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學案史”研究係列的一個具體案例研究，本書關注的對象是新時期以來學界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方式的轉變。於是我們有必要明確兩個核心的概念。什麽是“新時期”？根據前麵所介紹的本書對價值觀念演變的深層邏輯的追尋，本書所描述的“新時期”絕不可能開始於“五四”時期，也不可能開始於簡單地借助西式教育的思想把中國傳統的思想與政治體製混為一談進行全盤否定的新文化運動，盡管這兩個事件曆來在現代曆史與文學的研究中都被視為標誌性的起點。根據本書在上述分析中使用的邏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在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從來不是截然對立的，也斷然不會有清晰的階段劃分。相反，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文學思想深深地植根於整個民族集體性的文化心態當中，帶著自身文化發展過程中必然麵對的困境和挑戰進入了新的時期，接受了外來的全新的思想資源和政治製度的碰撞和融合，在社會格局“風雨如晦”，話語論爭“雞鳴不已”的狀況下形成了獨特的精神麵貌和價值取向。當然，全新格局的形成一定是在製度變革的契機下產生的。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樣，最具事件性和結構性影響力的契機當屬科舉考試的廢除。正是科舉考試的廢除打破了原有的社會在製度和價值兩方麵的穩定結構，使得原來的社會關係在鬆散的結構下承受了猛烈的衝擊，同時也促使傳統的社會精英在走向衰敗之時向新的精英階層轉變。新的知識階層由此應運而生，隨之而來的便是中國新文化在不同思想領域的一元化和內聚化，以及在此不穩定的內在邏輯基礎上所產生的一個世紀以來的周期性的文化震**。
當然，這決不意味著中國現代文化的命運肇始於此，或者肇始於任何意義上的西學的衝擊。以儒學為例，縱觀幾千年來儒學發展的曆史，我們有理由認為，儒學其實在西方上陣之前已然走向頹勢。正如梁啟超的觀察，整個清代學術史，乃是一部“以複古為解放”的曆史：“第一步，複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複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複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複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複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55]所以，他認為，到了清代，強大的儒學傳統已經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氣數殆盡了。餘英時在討論清代思想與宋明儒學傳統的關係時，也認同這樣的觀點，他認為這樣的思想趨向，在消極方麵表現為反玄學運動，在積極方麵則發展為經學考據。隻是他更進一步強調，無論是梁啟超還是胡適，無論是“反清”還是“反理學”，這些都是對曆史現象的一種描寫，而不足以成為嚴格意義上的曆史解釋。他認為這些觀點都太著重外在的事態對思想史的影響。“‘反理學’之說雖然好象是從思想史發展的本身來著眼的，但事實上也是外緣論的一種伸延。因為追溯到最後，‘反理學’的契機仍然是滿洲人的征服中國激起了學者對空談心性的深惡痛絕。”[56]而他所提出的“內在理路”說，則是對他們的一種補充和修正。“如果沒有儒家思想一番內在的變化，我很懷疑漢學考證能夠在清代二三百年間成為那樣一種波瀾壯闊而又持久的學術運動。”[57]“學術思想的發展決不可能不受種種外在環境的刺激，然而隻講外緣，忽略了‘內在理路’，則學術思想史終無法講到家、無法講得細致入微。”[58]這與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對意大利文藝複興的解釋有相近之處。“布氏所描繪的文藝複興乃是與中古時期截然不同的嶄新文化。易言之，它是中古與近代的分水嶺。但是一百年來的史學研究卻使我們愈來愈明白，幾乎文藝複興的所有（新）的成份都可以在中古找到淵源。時至今日，史學家甚至需要爭辯文藝複興究竟應該算作中古的結束抑或近代的開始。”[59]與中國傳統文化同呼吸共命運的古代文論的研究也同樣如此。本書將科舉製度的廢除作為古代文論命運的轉折點，意在凸顯具體的社會製度的變革對於文化、同時也包括文學觀念的傳承所帶來的由下而上的結構性改變。而這種改變並不是決定性的力量，它隻是使得原本流暢的、一以貫之同時不斷發展演變的文化的內在傳承的外在條件發生了變化，促使傳統的文化在新的社會結構中演變成新的樣貌。以此為起點來看舊的文化與新的結構的互動，以及傳統的文學文化觀念在不同的定位中如何發揮不同的價值，而不是僅僅跟隨熱鬧的社會運動的潮流來討論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孰優孰劣的問題，這更有利於我們對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的發掘。
而相對於新文化運動與“五四”的主流探討，本書更傾向於認同Leigh Jenco與Elisabeth Forster的觀點。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大多數學者將“五四”看成理解中國現代性的起點，並且認為這標誌著中國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斷裂。例如，香港中文大學的李毆梵（Leo Lee）教授在對中國現代性的探索中提出：“中國的現代性是在非線性發展的時代語境中被定義下來的。”[60]然而根據李長之提出的文化一定是曆史中的一部分這樣的觀念，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的李蕾（Leigh Jenco）教授認為，其實在“五四”時期，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更糾結於日漸強烈的對於傳統文化不可割舍的意識，由此大家幾乎已經達成共識，“那些早期的改革者們試圖從西方借來的東西——憲法、人權、先進的科技——不可能直接被插入過去而不在不可避免的將來遺留問題，他們必須從不易複製的曆史進程中演化而來”[61]。牛津大學的Elisabeth Forster對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對中國現代性新文化的建立作用進行了更為徹底的解構。通過對當時材料的還原和梳理，Forster得出結論，新文化運動這一術語其實直到1919年夏天才被創造出來，然後通過一係列的學術論爭、政治活動、媒體宣傳和有策略的市場推廣，得到廣泛傳播，進入了大眾話語。而對於這一術語的塑造與推廣，在當時與其說是作為新思想的資源和武器，不如說是作為一個內容空洞的時髦術語（buzzword），將一係列已經在進行中的更廣泛的社會變革聯係起來，這其中便包括五四運動。將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關聯起來，更多的是一種報紙的宣傳策略，借新文化運動的明星倡導者胡適和陳獨秀的大名為更多的知識分子和社會觀念增添光環。這樣一種實用性極強的市場策略最終當然獲得成功，而新文化運動受到全球化現代性浪潮的影響所開創的往後一個世紀的“當代中國”傳統這樣一種創始神話，由此被建立了起來。[62]有時，其實是最懂策略的人書寫了曆史，可他們寫下的卻未必是最有利於我們理解傳統的曆史。
