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学者想回答的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他们的落脚点是社会的治理与进步，而他们的出发点则是诗歌这一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元素。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来看，他们关注的“应变量”（也就是需要学者去解释的维度）是社会的治理与进步，而“自变量”（被用来解释现象的那些因素）是诗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诗歌上的造诣。这样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问题恰恰和本书的主题相吻合。本书所致力于挖掘的古代文论文本的独特意义，就体现在沟通天人的理论话语对文学、继而通过文学的发展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上。而陈冬华等人的这篇论文，恰恰从一个具体的视角回应了本书的核心问题。具体而言，如果我们认为诗歌的发展可以看作是文学发展的一个指标，那么社会治理的好坏可以看作是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一个指标，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正是本书核心思想的一个具体表现。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治理”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关于治理的研究却仅仅停留在经济（如市场机制的治理）和政治层面（政商关系、制度设计）等层面，比如，有人认为，制度可以弥补社会的缺陷，民族的进步是制度完善和统治有方的结果，社会的变革可以通过法令来实现。少有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从文学层面来考量社会治理。正如作者所言，文学在社会和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就像“静水流深”[8]，润物细无声，而其影响却极为深刻。如果忽视了那些隐性的力量，我们在理解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时候往往就会发生偏差，出现错误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解读。在认识到文学的发展可能会对社会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进一步发问，如果文学的发展确实对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这背后的机理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机制让文学发挥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陈冬华等认为，隐藏在社会治理的无形力量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道德，而文学的发展，恰恰可以通过改善社会参与人的道德水准而改善社会文化和社会治理的水平。正如康德所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9]。道德不只是人类自我发展的需求，更是社会发展和治理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因此，促进社会道德的不断进步就成了文化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一个关键命题。在我国古代科举体制下，对整个国家而言，如何选拔出道德水准较高的个体参与社会管理和治理，至关重要。陈冬华等认为，诗歌的造诣可以用来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因此，最初的科举体制下以文学包括诗歌的造诣来选拔官员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善治提供了保障。这样的逻辑跟我们通常所说的“诗言志”是一致的。
通过一系列逻辑论证，陈冬华等就把一个大的跨学科的研究问题最终转化成了一个具体的落脚点：如何从史料中检验诗歌造诣能否反映出个人的道德情操水平。因此，对于核心理论的检验就具体到对这个具体命题的检验。这样一种将核心观点或者理论通过一步步的逻辑推演进而得到一系列的“可以检验”的具体假说的方法，是现代社会科学中最常见的分析范式，也就是“实证”分析法。所谓“实证”分析法，其核心就是要用事实证据来检验研究者的核心论点。这个核心论点可能一开始由一些很抽象的逻辑构成基石，而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推演，最初的观点就可以被转化成一系列具体的假说。对这些假说进行检验，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研究者核心观点进行“证伪”的过程。在社会科学中，理论的可“证伪”性一直是其科学性的重要特征。一个理论可以被“证伪”并不必然意味着该理论是错的，而是说这个理论或者它的核心隐含（implications）可以通过案例或者现实数据的分析进行检验。当然，理论的可“证伪”也不意味着每一个学者既要发展理论，又要来检验理论。现代社会科学分工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有些学者可以专注于发展理论，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可以专注于发展一些新的工具方法来定量地检验经典理论的内涵及合理性。两方面的工作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陈冬华等的研究中既有自洽的理论构建，也有相应的数据检验。他们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推演，将核心的观点转化成具体的诗歌造诣能否反映出个人的道德情操这样具体的假设（hypothesis）。在进行具体的数据处理分析之前，陈冬华等还对这个具体的假说进行了一系列的更深层次的理论论述。他们试图从我国古代的各类文学作品中找到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诗歌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之隆，恐怕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与民族均难望项背。中国古人修身强调‘诗书礼乐’，诗列第一。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由孔子亲自修订，被列为‘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之首。一个理想的儒家社会，亦被描述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歌受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如此重视，与‘诗言志’的理论息息相关。诗，寸言也；志，士心也。诗言志，以寸言发士子心。《尚书·尧典》中即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刘勰著《文心雕龙》亦载，‘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漠所析，义己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曹操《步出夏门行四首》中的每一首均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结尾。陆游云：‘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并强调‘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赵梦坚曰：‘诗非一艺也，德之章，心之声也。’李梦阳云：‘诗者人之鉴也。’黄宗羲言：‘诗以道性情。’袁枚云：‘诗者，性情也’。纪昀曰：‘人品高，则诗格高。心术正，则诗体正。’方东树云：‘有德者必有言。诗虽吟咏短章，足当著书。可以视其人之德性，学识，操持之本末。’沈祥龙曰：‘诗言志。词亦贵乎言志。****之志可言乎哉？琼楼玉宇识其忠爱。缺月疏桐叹其高妙。由于志之正也。’钱穆云：‘读一首短诗，可以读出诗人的学问、抱负、寄讬、感想，一首诗能够显示诗人的智力高下，学问人品。’”[10]
无论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研究的视角来看，这样的理论论述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论述涉及的深层次问题，是数据分析，或者说“数字人文”没有办法直接回答的。数据分析可以检验那些比较容易度量的具体的假说，如文中提到的诗歌如何影响道德（下文中会具体讲到如何具体地度量历史书中人物的道德情操）。而从文中的核心观点到推演出这个具体的假说，就需要作者们进行一系列逻辑的和历史的分析。因此，这个例子再次印证了本章一开始提出的观点：“数字人文”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经典的文学研究的方法。“数字人文”不可能替代传统文学研究的方法，而是对它的一个补充。从最终核心想法的形成、提炼和推演，一直到具体的假说的提出，研究过程的每一步都不是任何一台高能计算机可以完成的。每一步都需要学者自身有大量的学术积累和文学功底。大数据的分析方法不可能直接启示我们该如何形成研究的核心观点，也不可能直接告诉我们如何进行逻辑推演和史料的有机展现。这个具体的研究例子告诉我们，文学研究包括文艺学的研究，不能因为大数据的出现而放弃传统的研究范式。两种范式对推动研究进步都是有帮助的。因此，陈冬华等在进行大数据分析之前，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论证工作。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基石做铺垫，大数据分析本身也只是一些抽象的数字游戏和数字展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