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分析，使我们对于此次需求拉动型的价格上涨已经有了清楚认识。如何解决这种需求拉动型的总需求膨胀呢？我们大体上提出五条对策来解决这个问题。
1.首要的对策当然是要解决国际收支失衡
这是因为这次货币多发就是国际收支失衡引起的，因为国际收支失衡上的正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失衡。
首先要解决正常项目下的失衡问题，正常项目国际收支失衡主要表现为顺差太大，顺差太大就标志着大量外汇流入中国。
正常项目下要解决顺差太大的问题，要解决顺差太大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减少出口，一个扩大进口。因此，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2007年第一次调整出口政策，要从过去盲目出口转向有选择的出口，出口不是越多越好，出口太多了，也会引发国际收支失衡，所以不要把出口再当政绩来讨论了。因此，从2008年开始政府工作报告再也看不到积极出口的言词，而是反复强调要提高出口的档次和水平，不是出口越多越好，所以要转向有选择的出口。
进出口政策的调整，涉及出口退税政策和进口政策的调整。
首先，我们就要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把过去出口退税由中央财政买单转变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买单，有些地方政府没有钱，就不给你退税，企业觉得出口没有意义就会减少出口，而且地方政府也会因为自己要拿钱就对出口的积极性没有那么太高了，出口就会降下来。
第二，大幅度降低出口退税，企业觉得出口没有意义，就会减少出口。我们已经大幅度地降低出口退税，2007年降了三次，有的行业出口退税降了80％，涉及2 800多个工业产品，2007年最后一次是农产品取消了出口退税。
第三，有些产品出口不仅仅不退税还要提高出口关税，主要是指两类产品：一个是高消耗资源的产品，另外一个产品就是高污染环境的产品，像煤炭和钢铁行业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就是对出口退税政策的三个方面调整。
通过这样调整来降低出口，这是解决贸易顺差太大的一个方案。
解决贸易顺差太大的第二个方案，就是扩大进口，进口扩大了顺差也会降下来。所以，2008年我们将陆续降低进口关税，要大幅度扩大进口，尤其对两类产品将会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一个是资源类产品，一个是技术类产品，从而推动进口的增加。进口增加了，那么贸易顺差也会降下来。
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的第二个内容，就是解决资本项目下外汇流入太多的问题，也就是资本顺差的问题。
怎样解决？无非是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减少外资的过度进入，外资进入减少，当然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也减少；另外一个推动中国资本走出去，中国资本走出去也标志着外汇流出中国，因为中国资本不能用人民币走出去，因而中国资本走出去标志着外汇通过资本项目流向国外，减少外汇太多的压力。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调整外资政策，从过去的盲目吸引外资，转向有选择的吸引外资，那些没有品牌效应、没有技术含量的外资我们不需要，不是外资越多越好，外资太多了也会引发国内经济失衡。所以，不要把外资的吸引当政绩来讨论，要减少外资的过度进入。
调整外汇政策最主要是调整外资优惠政策。2008年我们取消外资优惠政策，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政策，外资进入中国跟中国企业拥有同等国民待遇。所以2008年年初两税合并，标志税收优惠取消，到2009年年底以前，取消包括土地优惠政策在内的所有外资优惠政策。那些我们实行国民待遇政策仍然能在中国赚钱的企业是有竞争力的，这些外资我们是欢迎的，而靠我们优惠政策赚钱的外资企业，我们已不再需要了。因此，减少外资的过度进入，是我们外资政策的重大调整。所以从中共十七大报告里，再也看不到积极吸引外资的提法了，而是强调提高外资运作的档次和水平，减少外资的过度进入。
另外一个就是推动中国资本走出去，这标志着要在资本项目下，让大量外汇流出中国，减少央行货币发行的压力。而且现在中国资本走出去也有一些条件，比如说美国次贷危机，这个时候中国资本恰恰要走出去，华尔街不能光是美国资本，也应该有中国资本才行，它好的时候你很难进去。所以前一段时间老是讨论美国次贷危机是不是会影响中国经济，实际上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资本走出去的良好时机，要想办法走出去。当然美国很警惕，走出去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利用时机才能走出去，但是中国经济必须走出去。中国已经开始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现在刚好遇到好的条件了，我们外汇太多也需要走出去。如果中国资本大批量地走出去，就会减少外汇项目下的货币过多，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但是我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们2007年运作了一年，效果不佳，国际收支不仅仅失衡状况没有减少，还加剧了。2006年我们国际收支失衡，贸易顺差1 700多亿美元，资本顺差700多亿美元，加起来2 500多亿美元；而2007年竟然是贸易顺差2 300多亿美元，资本顺差1 000多亿美元，加起来3 400多亿美元；我们现在外汇储备已经接近1.7万亿了，而且2008年前三个月流进来更多，一月份流进来500多亿，二月份流进来500多亿，三月份降到360多亿是因为春节的原因，仅仅一月至三月份流进来1 300多亿。外汇大规模的流入中国，导致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迫使央行发行人民币，人民币多发了，货币一多需求上涨过快，供不应求，价格上涨。
