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史以來，以元代為最無製度，馬上得之，馬上治之。當其清明之日，亦有勤政愛民，亦有容納士大夫一二見道之語，然於長治久安之法度，了無措意之處。元以兵力顯，試觀《元史·兵誌》，止有僉軍、補軍、調軍、遣軍之法，別無養軍、練軍之法，是仍裹脅趨利之故技，其他非所問也。元以兵耀萬古，於兵之無製度且然，其他刑罰、食貨，一切苟簡，所謂無規矩而信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無六律而任師曠之聰者也。明承法紀**然之後，損益百代，以定有國之規，足與漢唐相配。唐所定製，宋承之不敢逾越；明所定製，清承之不敢過差，遂各得數百年。明祖開國規模，惟《紀事本末》立有專篇，欲錄之不勝錄也，且即盡錄之，亦尚未足見太祖製度之真相也。史載一朝之製度，各為專誌，古人言：“讀史要能讀誌。”此說是矣，然即讀誌而仍未能了然也。今於明祖創意所成之製度，於史誌以外，略舉他書，疏通證明之，見明祖經理天下之意。以一二端為例，學者可循是以求之。
國之興亡係於財之豐耗，阜財者，民也；耗財者，軍也。此就經製之國用言。若夫無道之糜費，如土木、**祀、私恩設官、後宮濫賞，一切不如法而人人知為弊政者，不在議論之列。先言民事。
《食貨誌》：太祖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具書名、歲、居地，籍上戶部，帖給之民，有司歲計其登耗以聞。及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其視戶籍之重如此。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裏，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裏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裏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裏。裏編為冊，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一甲後為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上戶部者冊麵黃紙，故謂之黃冊，年終進呈，送後湖東西二庫庋藏之，歲命戶科給事中一人、禦史二人、戶部主事四人厘校訛舛。其後黃冊隻具文，有司征稅編徭則自為一冊，曰白冊。
按此段又見《範敏傳》。為敏所定之法，文字略同。惟文意當申言之，雲：“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又雲：“黃冊年終進呈，歲命給事中、禦史、主事等官厘校訛舛。”則十年造冊，乃年年有所更改，閱十年而清造一次，非十年中不動也。其後黃冊為具文，自指太祖以後。當太祖時，戶部與司、府、縣均直管此冊，並郊祀薦天。黃麵以充禦覽，遣科道司官負厘校之責，若有發覺飛灑詭寄之弊，幹連者眾，並且常在禦覽之中，夫子視此為國本，薦於郊祭。其後，造冊之製，由清襲用而延至於今，惟黃冊早為具文，已浸失太祖重民之恉矣。
洪武四年九月丁醜，帝以郡縣吏每額外征收，命有司料民田，以田多者為糧長，專督其鄉賦稅。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八年十二月，並定糧長有雜犯死罪及流徙者，許納銅贖罪。
按明糧長之製，屢革屢複而終革，原其為製，非永製也。始以定裏長之法而革糧長，以裏長代之，旋又複。景泰間，革湖廣及江北各府及福建等處糧長。自都北京後，南糧運道太遠，宣德間改軍民兌運，民運止達淮安瓜洲，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糧長更無召見之路。後來非官累糧長，即糧長擾民，革之猶不盡，時時賴臣工條列其弊，以禁令為之補救而已。然在太祖定法，則以此為天子自與人民親接之一端，見之史者，如《孝義·鄭濂傳》，濂以糧長至京，帝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謹守祖訓，不聽婦言。”帝稱善。據《今言》，洪武時又有詔天下民年五十以上來朝京師，訪民疾苦，有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則宴賚而遣之。自是來者日眾。二十六年，詔免天下耆民來朝，則見《本紀》。此則來者任其自願，不用其言，亦邀宴賚，其來遂無限製，久而不得其益，乃罷之。此皆惟太祖可行之製。充太祖親民之意，不欲專就選士俊士中求言，絕非後來帝閽難扣之象，而一時浮收中飽，惠澤不下之弊，早不禁而自絕矣。
《元通鑒》：至正二十六年二月辛巳，吳下令禁種糯稻，以塞造酒之源。
洪武元年，太祖初立國，即下令：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麻，畝征八兩；木棉，畝四兩；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種桑，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此農桑絲絹所由起。九年，定布絹與米麥相折之價。
按此用《食貨誌》文。據《楊思義傳》，為思義任戶部尚書所請定。當時四方軍事正亟，而勸課之為尤亟如此，烏有聽其荒廢或任種有害之物之理。
