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1988—1999年12年间，洛伦兹曲线相交的情况比较多，说明这段时期各个收入组收入结构的变化比较频繁，收入结构的不同是决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能忽略。因此，仅仅使用基尼系数指标，只能大概判断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而对于各个年度之间的不平等比较，结果是模糊的，必须借助洛伦兹曲线，利用更多的收入结构信息进行比较。
第二，基尼系数在比较收入不平等程度时会出现模糊性，完全依靠这一个指标进行分析，可能会带来错误的判断。考虑我国20世纪90年代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这次全会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法拉开差距”，这就带来了人们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从基尼系数上看，1993年首次突破了0.4，1994年达到最大值0.43561，而随后基尼系数有所回落，1997年和1998年回到0.4026。如果仅仅从基尼系数这一项指标分析，我国在1993年就已经达到了世界银行所公布的收入差距过大的标准，而1994年进一步扩大，可是到了1997年和1998年不平等程度得到了改善，似乎回到了1993年的水平。其实，通过第三部分基于洛伦兹曲线的分析，就知道这种完全根据基尼系数的判断，忽略了收入结构的信息。1997年的基尼系数虽然回落到1993年的水平，但收入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低收入组的收入比重在减少，其他收入组的收入比重也发生了变化，在ADI情况下，不平等程度要高于1993年。所以说，我国在1997年和1998年的基尼系数虽然回落到1993年的水平，但不平等程度却加深了。
第三，低收入组的居民以农民为主，他们的绝对收入虽然不断增加，但是占有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在不断降低。我们选取1988年、1991年、1995年和1999年四年，前三年的洛伦兹曲线互不相交，存在明显的洛伦兹占优，I（1988）＜I（1991）＜I（1995）。后两年洛伦兹曲线相交，在ADI的情况下，I（1995）＜I（1999）。根据陈宗胜（2002）的数据集，可以看出最低收入的四个分组都是农民，将这四个组的人口和收入加总到一起，求出平均收入、占全国的人口比重和收入比重，见表1。1988年、1991年和1995年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不断提高，但更多的农民下滑到低收入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增加。1999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仍然在不断提高，但与1995年的洛伦兹曲线初始相交时，在1995年曲线之下，说明低收入农民发生了累退性转移，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仍在降低，不平等程度增加。
表1 低收入农民的人均收入及占全国的人口比重和收入比重
结合前面的分析和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不仅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比重，特别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比重。低收入者收入比重不断降低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不平等程度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降低趋势在本世纪初仍在继续[6]，因此，要想改善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就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比重。在1988年到1999年的12年间，低收入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从394.37元增加到1 711.5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4.3%，但低于高收入阶层18.8%的增加速度[7]，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实际比重在不断下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非常重要，可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维持社会稳定，在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一五”规划建议中都明确提出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不过，从改善收入不平等的角度来看，仅仅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不够的，关键还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比重。我国低收入者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因此，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比重，是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重点工作。
第二，通过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比重的方式，实现累进性转移，使洛伦兹曲线整体左移，降低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将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通过收入再分配转移给中等收入者或低收入者，根据达尔顿准则，将提高整个社会的平等程度。在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一五”规划建议中都明确提出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调节收入再分配的手段，调节过高收入者的收入比重，避免财富的过度集中，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比重，这样将改善现有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第三，特别关注低收入者的收入转移，尽可能地保证低收入者发生累进性转移，防止低收入者发生连续的累退性转移。根据命题1和命题2的结论，如果发生同样数量的收入转移，收入低端的累进性转移影响效果要大于收入高端的累退性转移，也就是说，当我们不能保证进行完全的累进性转移时，应该尽量保证收入低端的人们可以实现累进性转移，这样可以抵消收入高端进行累退性转移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从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角度看，政府应该更加关注低收入者的收入转移问题。
作者说明
中国从2000年开始，基尼系数已经很高，因而人们对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极其关注，这是对的，但是有人因此而对我国改革方向提出了怀疑，这是不对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与谭伟合作写出了这篇文章，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3期，并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3期转载。本文从中国现实出发，对中国基尼系数居高的原因作了探讨，提出了基尼系数并不能全面反映收入的差距过大的问题，平均数在中国实际上没有意义，因而我们不能将基尼系数单纯地作为判断收入差距过大的标准。我们在收入分配改革上的方向是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提高中产阶层在整个社会人口中的比例，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讨论基尼系数高低的问题。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本文所得出的结论是证确的，对改革的现实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