2007年主管部门运作了一年后效果不佳，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根本不配合，地方政府现在仍然把招商引资，把出口当作政绩来考虑，背后是利益，因为只有这两条才能增加政府收益；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政策也不严厉，知道要解决，但是出手比较温柔。因为有失业的问题在约束着我们，因为一减少出口就是减少就业机会，减少外资也是减少就业机会，那么失业了谁负责任？我们不能由于解决价格涨得太快而引发失业问题，因为从经济学的观点，价格涨比失业还要好一点，因为价格涨，大家都涨，心态比较平衡，但是失业会打破这种平衡，会引发社会问题，所以虽然看到了国际货币失衡而引发的这一轮价格上涨，而解决的时候，又不是那么太严厉，原因就是害怕引发太大的失业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是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必须解决国际收支平衡，而要解决又害怕太快引发失业事件。目前看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就是启动国内市场，只有把国内市场启动起来了，我们才敢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甚至国内市场启动的程度，决定了我们国际收支失衡的解决程度。
总之，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的解决， 需要我们必须启动国内市场。
怎么样启动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由两部分构成：一个叫投资需求，一个叫消费需求。我们这次启动国内市场恐怕不敢启动投资需求，因为我们现在投资需求本来就很旺盛。投资需求的旺盛引发了投资品价格涨得很快，所以我们有经济过热的压力。因此，这次启动国内市场只能启动消费需求。通过对消费需求的启动来带动国内市场的上升，从而为我们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做好一个比较好的基础，防止引发国际收支失衡。由此可见，重点是启动消费需求。
怎样启动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由两部分构成：一个叫居民的个人消费，居民的个人消费占了消费需求的70%左右；另外一个叫居民的公共消费，所谓居民的公共消费就是指居民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公共产品主要有四种：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这四种叫公共消费。居民公共消费就是指居民的公共产品消费。居民的公共产品消费占消费需求的30%左右。那么我们这次启动消费需求应该从这两个方面都要考虑问题。但是首先要考虑的是居民的个人消费，因为居民的个人消费占消费需求的70%左右。要启动消费需求首先要启动居民的个人消费。
那么怎样启动居民的个人消费？
我们发现居民个人消费与居民收入成正比，因此只有居民收入提高了，居民个人消费才能提高。所以我们要启动居民个人消费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如果居民收入不提高，居民个人消费就启动不起来。而且从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居民个人收入增长太慢导致居民个人消费无法增长。所以这次我们要启动居民个人消费就必须提高居民收入才行。居民收入提不高，居民个人消费就增长不了，所以重点是要提高居民收入。
怎样提高居民收入？
这里要讨论五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
国民收入分为三个部分：一个叫国家财政收入，一个叫企业利润，一个叫居民个人收入。由于国民收入分成这三个组成部分，所以要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就要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这三个组成部分中的比例。现在中国居民个人收入提不高的原因是居民个人收入在这三大组成部分中占的比例太低了——几乎连续九年它所占的比例都是下降的——而国家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太高。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在国民总量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当然会导致居民个人收入相对降低。我们现在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太快。2002年的时候我们的税收没有超过1万亿。后来就基本每年要增加1万亿。