對於古代文論的研究，浩浩****的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特殊的意義。例如，這加快了在知識分子群體中保守主義、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足鼎立之勢的形成，但對於古代文論之現代意義的發掘，卻不是其社會價值發生改變的源頭。
本書對所涉“新時期”的界限的強調，其實也正突出了筆者的研究方法，或者說筆者所理解的“學案史”研究的方法。對古代文論的觀念在現代語境中的接受狀況，尤其是對當代學者的研究狀況進行梳理，不同於普通的曆史書寫。它不是對這一個世紀以來研究內容的綜述，而是透過表麵現象，對古代文論本身的內在特征和所涉及的話語接受群體之間互動的內在機製，及其在當代語境中產生和接受機製發生演變後發展的內在理路進行梳理。這樣的梳理不同於對現象的曆史性描述，也不同於我國古代史家對學術發展曆史進行編纂的學案體史籍的專注於內容差異的寫作方式。對於中國古代的學案體史籍的寫作，陳祖武教授有專著對此進行了詳細的梳理，並給出了描述性的界說：“學案體史籍，是我國古代史家記述學術發展曆史的一種特殊編纂形式，其雛形肇始於南宋初葉朱熹著《伊洛淵源錄》，而完善和定型則是數百年後，清朝康熙中葉黃宗羲著《明儒學案》。它源於傳統的紀傳體史籍，係變通《儒林傳》（《儒學傳》）、《藝文誌》（《經籍誌》），兼取佛家燈錄體史籍之所長，經過長期醞釀演化而成。所謂學案，就其字義而言，意即學術公案。‘公案’本佛門禪宗語，前哲釋作‘檔案’‘資料’，至為允當。顧名思義，學案體史籍以學者論學資料的輯錄為主體，合其生平傳略及學術總評為一堂，據以反映一個學者、一個學派，乃至一個時代的學術風貌，從而具備了晚近所謂學術史的意義。”[63]與關注思想內容的傳承演變不同，本書所采用的研究思路更近似於深層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從文化的角度和跨學科的視角來研究人們對於古代的文學觀念在當代的接受狀況的變遷的過程，探索作為研究對象的古代文論的根本性質和演變規律，從而挖掘古代遺產的現代意義。
由此，“古代文論”成了另外一個貌似顯而易見卻仍然值得界定的概念。說到“古代文論”，多數專業領域的研究者們會將它與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等同起來。而在筆者看來，這兩者有著天壤之別。筆者認為，正是因為一個世紀以來我們對這兩種概念的不加區分，導致古代文論話語在現代化進程中以及不同話語資源的挑戰下，顯得“焦慮重重”。
朱自清對詩文評傳統的發展進行了專門的梳理，並對作為一門專門學問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進行了這樣的描述：“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出現，卻得等到‘五四’運動以後，人們確求種種新意念新評價的時候。這時候人們對文學取了嚴肅的態度，因而對文學批評也取了鄭重的態度，這就提高了在中國的文學批評——詩文評——的地位。……這也許因為我們正在開始一個新的批評時代，一個從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要從新估定一切價值，就得認識傳統裏的種種價值，以及種種評價的標準；於是乎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有些就將興趣與精力放在文學批評史上。再說我們對現代中國文學所用的評價標準，起初雖然是普遍的——其實是借用西方的——後來就漸漸參用本國的傳統的，如所謂‘言誌派’和‘載道派’——其實不如說是‘載道派’和‘緣情派’。文學批評史不止可以闡明過去，並且可以闡明現在，指引將來的路；這也增高了它的趣味與地位。”[64]由此我們看到，在朱自清的描述中，中國文學批評史完全是一門產生於五四運動以後的現代學科。雖然講述的是古代的內容，但結構這些內容的思路完全是現在的。不僅闡釋的方法來自於現代，對於內容和價值的選取也完全出自現代的眼光。而現代的學術眼光和用以寫作的現代漢語的根本結構，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學術和學科觀念的影響。尤其是如朱自清所說，當人們帶著“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迫切的現實功利目標來考量這些古代的內容時，所能夠從中發掘出來的內容必定隻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這便是為什麽筆者並不認為文學批評史在當代社會真正起到了如朱自清所說“不止可以闡明過去，並且可以闡明現在，指引將來的路”的重要作用的原因。
正如李春青教授對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史所進行的一針見血的反思，中國文學批評史“實際上是伴隨著中國現代新文學的發展而發展的，可以說是新的文學觀念向古代的延伸，即用來自西方的文學觀念重新整理中國古代的遺產，又反過來借用古代文學批評資源建構新的批評觀，因此，古代文論研究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新文學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看上去是很自然的事情，實際上卻暗含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係統之間的諸多矛盾與對立”[65]。由此我們發現，原生狀態的“古代文論”與中國文學批評史領域內所研究的“古代文論”並不是同一件事情。李春青教授也已指出二者之間本質的區別：“前者建基於古代的‘詩文’觀念之上，而後者乃是建基於從西方引進的‘文學’觀念之上”；“詩文評的言說方式是‘介入式’的，即通過體認、涵泳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切身體會，而古代文論卻是把研究對象作為‘對象’來審視的，即‘對象化’的”；前者是活潑潑的經驗與體驗，而後者則是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形態。[66]