按阜民以節儉為始，治世皆然，何論國難。但必非在上者以奢導民，而徒以禁令束民所能使其耳目歸一，不自厭其質樸也。姑就《紀事本末》所載者證之，至正二十六年時大祖尚稱吳王。六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因謂侍臣詹同等有曰：“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十二月，以明年為吳元年，建廟社，立宮室，己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太祖見雕琢奇麗者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千古之上，茅茨而聖，雕峻而亡。吾節儉是寶，民力其毋殫乎？”吳元年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癸卯，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樓、武樓。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皆樸素不為飾。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甃地。大祖曰：“敦崇儉樸，猶恐習於奢華，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侈麗！”言者慚而退。洪武元年三月乙酉，蘄州進竹簟，命卻之，諭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蘄州進竹簟，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八月，有司奏造乘輿服禦諸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詔侍臣曰：“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左右碎之。先是至正二十四年，平漢後，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床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耶？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十二月己巳，上退朝還宮，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台館榭為遊觀之所，誠不忍重傷民力耳，昔商紂瓊宮瑤室，天下怨之；漢文帝欲作露台，惜百金之費，當時國富民安。爾等常存儆戒！”六年十一月，潞州貢人參。上曰：“人參得之甚艱，毋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大原進葡萄酒，朕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為務，奈何以口腹累人？”命卻之。凡此皆洪武初年之事。太祖惟率先恭儉，而後立法以整齊一國，則人已以樸為榮，以華為辱矣，況複有法令在耶！其中如毀元宮刻漏一事，此亦中國巧藝不發達之原因；但使明祖在今日，亦必以發展科學與世界爭長，惟機巧用之於便民衛國要政，若玩好則仍禁之，固兩不相悖，決不因物質文明而遂自眩其耳目。
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天下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黃冊之製，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阪、墳、衍、下、濕、沃、瘠、沙、鹵之別畢具。於是以魚鱗冊為經，凡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凡賦役之法定焉。其有質賣田土者，備書其稅糧科則，官為籍記之，於是始無產去稅存之患。
魚鱗區圖之製，為田土之最要底冊，明祖創之，清代仍用，然在江南則有之，江蘇之江北即不能皆具。要之，此法沿自明代，今各國之所謂土地台帳，即此法也。明於開國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舉為之，魄力之偉大無過於此，經界由此正，產權由此定，奸巧無所用其影射之術，此即科學之行於民政者也。當時未措意科學，而盡心民事者自與之暗合；苟不勤民，即科學發達，人自不用，此以見政治科學即由勤政精思以得之耳。
又以中原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開治河南，掌其事。臨濠之田，驗其丁力，計畝給之，毋許兼並。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三年。每歲，中書省奏天下墾田數，少者畝以千計，多者至二十餘萬。官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稅；額外墾荒者，永不起科。設司農司在三年五月，時中書省猶未廢，故誌文如此。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蓋駸駸無棄土矣。
以上兩節皆《食貨誌》文。再證以列傳中事實，《循吏·方克勤傳》：洪武四年，以方克勤為濟寧知府，時中原初定，詔民墾荒，閱三歲乃稅，吏征率不俟期，民以詔旨不信，輒棄去，田複荒。克勤與民約，稅如期，區田為九等，以差等征發，吏不得為奸，野以日辟。蓋雖有詔，而奉行仍賴良吏，惟賢有司得行其誌。可見詔旨未嚐不信，但吏奸宜戢耳。至二十六年而奏大效，殆仍以賢有司不易得乎？克勤，方孝孺之父也。