所以突破1万亿、2万亿、3万亿、4万亿，2007年突破了5万亿。国家收入超常规增长，而居民个人收入占的比例在下降，所以居民收入提不高。因而要提高居民收入，就要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要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当然要适当降低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所以2007年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居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问题。居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了，就意味着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相对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过去1 600元就要交税，如果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那么居民的收入就会提高。所以去年我们讨论所得税的起征点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来的。在主管部门第一次征求意见的时候，我的观点是提高到5 000元/月。后来税务部门感觉差距太大，认为在3 000元/月比较合适，后来报到全国人大定为2 000元/月，所以我觉得还应该继续提高所得税起征点。
第二个办法提高居民个人收入的办法是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
初次分配就是企业对个人的分配。企业对个人的分配将财富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劳动收入就是工资，一个是企业利润。目前初次分配工资分配得低了。现在我们国家的状况是劳动收入增长太慢，企业利润增长太快。所以居民个人收入就不高。那么现在就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在劳动收入和企业利润之间就要适当地提高劳动收入。我在调研时中小企业意见很大，认为企业本身利润就很少，提高劳动收入企业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要提高中小企业员工的劳动收入就要对中小企业减税才行。2008年3月份在杭州开讨论会时，企业负责人说减税最好减少增值税比较好。中国的税制改革未来要转向以所得税为主，确实要借机降低中小企业的纳税额。因为中小企业就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不是缴税的。企业有两个贡献，一个是提供就业机会，一个是缴税。那么技术含量高的企业才要多缴税，不能让所有企业既缴税多，又提供就业机会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应该适当地给中小企业减税。对于利润高的企业要提高员工的收入，例如，有些中央企业应提高劳动收入，网上有争议，但我认为应该提高，提高了这部分人员的收入，会带动整个社会收入水平上升，不见得是坏事。
第三个办法就是要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居民个人收入中的比例。
居民个人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个叫劳动性收入，一个叫财产性收入。这两个加起来是居民的个人收入。我们现在居民收入低的原因是居民个人收入中间的财产性收入太低了。我们研究美国，发现美国个人收入里面40%左右是财产性收入，50%左右是劳动性收入。人只靠劳动性收入，收入是提不高的。美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劳动性收入是一半占一半，所以美国收入增长快，中产阶级数量大。而我们经过调研发现，在我们国家的居民收入中，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只占1.8%，财产性收入很低，因而居民的收入也低。中共十七大报告写了这样一句话：要想尽一切办法提高人们的财产性收入。只靠劳动性收入还是富不起来，要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比例才可以。财产性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个叫动产收入，像股票、债券等；一个叫不动产收入，像房子、土地等。动产收入加上不动产收入就是财产性收入。要提高人民的动产收入和不动产收入的话就要发展两个市场，一个是资本市场，一个是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发展了才能提高人们的动产收入，房地产市场发展了才能提高人们的不动产收入。如果这两个市场不发展的话，人们的动产收入和不动产收入是无法提高的，财产性收入也就无从提高。