為了指稱的方便，我們在這裏把前者，即原生態的古代文論話語稱為“古代文論”；而把後者，即作為現代學科體係中研究對象的“古代文論”稱為“中國文學批評史”。本書所關注的，是對“古代文論”的研究，而非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這便意味著，本書對於原生態的“古代文論”的關注，第一將不受現代意義上學科劃分的限製。因為根據本章前半部分所論述的，在中國古代的語境中，文學本身並不是一個單獨的學科，而是一切社會表達和交流的基本的載體。它作為一切文人士大夫在思想和社會的各個領域行為活動必不可少的基本手段，與各個不同的領域都發生著緊密的互動。這樣，對文學的理論探索與批評在古代文論產生的語境中也一定是不受領域限製的，而是具有廣泛的話語權威的。古代文論本來不屬於任何一門現代的學科。第二，本書所關注的範圍也一定不受地域的限製。與中國知識分子繼承傳統而來、普遍具有的實用理性精神相適應，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產生也是為了回應特定的時代命題，尤其是為了應對在新時期不斷發展起來的中國文學新情況。由此，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便不可避免地被限定在麵對當代中國文學文化的問題意識當中，而不一定與古代語境的問題意識相一致，或者有可能在受限的視野下忽視一些長久以來具有深層次價值的問題。同時，中國人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也極有可能受自身思維定式的影響，而無法跳出傳統，重新認識古代文論文本的特殊性質。這時，跳出國別、地域的限製，廣泛關注處於其他文化傳統之中的世界其他地方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甚至是關注在其他文化傳統中，當代人怎樣發掘其自身傳統的文論觀念所具有的現代意義，便顯得尤為重要。
[1] 周仁成、曹順慶：《在學科與科學之間：中國古代文論學科史前考古》，載《求是學刊》，2013（1）。
[2] 錢中文：《文學理論現代性問題》，載《文學評論》，1999（2）。
[3] 陶水平：《中國文論現代性的反思與重構——關於近十年“古代文論現代轉換”學術討論的思考》，載《東方叢刊》，2007（1）。
[4] 相關文章茲舉數例如下：朱立元：《關於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再思考》，載《中國社會科學》，2015（4）；劉永成：《試論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載《遼寧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呂雙偉：《關於“古代文論現代轉換”命題的思考》，載《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3）；李豔豐、段吉方：《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目的、內涵、策略與意義》，載《美育學刊》，2014（3）；管勇：《“存活論”的新理論和方法論的啟示——以“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為中心》，載《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等等。
[5] 參見[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曆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
[6] 徐複觀：《中國文學精神》，2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7] 徐複觀：《中國文學精神》，3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8] 徐複觀：《中國文學精神》，4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9] 例如，陳訏在《宋十五家詩選》中對朱熹詩歌做出這樣的評價：“朱子詩高秀絕倫，如峨眉天半，不可攀躋。至其英華發外，又覺光風霽月，粹然有道之言。千載下可想其胸次也。”參見（清）陳訏：《宋十五家詩選》，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27冊），64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8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
[11]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18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
[12]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13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
[13]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17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
[14]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18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
[15] 參見Martin Kern ed.，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5.以及Dirk Meyer，Joachim Gentz eds.，Literary Forms of Argument in Early China.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5.