觀明祖之勸課農桑，作養廉儉，已足藏富於民矣。夫其軍事方亟，大軍四出，取天下而統一之，華夏略定，又有出塞大舉，加以百廢待舉，建官署，設兵衛，壇廟宮殿，城垣倉庾，學校貢舉，頒爵製祿，時當開創，雖洪武中葉，兵事粗定，而需費浩繁，取於民者似不容緩，且當時專仰田賦，鹽法則借開中以代轉運，不為帑項之所取盈。乃自吳元年起，陸續免征，正在軍事旁午之際，至十三年，並普免天下田租，其餘部分之蠲免，且有一免累數年者。蓋足國之要在墾土，有土此有財；豐財之要在自克其欲，移揮霍於私欲者以供國用，則雖用軍之際，不但軍給而並時時有以惠被兵之民，此為定天下之根本。茲匯舉明祖開國時蠲賦之事略如下：
至正二十五年，常遇春克贛州。漢將熊天瑞守贛，常加賦橫斂民財，及其降，有司請仍舊征之，太祖曰：“此豈可為額耶？”命亟罷之，並免去年秋糧之未輸者。《元通鑒》。
吳元年至正二十七年。正月乙未，諭中書省：“太平、應天諸郡，吾創業地，供億最勞。”戊戌，下令：“免太平租二年，應天、鎮江、寧國、廣德各一年。”
五月，令：“徐、宿、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等郡縣，及自今新附之民，皆複田租三年。”
六月戊申，賜民今年田租。自五月旱，減膳素食，及是日大雨，群臣請複膳，乃有是令。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實田畝，諭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製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其遣周鑄等往諸府縣核實田畝以定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
按此出《紀事本末》。據《明史·章溢傳》，處州田賦，以軍興加至十倍。互是複舊。又《劉基傳》，處州糧複舊，視宋製猶畝加五合，惟青田不加，太祖曰：“使伯溫鄉裏世世為美談也。”處州非浙西也，元之浙西道廉訪司轄杭、嘉、湖、嚴、蘇、鬆、常、鎮、太各屬地。《食貨誌》：“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鬥二升。惟蘇、鬆、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而楊憲為司農卿，又以浙西膏腴，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賦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大抵蘇最重，嘉、湖次之，杭又次之。”誌文如此。蓋至是始遣鑄等往核，其後迭有輕減，而至今猶為田賦獨重之地。太祖以喜怒用事，是其一失，然究是對於偏隅，其大體固能藏富於民，深合治道也。
二月乙醜，命中書省定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貧民，乃議驗田出夫。於是省臣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尋編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歸。其田多而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資其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畝資米二升五合。
按此為古法。地與丁皆民所應輸於國，至清代康、雍兩朝，攤丁於地，始不複計丁，而人口亦愈難統計矣。
閏七月，詔免吳江、廣德、太平、寧國、和、滁水旱災租。
二年正月庚戌，詔曰：“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亂，帥眾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佑，悉皆戡定。用是命將北征，齊、魯之民，饋糧給軍，不憚千裏，朕軫厥勞，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蘇，其更賜一年。頃者，大軍平燕都，下晉、冀，民被兵燹，困征斂，北平、燕南、河東、山西今年田租，亦予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師過其地，是以未遑。今晉、冀平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今年稅糧悉除之。”又詔曰：“應天、太平、鎮江、宣城、廣德，去歲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諸郡及無為州今年租稅。”
三年三月庚寅朔，詔免南畿、河南、山東、北平及浙江、江西廣信、饒州今年田租。是月戊戌，蠲徐州、邳州夏稅。
四年正月戊申，免山西、浙江被災田租。二月，免太平、鎮江、寧國田租。五月，免浙江、江西秋糧。八月甲午，免中都、揚州、淮安及泰、滁、無為等州田租。十一月，免河南、陝西被災田租。
是年十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坐事逮至京師。震，鄱陽人，以賢良征為吉水知州，有惠政，擢守漢中。歲凶多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民，約以秋成收還，民聞皆來歸，鄰境民亦爭赴之。震令占宅自為保伍，籍之得數千家。上聞其事，曰：“此良吏也，宜釋之以為牧民者勸。”越二年，證實鈔局提舉，擢震任之。十一年，帝詔吏部曰：“資格為常流設耳，有才能者當不次用之。”超擢者九十五人，而拜震戶部侍郎，尋進尚書，奉命定丞相、禦史大夫歲祿之製，出為湖廣布政使，以老致仕。此從《明通鑒》及《震本傳》輯。明祖用人，以能勤民事者為標準，天下自然多循吏，而亂後之民得蘇息矣。
五年六月，賑山東饑，免被災州縣田租。又自五月至七月，鳳翔、平涼二府雨雹，傷豆麥，詔免其稅。又蘇州府崇明縣水，詔以所報恐未盡，令悉免之。八月，免通州、海門縣被水田租。十月，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諸郡縣田租。