这里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央政府没有任何想打压资本市场和打压房地产市场的企图，而是希望它能健康发展，因为这两个市场如果不发展的话就没有办法提高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也就无法提高财产性收入，所以不会打压的。资本市场现在已经开始承认民间信贷。首先是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成立了，500万以上资本金就可以办贷款公司了， 这标志着我们将把民间信贷视为法律肯定的行为，这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有两个权利：一个叫财产权，一个叫自由缔约权。所以小额贷款公司的放开就是告诉大家这块我们要继续往前放开。所以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往前推进资本市场，没有打压的意思。房地产市场也是，房地产市场就是供需问题。政府没有任何打压房地产市场的意图，是背后供求关系决定的。所以政府没有打压房地产业的意思，是健康发展地问题。
第四个办法就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
现在我们的个人收入提不高，重要原因是农民收入增长太缓慢，把我们整个收入拖住了。农民收入增长很缓慢，所以就全国来讲居民个人收入增长缓慢。所以要提高居民的个人收入就要提高农民收入。但是提高农民收入不要在粮价上做文章，在粮价上做文章是永远提不高农民收入的，要在体制上做文章。所以这次提了一个口号叫城乡一体化。这次提出的城乡一体化有两个含义。
城乡一体化的第一个含义是公共产品享受的城乡一体化，在公共产品享受上农村人和城里人是一样的。公共产品就是： 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应该平等地享受公共产品。现在的问题是农民享受不了。农民享受不了我们提供的公共产品，只有城里人能享受，所以农民收入总提不高。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实行全世界统一的身份证制、护照制，而非要搞户籍制呢？原因在于我们户籍制度中的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不一样。城市户口可以享受公共产品，而农村户口不能享受，所以是二元经济。因此农民到城里干了几年，最终也叫农民工。因为他是农村人，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产品。例如，他的孩子就不能随着他到他打工的城市享受义务教育。所以中国出现四千万留守儿童，给孩子造成了心灵上的孤独感，公共产品是国家投资的，他们却不能享受。因此我们提出公共产品享受平等化，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有权平等享受公共产品，有人不能享受，就等于剥夺了他平等的人权。
城乡一体化的第二个含义是城乡经济体制一体化。城市和农村的经济体制是一样的。现在我们不一样，例如，产权制度就不一样。城里人买的房子有产权，这个产权既可以抵押，又可以买卖。而农民的宅基地和土地既不能抵押，又不能买卖。所以农民没有真正的产权，他在城市住工棚，在家乡可能有栋小楼，但很可惜，他的产权不能进入交易，所以农民富不起来。
正因为上述这两个方面没有实现一体化，所以农民永远认为他不是城里人。一到春节就会回家，一回家搞得我们整个的公交体系都会瘫痪。有人说这是农民个人行为，错了，这是体制导致的。体制导致他在城市里永远找不到家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提出城乡一体化，最近搞了两个试点：重庆和成都。很奇怪，这两个地方是最没能力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应该在江苏和浙江等这些富裕地区搞城乡一体化试点。应该在经济发达地区先推动城乡一体化，然后不断的扩大辐射，最后全国实现城乡一体化。我们的思想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解放这个事业也就无法完成。所以提高农民收入不能再简单讨论调整农产品价格，而是要深化体制改革。
第五个办法是提高落后地区人们的收入。
现在落后地区的个人收入增长太慢，所以引起了居民整体收入增长不快。因此要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就要提高落后地区人们的收入。怎么提高？过去我们搞扶贫模式，结果发现越扶越贫。靠扶贫模式解决不了问题。这次提出一个新的思路，这就是为这些地区的人们创造就业和创业的机会。不再搞简单的扶贫。例如，目前经济学界比较肯定的蒙牛模式，肯定它的主要原因是，为蒙牛提供奶源的这些牧民们，已经带着自己土地的使用权和财富，成为蒙牛的股东。土地使用权第一次入股了，他们有了财产收入，收入就会提高。要突破体制，变资源为资产。
上述这五个办法就是我们要提高居民消费首先要提高居民收入的办法，怎么样提高和如何提高，大致状况就是如此。
不过消费需求除了居民个人消费需求之外还有居民公共消费需求，公共消费占了居民消费额的30%左右，所以我们要启动消费需求也就要提高居民的公共消费。不过居民的公共消费不是居民拿钱是国家投资的。比如医疗卫生。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国家不增加医疗卫生投资，不建立医疗卫生保障，医疗卫生提升起来会很难。国家对公共产品要加大投资，居民的公共消费才能提高起来，所以它是国家投资的行为。既然是国家投资那就要考虑问题了：国家的钱从哪里来？如果税收不增加的话，国家的钱从什么地方来。去年经济学界提出了两个主意：一个主意就是要求中央企业交利润，过去央企从来不交利润，搞了个利改税，缴税不交利润。那么现在央企利润已经很高了，像2007年赚了一万多亿，那应该交利润了，你如果不交的话，等于这企业不是我们的。交上的钱投资于四大公共消费领域，启动公民的公共消费。另外一个就是2008年我们要提高资源税，现在的资源税太低。提高资源税以后，用这些钱投资到居民的公共消费。
如何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大致的思维框架结构就是上述这样。