[16] 李春青：《魏晉清玄》，38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17]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注》（上），範文瀾注，1頁，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18] 曹順慶：《文論失語症與文化病態》，載《文藝爭鳴》，1996（2）。
[19] 數據來自中國知網，截至2018年7月1日。
[20] （清）焦循：《易餘龠錄》卷十五，劉建臻點校，842～843頁，揚州，廣陵書社，2009。
[21] （清）皮錫瑞：《經學曆史》，周予同注釋，174頁，北京，中華書局，2004。
[22] 朱熹的詩經學對前代的質疑與超越，尤其遵循“感物道情”的闡釋模式，開啟了以文學性、抒情性解釋《詩經》的傳統。另外關於宋代詩經學整體狀況的研究，可參見傅建忠：《宋代詩經學研究百年綜述》，載《中國韻文學刊》，2008（1）；劉娟：《百年來朱熹詩經學與宋代其他各家詩經學比較研究述評》，載《河北北方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陳戰峰：《宋代詩經學與理學——關於詩經學的思想學術史考察》，博士學位論文，西北大學，2005；李冬梅：《宋代詩經學專題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四川大學，2007。
[23] 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論明代“詩經學”的曆史貢獻》，載《文學遺產》，2002（5）；另可參見納秀豔：《走下經學聖壇的詩：明代詩經學芻議》，載《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張啟成：《明代詩經學的新氣象》，載《貴州社會科學》，1997（5）。
[24] 轉引自胡曉明主編：《中國文論的思想與情境——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三十四輯》，122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25] 梁啟超撰：《清代學術概論》，4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6]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注》，範文瀾注，2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27]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注》，範文瀾注，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28]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注》，範文瀾注，2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29] 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2～3頁，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
[30] [美]C.E.布萊克：《現代化的動力——一個比較史的研究》，景躍進、張靜譯，66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1] 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6頁，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
[32] 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12頁，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
[33] 參見李用兵：《中國古代法製史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34] 瞿同祖：《法律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曆史的考察》，載《中外法學》，1998（4）。
[35] 張世賢：《傳統中國的行政管理——孔孟公共服務的觀點》，見謝慶奎、佟福玲主編：《北京大學海峽兩岸第二屆公共管理論壇——傳統文化與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36] Ying Bai and Ruixue Jia，“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of China's Civil Service Exam”，Econometrica，2016（2），pp.677-733.
[37] 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16頁，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
[38] 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16頁，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
[39] [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338～339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40] 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18頁，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
[41] 方麟選編：《王國維文存》，120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42] 方麟選編：《王國維文存》，679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43] 方麟選編：《王國維文存》，679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44] 方麟選編：《王國維文存》，680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45] 童慶炳主編：《文學理論新編》，143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46] 王國維：《王國維自述》，4頁，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4。
[47] 方麟選編：《王國維文存》，681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48] 參見李春青：《宋學與宋代文學觀念》，6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49] 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20頁，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
[50] 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26頁，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
[51] 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26頁，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
[52] [美]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19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53] 參見甘陽主編：《八十年代文化意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另參見查建英主編：《八十年代訪談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54] 甘陽：《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見甘陽主編：《文化：中國與世界》（第一輯），2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
[55]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7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56] 餘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227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
[57] 餘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207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
[58] 餘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227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
[59] 餘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171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
[60] Leo Lee，“In Search of Modernity：Some Reflections on A New Mode of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Paul A.Cohen and Merle Goldman（eds.），Ideas Across Cultures：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Schwartz，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11.
[61] Leigh Jenco，Changing Referents：Learning Across Space and Time in China and the Wes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170.
[62] Forster，Elisabeth，The Invention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191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63] 陳祖武：《中國學案史》，259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64]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下），544～545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5] 李春青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2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66] 李春青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2～3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