地方報災，不予駁查，反恐所報未盡，令免通縣之稅，民斯勸矣。此下太祖蠲賦在各地方者不概列，以省煩複。
洪武十三年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己亥，免天下田租。
按修德以消天變，古來政論如此。果能修德，自有益於民生，即恒以天變為警動而為之，仍盛德事也。漢文、景之世，恒有賜民數年田租之事。明祖當天下初定，已能如此，非自處於撙節以愛養天下，何以得之？
洪武十五年五月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萬斤，請如舊。”帝曰：“朕聞王者使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乏，而民業已定，無益於國，且重擾民。”杖之，流嶺南。
明祖時時以言利為非帝王之體，至杖流言利者。就明代言之，萬曆間言利之細人蜂起，礦使四出，無礦而指為礦，以訛索破民之家，則與太祖開國之法意正相反。《食貨誌》：“徐達下山東，近臣請開銀場。太祖謂：‘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其後有請開陝州銀礦者，帝曰：‘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征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也。’臨淄丞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帝黜之。”此皆洪武年間之事。不害民即所以利國，深合中國聖賢遺訓。萬曆時盡反其所為，貨財積於宮中，民窮為亂，外患乘之，一代興亡之龜鑒如此。
二十年九月，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定額。”上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許。
稅額按近年酌定，令必如額，尚非甚病民也，而明祖且不許。萬曆間，稅監四出，無稅者起稅，無所謂額，閹人橫行，有司稍計民命，即奏予重譴，下獄有至十餘年者。前後相較，興亡之故了然。
二十七年三月庚戌，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飽則忘饑，暖則忘寒。卒有不虞，將何以備？比年以來，時歲頗豐，然預防之計不可不早。其廣諭民間，如有隙地，種植桑棗，益以木棉，並授以種法，而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按軍興時以食為急，種糯米恐其釀酒，則禁之。及是時歲豐食足，上年二十六年，已核墾田至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駸駸全國無棄土，乃於足食之外，計贍其衣被之需，及豐其製造農具之木植。明祖可謂盡心民事矣。且桑、棗、棉之田免稅，其餘裕又足以惠民。此製直至清末，吾鄉田畝，尚有免賦之桑棗田，各鄉各圖皆有此種田額若幹，其實已不種桑棗。其鄉有公正之董事，以此為地方公產，否則為豪強所擅有之無糧田。蓋良法美意，日久間有廢弛，然其初時德意不可忘也。又蘇州最稱賦重，太倉舊本屬蘇，亦在重賦之列，清中葉以後，以地多產棉，遂援《賦役全書》中棉田免稅之例，請得蠲減。此皆沿舊時明製之惠。後來蠶絲為輸出之大宗，民間以種桑利厚，不拘桑棗地之免稅，雖仍納普通田稅，亦願種桑。至各縣之桑棗額田，今未知其存否矣。
是年八月乙亥，遣國子監生分行天下，督修水利。上諭工部曰：“湖堰陂塘，可蓄泄以備旱潦者，因地勢修之。”複諭諸生曰：“周時井田製行，有瀦防溝遂之法，故雖遇旱潦，民不為災。秦廢井田，溝洫之利盡壤，於是因川澤之勢，引水溉田而水利興，惟有司奉行不力，則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分行郡縣，毋妄興工役，毋掊克吾民。”尋給道裏費遣之。明年冬，河渠之役，各郡邑交奏，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水利既興，田疇日辟，一時稱富庶焉。
此與上洪武二十年定天下魚鱗圖冊，均遣國子生而不遣官吏，是明初以社會之事任用學生之成績。水利為農田根本，今天下舊有之堰閘皆壞，河渠失修，旱潦之患，動輒數千裏為一災區。明祖於天下初定，全國大舉為之，建設之偉，無過於此。
明初用國子監生為此兩大事，皆以全國為量，以民生為本。可知其求於士者，絕非後此溺於八股之意。又有一事可以互證者，二十五年秋七月，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恒給由至京師，上問民間疾苦。皆對曰：“職在課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宋胡瑗為蘇湖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田裏，敷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誌聖賢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竄之遠方，榜示天下學校以為鑒戒。此事見《紀事本末·開國規模》篇，而《明史》則載《門克新傳》內。太祖之期待學校師生本意如此。
次言軍事：