从这个框架结构中大家要注意：我们实际上经济发展战略要发生重大调整。过去我们经济发展拉动中国经济有三驾马车，这三驾马车的排序是：出口、投资、消费。在我们GDP贡献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出口，第二是投资，第三才是消费。现在要倒过来了：要转变成消费、投资、 出口，出口只占在第三位，这个战略要发生变化。我们过去是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占领国际市场。现在要倒过来，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启动国内市场。这是重大的转折，所以企业界的同事要看到这点，要注意到我们这种调整会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影响，要应对这种变化才行。所以这次应对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解决，也标志着中国经济战略发生重大调整。从过去那种出口、投资、消费转向消费、投资、出口。要从过去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占领国际市场，转为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启动国内市场。这个变化会很大。这就是怎么样应对这次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我们应对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2.重要的对策是改革外汇体制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这次出现国际收支失衡，引发了货币多发，实际上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汇体制有问题。外汇流向中国不在于流入多少，关键在于流过来后，很快要被花掉。如果外汇流到中国很多，很快就被花掉了，这样一来央行就不用去发行那么多人民币了，需求就不会过度上涨，就不会出现价格上涨。而我们现在的外汇体制是个僵化的外汇体制，全部由国家管制。外汇流进来以后一般都需要央行来收购，导致外汇很难很快地被花掉，最后演变成我们因为外汇多而多发行了人民币。如果外汇流到中国以后很顺利地就被花掉了，这样央行就不会因为外汇多而发人民币多，就不会引发现在的问题。所以这次国际收支失衡，也有外汇体制僵化的问题，因此就要改革外汇体制，要改革成自由的外汇体制。
自由的外汇体制包括两个自由，第一个是外汇买卖的自由，如果外汇自由买卖的话，外汇很快就会被花掉，就不会出现央行发行很多货币的问题了。但是我们不敢实行外汇自由买卖，据说有两个历史原因：一个是害怕国际炒家炒我们，认为像1998年亚洲金融风险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陷进去，就是我们的外汇不能自由买卖。但是我想这种思想恐怕不行吧，怎么老害怕别人炒你呢，你炒别人不是一样吗？应该放开，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第二个理由就是害怕民营资本流向国外，所以我们不敢外汇自由买卖。但外汇不搞自由买卖，就没法把人民币变成外汇然后很快地花掉。
我们现在再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不搞外汇自由买卖的前提下，外汇怎样花掉。2007年研究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成立中国外汇投资公司，后来就改称中国投资公司。这个中国投资公司，是个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就是财政部，财政部把钱交给中国外汇投资公司，由中投公司在中行收购外汇，然后将外汇花掉，而央行因为收购外汇而发的人民币就会流回央行，问题就解决了。但在现在感觉还是很难，因为中投公司不仅没有将外汇花多少，还导致中国财富缩水，能否花出去还是问题，看来不搞外汇自由买卖还是很难。
第二个办法就是先选一个地区，在这个地区放开，外汇可以自由买卖，然后再总结经验教训，考虑进一步全部放开的问题。这样就选择天津滨海新区，该地区的商业银行可以帮助大家把人民币换成外汇，然后帮助你用外汇在国外资本市场进行投资，首先放开资本市场就是香港资本市场，把这个叫做港股直通车。但是这个主意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实行，因为我们很害怕一件事，本来是希望国内外汇流出去，既然能流出去的话，就会顺势能流进来，如果流进来的多，流出去的少，会产生问题。所以，最起码在人民币升值没有升到顶之前，都在赌人民币升值，大量的外汇流入中国怎么办？所以这件事迟迟没做，到现在也没做。
所以从上面来看，还要实行外汇自由买卖才行，如果外汇买卖不自由的话，实际上很难很快地花掉。所以最近央行行长宣布，我们还要在资本项目下，慢慢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现在中国还是资本回报很高的地方，资本追求利润回报，哪里回报高，就流向哪里，关键是要增强安全性的问题。现在中国是资本回报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也是资本不安全的国家之一，如果加强安全性，我们的民营资本就不会流向国外。所以，体制要改革，这个外汇的自由买卖最终还得要实现，如果外汇买卖不自由的话可能外汇花不掉，花不掉就都压在央行身上，央行发人民币，最后导致货币多发。这就是自由外汇体制的第一条叫做外汇买卖的自由。
