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篇最初發表於1933年10月15日《申報·自由談》。
豐之餘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舊，就引出了一篇施蟄存[1]先生的《〈莊子〉與〈文選〉》來，以為我那些話，是為他而發的，但又希望並不是為他而發的。
我願意有幾句聲明：那篇《感舊》，是並非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裏麵。
倘使專對個人而發的話，照現在的摩登文例，應該調查了對手的籍貫，出身，相貌，甚而至於他家鄉有什麽出產，他老子開過什麽鋪子，影射他幾句才算合適。我的那一篇裏可是毫沒有這些的。內中所指，是一大隊遺少群的風氣，並不指定著誰和誰；但也因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觸著的當然也不會少，即使不是整個，也是那裏的一肢一節，即使並不永遠屬於那一隊，但有時是屬於那一隊的。現在施先生自說了勸過青年去讀《莊子》與《文選》，“為文學修養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點相關，但以為這文為他而作，卻誠然是“神經過敏”，我實在並沒有這意思。
不過這是在施先生沒有說明他的意見之前的話，現在卻連這“相關”也有些疏遠了，因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較頑固的遺少群，標準還要高一點。
現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釋，（一）才知道他當時的情形，是因為稿紙太小了，“倘再寬闊一點的話”，他“是想多寫幾部書進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曆，是“從國文教員轉到編雜誌”，覺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匯太少”了，所以推舉了這兩部古書，使他們去學文法，尋字匯，“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隻好去尋覓。我想，假如莊子生在今日，則被劈棺之後[2]，恐怕要勸一切有誌於結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傳》[3]的罷。
還有一點另外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