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确实给中国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使中国经济因为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下降而出现了增长快速下滑的趋势。但是，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因为美国次贷危机而引起的，因为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还没有如此高的相关度。即使没有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经济现在也会出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如下。
第一，中国经济自2006年开始已经进入到高成本时代，高成本对于中国企业经营有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因为成本会侵蚀利润，但是中国企业并没有真正重视和正确应对高成本的挑战，甚至消极地对待高成本时代的挑战，最终使中国企业经营进入了困境，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大家知道，中国企业竞争力在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更多地是依靠低成本，即要素价格便宜的低成本。可以说，这种低成本是中国企业的重要的比较优势，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成本优势。但是自2006年以来，这种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在不断丧失，中国经济开始步入高成本时代。导致中国经济进入高成本时代的主要原因是：①自2005年7月开始的汇价改革，即从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汇价开始松动，汇价的放开，使得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开始升值，人民币升值最直接的结果是出口企业成本上升；②自2005年后半年开始，能源及原材料价格开始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到了2006年后半年，能源对原材料价格更是不断攀升，由于能源成本和原材料成本是企业成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因而其价格上升使得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③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土地等稀缺资源已开始从行政方式配置走向市场配置，例如，土地由行政批租走向拍卖，稀缺资源的市场估价当然要高于行政评估，因而稀缺要素的高价格导致了企业经营成本快速上升；④由于我国自2005年后更加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务农收入开始上升，务农收入上升当然要推动务工收入上升，因而企业人力资源成本开始上升，这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尤其是主要以吸收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成本上升的压力是很大的，后来的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更加加剧了这种压力。
总之，企业经营成本上升标志着我国低成本时代的结束和高成本时代的到来。面对高成本的挑战，一些企业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战略。这些企业的积极应对战略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有的企业将自己的经营战略从“贴牌”转向“品牌”，依靠建立自身的品牌优势从而通过产品增值来应对高成本的挑战；二是有的企业开始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非常注重各种技术创新，包括核心技术创新和非核心技术的创新，也包括以产品性价比为特征的技术创新，以技术优势代替原有的成本优势；三是有的企业开始调整自己的产业链和价值链，通过重建新的盈利模式而应对高成本的冲击，从而获得新的成本优势，这种新成本优势要远远比过去那种以要素价格便宜为特征的成本优势更有竞争力。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这种以积极的态度应对高成本挑战的企业仅仅是少数，尤其是社会上并没有形成重视和应对高成本挑战的积极氛围。我当时曾经在全国不少地方都以如何应对高成本挑战为题作过学术报告，而且出版过一本有关如何正确看待应对高成本挑战的专著，但响应者并不是很多，没有引起企业界和政府决策机构的重视和关注。在整个社会缺少从战略上关注高成本挑战的条件下，不少企业极为困惑，在高成本压力下走向了对虚拟经济的投资，开始以各种方式进入房市和股市，从而推动了中国房价和股价在2006年年底开始走向虚高。由于大量企业资金的介入，中国房价和股价从2007年年初开始走向泡沫化，股价竟然在短短几个月内从上海股市的1 000多点走向了6 300点，房价竟然在2007年年初的三个月内翻了一番。资产价格的这种非正常上升，使得不少企业更加“迷信”虚拟经济这种盈利模式，不断从自己原有的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终于使得中国股市和房市的泡沫在2007年被吹破，大量企业陷入了经营困境。因此，即使没有美国的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经济也会在2008年出问题，出现增速下滑的趋势，只不过是下滑的速度没有现在这么猛烈而已。