自由外汇体制的第二个内容就是汇价的自由，外汇价格应该是自由波动的，汇价根据供求关系自由波动，这个时候才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外汇体制。我们外汇长期以来是国家控制的，实行的是固定的汇率，比如说人民币对美元长期是1∶8.5，导致人民币该贬值不贬值，该升值不升值，结果使得汇价丧失了调整外汇进出的功能，使得央行不得不多发人民币收购这些外汇。因此，应该实行汇价自由才行。
2005年7月我国决定实行汇价的有限自由，也就是汇价在有限范围自由波动，因此当时讨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放开？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种方式就是一下子放开，一下子放开以后，我们国家认为人民币对美金的比率底线是1∶6，美国的底线是1∶5，因而如果要一下子放开的话，应该升到1∶6或1∶5点几，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担心恐怕国家一下子受不了、企业受不了、个人也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央行的外汇储币主要表现为美元，如果你一下子要放开，升值到1∶6，央行是1∶8.5买来的，你让它6块钱卖掉，那就1美元央行损失2.5元人民币。这样很大程度上央行受不了，你得给它时间，让它赶快把美元处理掉，把美元换成别的外汇，这样一来，如果升到1∶6，对央行的影响就会小一些。但你得给央行时间，一下子升值是不行的。
当然，一下子升值企业也受不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我是向美国出口衬衣，一件衬衣在美国卖1美元，原来美元汇率是1∶8.5，我卖1美元可以换回8块5人民币，假如我的成本是7块人民币，那我还赚了1块5；但你要一下子放开升到1∶6，我1美元换回来的才是6块人民币，我成本要7块5人民币，那么我就亏了。尤其是我们企业出口一般都是签一年的合同，那么2005年7月份放开一下子升到这么高的话，企业就得亏整整一年，如果企业不想亏，就要把衬衣在美国的价格，提高到2美元一件；但是提高到2美元一件，美国人就不买了，企业就做不下去了。因此，一下子升值，企业要么出不去，要么亏损，企业受不了，要给他们时间调整出口国。比如不向美国出口了，向欧盟出口，因为人民币兑换欧元，人民币是贬值的，这样企业才能承受升值的压力。
一下子放开了居民也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国老百姓的外汇存款主要是美元，他们是在1∶8.5，甚至更高的汇率购买的，你一下子升值到1∶6，1万美元损失2万5人民币。你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赶快处理掉，换成别的币种才行。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的外汇价格不能一下子放开，因而只能采取另一种方式，就是缓慢放开，最后决定用3～4年的时间全面放开，从2005年7月份开始，到2009年7月份彻底放开。比如说，我们的底线是1∶6，美国的底线是1∶5，那就磨合到差不多5～6之间，2008年我估计升值就是1∶6.5，到2009年的7月份，就会彻底走向自由的汇价。外汇价格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不是国家控制的，既然放开了，央行发行人民币的数量就会减少，这样我们就实现了缓慢升值。但缓慢升值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人都在赌人民币升值，因此大量热钱想进入中国。为了防止他们进入中国，我们搞了些极端的办法，这些极端的办法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经济交往，所以大家也很有意见。不过，算来算去还是缓慢升值利大于弊，所以选择了缓慢升值的方式。
总之，我想我们外汇体制要走向自由的外汇体制，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外汇买卖的自由，一个是外汇价格的自由。这两个自由，可能汇价自由会先实现，外汇买卖自由可能得过一段时间，但最终恐怕还是要实行自由的外汇体制。到自由外汇体制形成时，外汇流入中国就不会引发央行多发人民币的问题，因为，外汇可以很快地花掉，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少央行的压力。因此，应对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的第二个措施就是改革外汇体制。
3.实现从紧货币政策
所谓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你发的货币太多了，就要把钱往回吸。只要你不能解决国际收支平衡，就要不断的发货币，发多了就要吸回来。所以把多发的货币吸回来这就是从紧货币政策。
从紧货币政策有五条手段。
第一，不断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是我们商业银行吸收来的存款不能全部再贷出去，必须有一部分上交给中央银行，上交中央银行的这部分就叫存款准备金，这部分货币在存款中所占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发现市场上钱太多就要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把更多的钱集中在央行手里。现在钱太多，所以央行就不断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现在提高到了16.5%。什么意思呢？就是商业银行吸来的存款的16.5%要交给央行，剩下的才能贷出去。相当于市场货币流通量一下子就被吸走16.5%，钱吸到央行，市场上钱就少了。我看了一下，我们每次提高的幅度都是0.5%，0.5%吸回来的货币差不多是一千多亿现金，所以，大量的货币就被吸回来了，历史上我们最高是13％，现在我们提高到了16.5%。
