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增长速度过速下滑是因为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而总需求不足又是因为出口需求急剧萎缩而引起的，因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国际需求转化成国内需求，也就是要通过启动内需来弥补国际需求萎缩而引起的总需求不足，从而实现保增长速度的任务。大家知道，一个国家的国内需求是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着直接和深刻的联系的，所以我们目前要通过启动内需而保增长，就必须要有效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应该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启动总需求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它们之间也确实需要有效配合，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更多地注重运用财政政策，而慎用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只是在有利于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下，才能被慎重地使用。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中心，货币政策只是旨在有效配合财政政策的作用。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对于启动内需和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有好处的。理由如下。
第一，货币政策目标更多地是要追求币值稳定，而财政政策则更多地是负有启动经济的功能，因而我们不能试图靠货币政策来启动经济。如果那样的话，往往会出现通胀与通缩交替出现的不良循环，所以我们要将启动经济的重点放在财政政策的身上，货币政策只是为财政政策的调整而服务，也就是为了保证财政政策的有效作用而进行适当地调整。从美国的教训来看，过多地动用货币政策，例如低息甚至无息地增加货币供应量，会使每个经济主体都放弃以收定支的最基本经济原则，无代价地盲目扩张自己的消费和投资，这种各个经济主体的“软约束”，必然会引发次贷危机，并导致金融危机。如果考虑到我国正在经历着资产资本化和证券化的进程，我们若过多地使用货币政策，必将会产生严重的资产泡沫化。因此，我们如果过多地使用货币政策，虽然会对启动内需有一定的作用，但在未来必将使我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胀现象和严重的资产泡沫化倾向。
第二，我国的央行体制现在还并不是一种完全独立运行的体制，行政体制对它的运行过程的干预还很大。在这种条件下，一旦我们也像西方国家一样，将货币政策作为启动经济的工具，那么就必然会使货币供应量过速增加，推动通胀的快速形成，最终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通胀，都是货币过量供应的结果。例如，1998年以前是因为投资拉动迫使央行在再贷款上供应货币过多，形成通胀；而2003年以后又因为出口导向迫使央行在“外汇占款”上货币供应太多，形成了通胀。因此，此次启动经济，我们不能过多地使用货币政策，不能试图增加货币供应量而启动需求，这样做的结果是必然会引发通胀的。
第三，过多地使用货币政策，等于要对社会征收“货币税”，使得货币形态的财富缩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不想拥有太多的货币形态的财富，要将货币形态的财富用于投资和消费，从而带动需求的增加，这是货币政策启动需求的“内在逻辑”，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因为我国的特殊国情而反而不利于启动经济。因为，我国现在还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不得不自己给自己建立保障体系，人们给自己建立保障体系的最主要作法，是不断增加自己的储蓄，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储蓄率高的主要原因。中国人在银行储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属于投资范畴，而是属于自我保障的行为。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如果依靠过多地投放货币而启动经济，那就必然会使人们的储蓄贬值，这对公众的财富和自我保障是一种重大的冲击，从而会使人们的预期非常不好，更不敢消费和投资，这反而不利于启动中国经济。因此，货币政策的使用一定要慎重。
第四，货币政策在我国的使用空间实际上已经很小，而财政政策的使用则还有极大的空间。我国国债目前占GDP的比重还不到20%，只有18%，而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是360%，日本国债占GDP的比重是120%。如果按照欧盟的说法，国债占GDP的比重为60%也属于正常的话，那么很明显，我国利用财政政策的空间确实还很大，现在我国有能力再发10万亿国债，用于启动经济。如果我国每年新增GDP是3万亿的话，那么每年可以连续再发2万亿国债，用于启动经济。如果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国家大量控制国有财产和资源的国家，那么国家借债能力就更大。因此，财政政策的空间实际很大。但是货币政策的使用空间则实际上已经很小，还不仅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货币多发的现象很严重，而且还因为我国国有银行的“软预算约束”，已导致了大量呆坏账的存在。虽然我们几年前已经剥离掉了1.4亿呆坏账，但实际上呆坏账的压力仍然是很大的，因而我国不宜过大使用货币政策。
第五，我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对于高储蓄国家来说，使用财政政策可以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首先，国家可以通过国家举债的方式将储蓄转化为消费和投资，减缓高储蓄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其次，国家举债也为居民的高储蓄找到一个投资的渠道，可以提高人们的收入，从而通过收入而促进居民消费，使中国经济逐渐转向消费导向型经济；再次，国家通过举债而启动经济，相当于通过向富人借钱而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提高穷人的收入，从而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而且这种调节不会危及效率，可以推动效率与公平相结合。因此，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的国情，这种国情决定了中国启动经济只能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而不能过多地使用货币政策。
总之，我国这次启动经济应该慎用货币政策，而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当然，使用财政政策，也有一个尽量提高财政政策使用效率的问题，要更有效地使用财政政策。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财政政策？从目前看，有两个问题很重要。
首先要把握好财政收入的使用方向。在这方面，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财政收入的使用，也就是要区分一般性财政收入的使用和国债收入的使用，这两种财政收入在使用上是有重大差异的。
在一般性财政收入（各种税费收入及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转让收入等）的使用上，要继续实现六个转型：一是由生产性财政到公共性财政的转型；二是由重增长而轻就业到重就业的转型；三是由重基础设施建设而轻保障到重保障的转型；四是由重外需而轻内需到重内需的转型；五是由重总量而轻结构到重结构的转型；六是由重国有经济而轻民营经济向重混合型经济转型。也就是说，要彻底实现原有财政支出结构的真正转型。
在国债收入的使用上，要完全以启动经济为核心，将国债收入完全使用到有利于启动经济的方面：一是国债收入要向公共产品投资倾斜，而且在公共产品投资中，不仅要重视基础设施，而且要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二是国债收入要向有利于促进就业的方向上倾斜，把保就业作为国债收入的重要使用方向；三是国债收入要向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和启动居民消费的方向上倾斜，例如，可以对居民减税和对居民消费进行补贴，以提高居民收入和促进居民消费为重点；四是对于用于启动生产性投资和用于结构调整的国债收入，主要是要在启动二字上下工夫，不能代替企业进行生产性投资，更不能代替企业进行产业转移，而是要以财政补息和减税等方式实现对生产性投资和结构调整进行导向，要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能因为启动经济而恢复传统经济体制。
其次，要加大对财政收入使用过程的监督和约束。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加大对一般性财政收入的使用过程的监督和约束，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对国债收入的使用过程的监督和约束，有三条原则必须要坚持：一是国债收入坚决不能用于政府行政开支，实行收支专门管理，严防以各种方式将国债收入用于政府消费，确保国债收入能真正用于启动经济，而不被挪作他用；二是坚决打击钱权交易，防止国债收入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腐败，因为国债收入在用于启动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过程中，容易产生大量的腐败，我国1998年用国债收入启动经济时，曾经大量发生过权钱交易的现象；三是要防止垄断趋势的加重，因为国债收入一般都很难用于民营经济的投资，往往会被运用于国有经济投资，因而我们主张国债收入原则上不能作为资本金而投资于国有经济中，尤其是不能投资于垄断趋向很重的国有经济中，国有经济的资本金原则上只能来源于国有经济的利润，不能来源于一般性财政收入，更不能来源于国债收入。因此，国债收入若要投资于国有经济之中，只能作为债务资金，而不能作为资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