第二，中国经济自1998年开始，其增长越来越多地依靠出口拉动，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到2006年已上升到差不多40%的份额，因而中国经济逐渐转变成为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转变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如果不加以引导和调整，最终是会出问题的。例如1987年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出问题，1997年东南亚出口导向型经济出问题，最终使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后来进入较长的经济衰退期。我国经济转向出口导向型经济之后，我们逐渐开始认识到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出口导向型经济使得我国出现了过大的贸易顺差，而且过大的贸易顺差还引发了过大的资本顺差，也就是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过大的“双顺差”。过大的双顺差标志着大量外汇流入我国，大量外汇流入我国迫使中央银行大量发行人民币收购这些外汇，结果使得我国通胀的压力一直很大，但同时外汇在我们手里又成了“烫手山芋”。例如，我国以主权金融方式的对外投资，无论是美国国债投资，还是国外企业债务投资和股票投资，都因为美元贬值和美国经济出问题而受到巨大损失，也就是主权财富亏损。因此，我们必须要将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
推动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的战略决策是对的，但问题是如何转型？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方式是先启动内需，然后在内需启动的基础上，开始减少出口，而且要依据内需的启动程度而相应缩小出口，使内需逐渐成比例地替补外需，从而实现平稳转型。也就是说，内需的启动程度，决定我们减少外需的力度，要将外需的减少建立在内需启动的基础上。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却并没有首先启动内需，再根据内需的启动程度而相应缩小出口，而是在内需并没有启动起来的条件下，大幅度地缩小出口，例如，在2007年三次大幅度地降低出口退税率，并且大幅度地提高出口关税，结果使得许多出口企业无法出口，但又找不到国内市场，因而在2008年年初开始停产和倒闭，只有少量竞争力较强的企业的出口还能勉强维持。因为我国的出口对GDP的贡献达到了40%左右，例如，2007年的出口对GDP的贡献大约在10万亿人民币左右，因而出口的剧减，就使得GDP的增长开始大幅度下滑。由于出口企业的大量关闭和停产，国内市场对投资品的需求也大幅度下降，从而使得国内PPI的增幅开始大幅度下滑，出现了经济过冷的局面。
因此，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决策是对的，确实我们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但问题是这种转型必须要以启动内需为前提，只有在内需大幅度增长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大幅度缩小出口，使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我们的战略偏差就在于在内需并没有启动的条件下，过快地压缩了出口，从而导致了增长速度下滑。可见，我们的重要工作是启动内需，尤其是启动消费需求，因为只有消费需求的增长，才能最终使我们真正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当然，启动消费需求涉及收入分配体制调整等各方面的改革，因而启动内需的关键是深化改革。
第三，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有虚拟经济的支持，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而且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前提，不能损害或者冲击实体经济。然而我国2007年的资产价格即股价和房价却上涨过快，以至于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泡沫，使得虚拟经济严重冲击了实体经济。在我国2007年年初资产价格即股价和房价过速上涨时，我们应该有效稳定资产价格，防止其过速上涨，股价和房价都不能上涨过快，但是我们实际上却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甚至是放任了资产价格，使股价和房价都冲到了不应有的高度，而仅仅只是将GPI和PPI作为主要防范目标，这实际上是放任了资产价格上涨而调控了实体经济。尤其是我们在发现我国通膨和经济过热的原因是“双顺差”导致央行外汇占款过大，也就是“双顺差”导致央行基础货币发行过多时，我们加大了对出口退税和出口关税的调整，大幅度降低出口退税和提高出口关税，在出口占GDP达40%左右的条件下，这等于严重地收缩了实体经济，其结果必然是实体经济在2008年后半年出问题，增长下滑是必然的。
我们为什么在2007年没有有效控制资产价格上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对中国目前资产价格的取值范围一直有争议。到底资产价格上涨到多少就属于泡沫，下跌到多少就是资产缩水？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一直没有明确的定论。现在看来，有一种观点值得重视。这种观点对资产价格涨落的取值范围做了这样的界定：第一，就资产价格中的股票价格来说，如果以2006年为基数，以上海股市为蓝本，那么每年股价应该上涨的幅度应该在1 000点左右，例如，2006年是1 000多点，2007年应该是3 000多点，最高不应超过3 500点，如超过了，就必须调控，将其稳定在3 000多点，但我们却放任其涨到了6 300点，形成了严重的泡沫，泡沫自行破灭，其结果使得股市进入严重的低迷状态；第二，就资产价格中的房价来说，如果以2005年为基数，那么每年房价的上涨幅度应该在5%~10%，15年到20年翻一番，但在2007年上半年短短的几个月中，我国的房价竟然翻了两番，泡沫太大，最后导致房子卖不掉，销售数量严重下滑，甚至滞销，其结果是房地产投资停滞，土地卖不掉，以卖地为主的地方财政也出了问题，而且拖累到与房地产投资相关的51个产业，例如房地产用钢量占到其总产量30%多的钢铁业大幅度下滑，实体经济出了问题。
由此可见，资产价格必须要控制在应有的范围中，如果上涨过快，就必然引发泡沫，泡沫的破灭，又都必然影响到实体经济。因此，2007年的教训是应该记取的。我们应该将调控重点放在虚拟经济上，主要是防止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要稳定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但我们却将调控重点放在了实体经济上，放任了资产价格，最终引发了2008年后半年的经济增长出了问题。看来，我们应该坚持虚拟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而不是反过来，因而应该将资产价格与CPI、PPI一样，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