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中國:難點與路徑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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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前麵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第一,1988—1999年12年間,洛倫茲曲線相交的情況比較多,說明這段時期各個收入組收入結構的變化比較頻繁,收入結構的不同是決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能忽略。因此,僅僅使用基尼係數指標,隻能大概判斷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而對於各個年度之間的不平等比較,結果是模糊的,必須借助洛倫茲曲線,利用更多的收入結構信息進行比較。

第二,基尼係數在比較收入不平等程度時會出現模糊性,完全依靠這一個指標進行分析,可能會帶來錯誤的判斷。考慮我國20世紀90年代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變化,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時間點。這次全會對收入分配製度進行了改革,提出“個人收入分配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製度”;“勞動者的個人勞動報酬要引入競爭機製,打破平均主義,實行多勞多得,合法拉開差距”,這就帶來了人們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從基尼係數上看,1993年首次突破了0.4,1994年達到最大值0.43561,而隨後基尼係數有所回落,1997年和1998年回到0.4026。如果僅僅從基尼係數這一項指標分析,我國在1993年就已經達到了世界銀行所公布的收入差距過大的標準,而1994年進一步擴大,可是到了1997年和1998年不平等程度得到了改善,似乎回到了1993年的水平。其實,通過第三部分基於洛倫茲曲線的分析,就知道這種完全根據基尼係數的判斷,忽略了收入結構的信息。1997年的基尼係數雖然回落到1993年的水平,但收入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低收入組的收入比重在減少,其他收入組的收入比重也發生了變化,在ADI情況下,不平等程度要高於1993年。所以說,我國在1997年和1998年的基尼係數雖然回落到1993年的水平,但不平等程度卻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