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群雄係統表說
《明史》斷代起於洪武元年，而敘明事者不能以洪武紀元為限，當以太祖起事之始為始。《史》《本紀》如此。陳鶴《明紀》，自注起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夏燮《明通鑒》起至正十二年，皆與《本紀》相應合。夫言明一代之史，除一支一節之紀述不可勝數外，自以正史為骨幹。而變其體，則有《紀事本末》、有編年之《紀》及《通鑒》。《紀事本末》成於《明史》之前，其取材不限於《明史》。後來《明史》既成，清代又以敕修名義成《通鑒輯覽》之《明鑒》及《綱目三編》。《明紀》及《明通鑒》乃敢準以下筆。清代之治《明史》者終不免有應顧之時忌，此俟隨時提清。今欲知史之本義，莫重於為法為戒。人知明之有國，為明驅除者群雄，不知群雄亦當時之人民耳。何以致人民起而稱雄，顛覆舊政府，而使應時而起者得取而代之？此非群雄之所能自為，乃統治人民之元帝室迫使其民不得不稱雄，不得不群雄中造就一最雄者而與天下更始也。敘群雄者，以至正八年起事之方國珍為始。其實民得稱雄，已為較有知識、較有作用之健者，其人已不肯冒昧首禍犯令於清平之世，一皂隸縛之而遂就法，蓋已知綱紀盡弛，行之可以得誌而後動也。故推元末之亂本，不能不溯元室致亂之故。
元之武力，自古所無，大地之上，由亞而歐，皆其兵力所到，至今為泰西所震驚。乃入中國不過數十年，遂為極散漫、極脆弱之廢物。其故維何？所謂“馬上得之，馬上治之”。不知禮法刑政為何事。凡曆朝享國稍久者，必有一朝之製度。製度漸壞，國祚漸衰。有經久難壞之製度，即有曆久始衰之國祚。有周之製度，即有周之八百年；有漢之製度，即有漢之四百年；唐宋皆然。惟元無製度，其享國即在武力之上，其能鉗製人民數十年而後動者，即其武力之橫絕曆代也。元之無製度，若但為其書不傳，則亦正有《元典章》等傳本，豈知元即有因襲前代之文物，元之當國者正絕不行用。此當從《元史》中於奏疏文求其反證，乃可得之。
順帝至正三年，監察禦史烏古孫良楨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後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製，遂上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雲：‘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人、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人、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製，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奏入不報。又至正十五年正月辛未，大鄂爾多儒學教授鄭咺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嬸兄嫂。恐貽笑後世，必宜改革，繩以禮法。”不報。元至至正，已為末一年號，不過數年，瀕於亡矣，而猶以夷俗自居，曰“列聖未遑之典”，可知開國以來無不如是。其曰“議法之吏”，則固未嚐不言立法，惟法特為漢人、南人設耳。
元之國境廣大，民族眾多，蒙古謂之國人，中國本部謂之漢人，自餘謂之各國人，亦雲色目人。色目之中，西藏亦一色目，而又以信佛之故，縱西僧為暴於國中。錄《元通鑒》一則為例：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正月己醜，西番僧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於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發，捽諸地，棰撲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詔，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之者截其舌。”皇太子帝母弟仁宗。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乃寢其令。
此時尚為元之全盛時代，混一中國未及三十年，其了無製度如此。至元之兵力，西人至今震懾，然考之《史》，元亦並無經久之兵製，一往用其饑窮為暴、脅眾覓食之故技，侵掠萬裏，既得溫飽，即伎倆無複存焉，非若曆代軍製既定，威令久而後渝者比。再錄《元通鑒》一則見例：
成宗元貞二年丙申十月，贛州民劉六十聚眾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守令又因以擾良民，盜勢益熾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吏李霆鎮、元明善二人持文書以去，眾莫測其所為。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距賊營不百裏，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寘於法，複誅奸民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不數日，六十就擒，餘眾悉散。軍中獲賊所為文書，具有旁近郡縣富人姓名，霆鎮、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報於朝，博果密召其使，謂之曰：“董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為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書，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不言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當成宗時，去統一中國僅十餘年，元貞二年，距世祖之死僅二年，而蒙古在中國之兵力已如此。有事每倚漢人，惟宰相尚為世祖時顧命舊臣，能容漢人，漢人因亦樂為之用，間有盜亂，旋即平之。至順帝時之群雄，其起因大有可言矣。《明史》敘群雄以方國珍為始，起於至正八年，順帝即位之第十四年。其前至元三年，順帝亦用至元紀年，與世祖同年號，亦其無法度之證。順帝即位之第五年，廣州朱光卿反，汝寧棒胡反，以後各地蜂起，久者亙數年不定。而元之所以處分此事，則蒙古既不足用，又仇漢人使不為用，夫然後群雄乃起，而群雄中遂有明太祖其人，固知能成大事者，非輕逞其一朝之忿者也。其時中國之不能不反元者，據述之如下：
至元三年廣州變起之後，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有馬者拘入官。是為因亂事而益歧視人民。是月，詔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部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是為歧視人民而絕多數人登進之路。五月戊申，詔汝寧棒胡、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等皆係漢人，漢人有官於省、台、院及翰林集賢者，可講求誅捕之法以聞。是為以種族之嫌忌，令已仕者皆不安於職。八月癸未，弛高麗執持軍器之禁。是為無自衛權者獨有漢人。又其前二月己醜，汝寧獻所獲棒胡彌勒佛小旗、偽宣敕，並紫金印、量天尺，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所獻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邪？”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侍禦史許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是又以逆臆之心料漢官或為漢人輕減反者罪名，則可將漢官皆坐以逆黨，而一律鏟除之以為快。是歲，巴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是為宰相起意屠戮漢人，先就人數最多之姓為始。以姓分應殺不應殺，設想已極不道，帝雖不從，此風聲已不可令天下聞矣。後於至正十一年，巴延已敗，托克托代為相。六月，《通鑒》又書雲：“丞相托克托議軍事，每回避漢人、南人；方入奏事，目顧同列，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納。入言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詿誤。’於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紅軍者，是年劉福通起，用紅巾為號，謂之紅軍。未幾，芝麻李、徐壽輝相繼起，皆用紅巾，紅軍遂遍各行省。明年，郭子興起於濠，濠為太祖所居，遂亦相從而走險矣。《明史》所立群雄之傳，以方國珍為起事之最先，其以前之旋起旋滅者不計，即其以後如芝麻李之不久為元所滅者亦不計，以太祖所托始之故，郭子興不但有傳，且序於群雄之首。所為傳者共八人，其後三人：擴廓帖木兒、陳友定，雖起自義兵而能自發展，與群雄略同。然既盡忠於元，在明代修《元史》時當入之，如擴廓之義父察罕帖木兒，已入《元史》矣，擴廓事亦附見。但從順帝出亡後，尚有屢圖興複之兵，《元史》竟截去不載。友定之殉元，尚在順帝未遁之時，何以亦不與察罕為同類？至把匝剌瓦爾密，尤為元之宗室，據其封國，不肯降明而死，何為與群雄同列？《元史》無宗室傳，故不輯為有係屬之傳，然有《諸王表》，亦未於雲南王忽哥赤之後列至把匝剌瓦爾密，遂以最後殉國之宗王，亦不入《元史》。至《明史》乃紀之為群雄之列。清修《明史》因之，於《明史》中列元臣傳。清又於《明史》中遺張煌言、李定國、鄭成功等，今乃入《清史稿》。此與明修《元史》有意漏落擴廓等若相應和。此一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