的詩歌如何影響道德（下文中會具體講到如何具體地度量曆史書中人物的道德情操）。而從文中的核心觀點到推演出這個具體的假說，就需要作者們進行一係列邏輯的和曆史的分析。因此，這個例子再次印證了本章一開始提出的觀點：“數字人文”的出現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經典的文學研究的方法。“數字人文”不可能替代傳統文學研究的方法，而是對它的一個補充。從最終核心想法的形成、提煉和推演，一直到具體的假說的提出，研究過程的每一步都不是任何一台高能計算機可以完成的。每一步都需要學者自身有大量的學術積累和文學功底。大數據的分析方法不可能直接啟示我們該如何形成研究的核心觀點，也不可能直接告訴我們如何進行邏輯推演和史料的有機展現。這個具體的研究例子告訴我們，文學研究包括文藝學的研究，不能因為大數據的出現而放棄傳統的研究範式。兩種範式對推動研究進步都是有幫助的。因此，陳冬華等在進行大數據分析之前，進行了一係列的理論論證工作。如果沒有這些理論基石做鋪墊，大數據分析本身也隻是一些抽象的數字遊戲和數字展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