第二，公开市场业务，就是中央银行通过买卖有价证券的办法，来调控市场中的货币量，比如说发现市场的钱太少了，就要收购社会上的有价证券，一旦收购，货币就流向社会，有价证券就流到央行手里来了，市场上钱就多了。如果市场上钱多了，央行就要卖自己手里的有价证券，要求商业银行必须买，这样一来，货币就流回中央银行，有价证券就流向社会上去了，市场上钱就少了。所以公开市场业务，是指央行通过买卖有价证券的方法，来调控市场的货币量。现在央行卖得最多的一种有价证券叫做央行商业票据，所以，央行大量卖商业票据，是其实行从紧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
第三，窗口指导，就是把各个商业银行的行长找来，给大家开会，告诉大家最近钱太多了，你们就不要过多地扩大信贷规模了，要收缩贷款资金。如果谁不听招呼，我就收拾谁。所以，窗口指导就是引诱加吓唬的方法。
第四，通过加息也就是提高存款利率把钱往回吸。央行已几次加息了，但最近负利率已经很高了，央行应该加息，但是央行却迟迟不加息，为什么呢？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一直在降息，我们一加息就会吸引大量的热钱进入中国，标志着人民币升值，因为升值或不升值不是购买力的问题，而是资本回报的问题，人民币存款利息提高，就标志着人民币更值钱，因而就要升值。第二个原因是央行知道老百姓的存款只占到老百姓货币的1/3，老百姓别的钱都用来买房子买股票了，因而虽然银行存款是负利率，但别的投资不一定是负利率，所以负利率也不影响老百姓的全部收入，央行决定还是不想加息。第三个原因是2008年1~3月份我国银行存款增加很快，增加了1.5万亿，存款增加很快，就不用加息了，加息就是为了把货币吸回来，现在不加息钱已回来了，所以央行迟迟不加息。当然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一般加息的时候都是资产价格上涨很快的时候，加息能够稳定资产价格，但是现在资产价格涨得不是太厉害，所以迟迟不加息；再加上2007年加息的手段效果很差，每次加息都会导致股市大涨，所以央行就不加息了。
第五，控制信贷规模，现在中央银行对各个商业银行都下了信贷规模指标，这是计划经济的方式而不是市场经济的方式，导致所有商业银行纷纷想对策逃避信贷规模控制，如何逃避呢？有一个办法，就是老百姓到银行存款的时候，每个银行的业务员都特别积极地劝客户不要存款，要搞理财，因为理财不受信贷规模控制，理财是个人直接投资，搞理财等于收入和损失的风险都要客户自己承担。有些业务人员给你推荐理财项目时，只讲收益，不讲风险。凡是只讲收益不讲风险的一定是圈套，2007年好多人理财损失很大。因为理财是如果赚了咱们平分，如果赔了银行不承担责任。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2008年不是企业规模扩张的一年，2008年首要任务是防患资金风险，维系资金链条的完整，一旦资金链断了就全盘皆输。过去我们的企业都注重内部管理，现在我们不仅仅要注意内部管理，还要注意外部风险的变化，要能够看懂国家宏观经济走势。最起码有三个政府部门的网上信息要能看懂，它们分别是央行、财政部、商务部。央行控制的是货币政策；财政部控制的是财政政策；商务部控制的是国际贸易政策。
4.推进股市扩容政策
考虑到这一次央行多发的货币，部分冲向了股市，导致了股价在2007年上涨太快，因而围绕这个特点我们要搞一个对策——股市扩容。通过扩大股市规模容量，把钱吸住，从而稳定资产价格，尤其是股票价格。因为股票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品，也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如果加大股票的供应，供求关系就会稳定，加大股票的供应，就叫股市扩容。总之，控制股票价格的主要办法就是股市扩容。2007年股市扩容有三个办法：第一个是让更多的企业上市；第二个是让已经在海外上市的国有企业回来再上一次，这些企业都是大盘股，对股价杀伤力很大，无论有多少钱都能吸住；第三个是央企整体上市，像神华集团，一上去当天就控制住了2.9万亿资金。2007年我们股市扩容就是靠这三种办法。扩大股市规模，把货币吸住，这样股票价格就得以稳定了。
股市扩容有三个好处：一是有利于中国企业改革，有利于公司制度股份化；二是有利于全体老百姓享受改革开放的好处，股市扩容以后，让我们所有人都能享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好的企业的股票，享有它的利润分配——要享受改革开放的好处，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税收，一个就是这种办法；三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社会不和谐就是劳动和资本对立，当我们股市扩容，每个人既有资本收入，也有劳动收入，就不可能不和谐了。