《明史·兵誌序》：“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製，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夫所謂得唐府兵遺意，後人於唐府兵之本意，初不甚了然，即於明之兵製，亦沿其流而莫能深原其本。即如唐以藩鎮割據而亡，此在玄宗以前烏有是事之牙蘖。唐之府兵，一變而擴騎，此不過宿衛改用募士耳，猶之明於永樂間改立三大營，景泰中又改團練營，皆不過京營之變遷。至唐變方鎮而開割據之門，明變召募而成民變之禍，則皆純乎忘其本矣。今惟由明之衛所軍以窺見唐之府兵，且知明與唐之初製，其養兵皆不用耗財，而兵且兼有生財之用，兵製之善，實無以複加。此不可不稍詳其製度，以為談中國兵事者作一大參考也。
第一，先考明衛所兵是否即唐之府兵。
《新唐書·兵誌》：“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據此文，即知與《明兵誌》文適合。
第二，再考明衛所兵餉械之所出是否與唐府兵之製同。
《唐兵誌》：“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鍾、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床二，鐮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滕皆一。麥飯九鬥，米二鬥，皆自備，並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又雲：“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據此文，兵一人至一火、一隊，皆有應自備之食糧及用具，而此外又有介胄戎具，則不在內。其尚未能明了者，此所備之時限，是否為每一年期所納之數。既勞其力為兵，又令自備各具與糧，自必因其所耕之田由國家所給，即以此代租稅為出征時之用，而平常之給養自仰於田之收獲，不待言也。觀其軍中置有坊主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可知軍有軍之戶口農桑，絕與無田無宅借餉以糊口之兵不同。至介胄戎具出自何所，《唐誌》皆未言明。此則證以明製，則知皆出於兵之所供，而兵之能供此費，皆由應納之賦稅，有具糧械以納者，尚有如民田所應納之租者在，此應據明製而推知者也。
《明史·兵誌》：“太祖下集慶路，為吳王，罷諸翼統軍元帥，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風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革諸將襲元舊製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諸官號，而核其所部兵，五千人為指揮，千人為千戶，百人為百戶，五十人為總旗，十人為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連比以成軍。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為兵者。其軍皆世籍。此其大較也。”
定軍衛法，《本紀》不載，《紀事本末》係之洪武元年二月，《洪武聖政記》則係之元年正月。《劉基傳》：“太祖即皇帝位，基奏定軍衛法。”則可知自在元年之初，且此為劉基所奏定。《聖政記》亦雲然。
初定之兵數，較洪武元年所定之數略少，非少也，初定時，但定軍製，未定軍籍，故止計兵數，官長不在內。洪武元年所定，則以衛係籍，兵與官皆附衛為籍，世世不改，則並計人數而較增多耳。附籍之後，受地執業，有室家，長子孫。一家之內，為軍及官者一人；其餘人丁，官之子弟為舍人，兵之子弟為餘丁，既為出缺時充補，又為正兵及官調發時或勤操練時執耕稼之事。於是兵非浮浪之人，充兵非消耗之業，養兵非糜費之事矣。其受地執業之製，出於屯田。明之初製，無軍不屯。此衛所之根本製度，亦即府兵之根本製度也。
《食貨誌》：“屯田之製：曰軍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其法最善。又令諸將屯兵龍江諸處，惟康茂才績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飭將士。洪武三年，中書省請稅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征。明年，中書省言：‘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屯田，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詔：‘且勿征，三年後，畝收租一鬥。’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爾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裏，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是時，遣鄧愈、湯和諸將屯陝西、彰德、汝寧、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凰陽。又因海運餉遼，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辟矣。其製：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徙者為民，皆領之有司；而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複租賦，遣官勸輸，誅侵暴之吏。初，畝稅一鬥。三十五年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為本衛所官軍俸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