2007年我们当时预计到2008年股价还要涨得很厉害，所以准备2008年还要继续股市扩容，在三个老办法的基础上再推出三个新办法：第一个是推出股指期货，就是等于又开了一个股市；第二个是推出创业板；第三个是欢迎国外的好企业在中国上市，等于也是股市扩容。因为2007年我们把2008年的形势看得比较严重，我们原来以为2007年我们的股票价格，预计差不多抬到3 300点左右就到顶了，但结果后来涨到6 000点，还在往上涨。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原因有一个，就是有一件事我们忽视了，就是中国GDP确实被低估了，人们有钱你不知道，股市一涨，这些钱就跟着冲进来，抬到6 300点，还在往上抬。我估计最少低估了三万多亿。当时我们感到2008年还会再涨，所以股市扩容，但是没有想到，股市大跌。原因是2008年我们有一件事情到期了，就是非流通股票解禁。非流通股票解禁也等于股市扩容，股民们很看重这件事，所以当股价掉下来之后，股民们就怎么也不进了。所以原来对2008年所设想的方式，就不用再推出来了。不过股指期货和创业板已经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了，非出来不可，但是别的扩容的方式，我感觉要晚一点，尤其是大小非解禁，要适当的控制，如果解禁得太厉害的话，股市扩容太大了，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支持，就会出问题。股市扩容这个办法还是很对的，不过要把握力度才行。
5.政府必须认真关注价格上涨引发的社会问题
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使弱势阶层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政府要关注弱势阶层，要加大价格补贴。政府不一定要去冻结某些产品价格，比如方便面涨价不要去管它，因为涨价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价格一涨生产上的供求关系就发生变化了，政府重点补贴就行，价格自动放开，价格上涨加大补贴就行，反而有利于价格的回落，不要过分干预。
房价涨得很快，有人买不起房子，政府就要关注买不起房子的人的住房问题。房价是供求关系问题，是市场经济问题，但房价涨得过快，有人买不起房子，没有房住，这个政府就要关心，而不是打压房价。所以2007年国务院推出国发24号文件，要求地方政府在土地开发的时候拿出一部分土地搞三种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用来解决买不起房子的人的住房问题。
中国未来的趋势，像房价，就要和同类国家相比，我们属于土地面积很少，而人口很多，用于住房的土地面积非常有限，和日本差不多，所以，日本走过的路，基本就是中国要走的路。房价是供求关系决定的，上涨是个必然的问题。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涨得这么快，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房价15年或20年翻一番，而不是像2007年那样三四个月就翻一番。
所以，未来政府重点在于解决价格上涨引发的社会问题，但是房价、股价，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结果，是供求关系问题。所以价格涨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政府应该想办法解决，但是价格是市场经济问题，政府不在于打压价格，而是重在解决价格上涨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我们要稳定需求拉动型价格，保障价格体系不要涨得过快，稳定在我们应有的这个范围内。
上述转引的是我在2008年3月初所作的这个学术报告，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在有外需支持的条件下所引发的总需求膨胀，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原来我以为外需有可能还会支撑中国经济向前发展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我们要赶快调整我们的发展模式，主动地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但没有想到，美国的次贷危机中断了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支撑，使出口导向型经济爆发出另外一种危机，这就是因为外需减少而形成的总需求严重不足，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严重下滑，失业状况严重，迫使中国被动地调整发展模式，从而使中国的宏观调控由解决总需求膨胀问题急速地转向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使中国经济在2008年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情况。这个现象的出现，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实际上很好理解，那就是只要外需情况发生变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就会出现不同形态的危机。
作者说明
本文是我对2007年这次宏观波动的形成原因及对策的分析，我在文中明确提出2007年的总需求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强调要消除这种增长方式，推动经济方向增长的转变。本文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对消除这种总需求膨胀提出了体制与政策的建议，这些建议有的在实践中已付诸于实践，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本文选自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经济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