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以屯田為田賦之一種，故入《食貨誌》，此史館諸臣之不注意於兵事也。今詳為推考，不但知明代兵製之善，並知唐代府兵之真意。又史臣以屯田為《食貨誌》中一事，故民屯與軍屯相雜，其言民屯乃移民墾荒，固為足食之一事；軍屯則既可不棄地利，又能使國無養兵之費，而兵有保衛地方之實。夫責兵以衛民，曰汝職務宜然，此以名義相責，非以身家之利害相共也。兵為無產之人，受甚薄之給養，而為有產之人作保障，其勢不可必恃，來不知其所從，去不知其所向，此種雇傭無根之人而假之以武器，習之以戰陣，謂能使見利而不起盜心，見害而不思苟免，是以勞役待兵，而又以聖賢望兵也。人受田五十畝，兵有產矣；一家占為此籍，兵與地方相共矣，既無從出沒為非，更不能恝視身家所在之地。國必有兵，兵必有製。明兵製之善，史臣不能發揮之，此亦書生之不解世務也。
當洪武之世，極力興舉屯政，然不急於升科，以堅其企業之意。至三十五年乃定科則，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革除以後之紀年矣。軍田一分即五十畝，納正糧十二石，每畝合二鬥四升，是為其受產之負擔。貯屯倉聽本軍自支，所支者兵之月糧，又為其受役之報酬。考明之兵餉，《食貨誌·俸餉》類：“天下衛所軍士月糧，洪武中，令京外衛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鬥，小旗一石二鬥，軍一石，城守者如數給，屯田者半之，民匠充軍者八鬥，牧馬千戶所一石，民丁編軍操練者一石，江陰、橫海水軍梢班碇手一石五鬥。陣亡病故軍給喪費一石，在營病故者半之。籍沒免死充軍者，謂之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二口以下六鬥，無家口者四鬥。又給軍士月鹽，有家口者二斤，無者一斤。在外衛所軍士以鈔準。”據此，則一年支糧十二石為軍餉原則，馬軍、水軍較有例外加增，但是少數。惟軍為屯軍，則利在田業，餉額減半。據軍屯分配成數，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其三七與二八，並非指定七成或八成之軍永為農民，隻是全軍中輪流抽出三成或二成專任軍役，如是則恒有七八成之兵可在農畝，即恒有七八成之兵隻需半餉。夫七八成半餉之兵，是即等於三四成額軍不需給餉也。以三四成餘剩之額餉，給二三成城守之額兵，實餘額餉一二成，為官長及馬兵、水兵等之加額，及上級官之俸給，皆有餘裕，而軍械亦括於其中。據唐府兵之製而互證之，可以了然矣。惟邊地屯種之軍，成數較少，設糧秣不足，運購尤艱，明初更立“中鹽”一法，與籌餉相輔而行。鹽既開中，又興商屯，既給軍，又墾荒，孔子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真謀國之至計也。
《食貨誌》：“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泰和嶺，路遠甚煩，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鬥，給淮鹽一小引。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費省而邊儲充。’帝從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招商中鹽，以為軍儲，鹽法邊計，相輔而行。四年，定中鹽例，輸米臨濠、開封、陳橋、襄陽、安陸、荊州、歸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陳州、北通州諸倉，計道裏近遠，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中納者利否，道遠地險，則減而輕之。編置勘合及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商繳糧畢，書所納糧及應支鹽數，齎齊赴各轉運提舉司照數支鹽。轉運諸司亦有底簿，此照勘合相符，如數給與。鬻鹽有定所，刊諸銅版。犯私鹽者罪至死，偽造引者如之，鹽與引離，即以私鹽論。”
按《史·誌》文微有含混，明初中鹽，當係令商運官糧赴邊遠之地，糧入倉後，給商鹽引，赴產鹽所在之官署，仍納鹽之場價，領鹽赴銷鹽之地，照官定岸地出售。商人習於轉輸，以運糧之勞費，易得鹽引為報酬，領鹽又加運鹽之勞費，運至銷鹽之岸，官為定價，使商有可圖之利。又計銷鹽之地，民欲得鹽，所必需之費，可勝負擔者，而定其價，期不病食鹽之民，而有利於運鹽之商，即更有利於待餉之兵。至國家所課鹽利，仍在官定場價之中，並不因商之開中而有加損，所謂一舉而數善備也。惟洪武四年之則例所定如是，故一小引二百斤之鹽，至少需中米一石；道裏近者至需五石之多。是可知其純以運費計算，非以米價計算也。至雲：“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中納者利否，道遠地險，則減而輕之。”其中有“米直高下”一項，則是令商納米矣。此後來改則例之所定。故《誌》文又雲：“宣德三年。戶部尚書夏原吉以北京官吏軍匠糧餉不支，條上預備策，言：‘中鹽舊則太重，商賈少至，請更定之。’乃定每引自二鬥五升至一鬥五升有差，召商納米。’明一代米價無甚變動，至其末造，俸餉折價，尚以銀一兩作米二石。洪武至宣德初，中鹽之米，額數多寡大異，蓋則例屢改，納米之法亦不同，《史》漏未敘明也。其後至弘治時，廢中鹽之法，令商以銀納課，邊儲遂乏，說見下。
《食貨誌·屯田》下雲：“明初，募鹽商於各邊開中，謂之商屯。迨弘治中，葉淇變法，而開中始壞，諸淮商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邊地為墟，米石直銀五兩，而邊儲枵然矣。”《葉淇本傳》：“淇居戶部六年，直亮有執，能為國家惜財用，每廷議用兵，輒持不可。惟變開中之製，令淮商以銀代粟，鹽課驟增至百萬，悉輸之運司，邊儲由此蕭然矣。”
中鹽之法，軍守邊，民供餉，以鹽居其中，為之樞紐，故曰開中。其始但令商司運，既而改則例直令納粟，蓋又興商屯之法，指邊之曠地，軍所墾不盡者，令商得興屯，所獲之粟，即以輸邊，易引以販鹽。商更無遠道運糧之費，而有領地營墾之利，國家則又多一辟土足食之助力，又所謂一舉而數善備也。開中法廢，商不需屯，淮商固棄墾而歸淮，西北商之業淮鹽者，亦徙家於淮。以專務納課販鹽，鹽遂與邊儲無涉，而多集課銀，徒供暴君汙吏之揮霍。邊備既虛，轉餉一事，勞擾天下，而仍不濟急，民窮財盡，鋌而走險之禍遂以亡明。此其目光，但見一時見金之充積，而不知即使得金不浪用，仍以濟邊，妨屯棄地，購粟運遠，已萬萬不償所失，況一得見金，徒長奢費，不複急顧邊儲，非至邊軍窘急，不籌救濟。而奢費既開，更無複歸節約之日，謂亡明之因即種於此，無不可也。
中鹽之製本起於宋，宋不重視，以為有得有失。明中鹽之為善法，正在商屯，誠實業鹽之商，信國家之法令，鹽墾兼營，不趨歧徑。當時近淮之豪民慫恿變法，不任餉邊之勞，而欲占行鹽之利，以增課之說動葉淇，淇以鄉情而中其說。《明史》不詳其原委，今更以《明通考》補說明之。
《續通考》：“弘治五年八月，令兩淮等鹽引俱召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台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時。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嚐著為令也。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淇本傳》，山陽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米值加倍，明初中鹽每小引，未詳納米若幹，宣德初以為重，而改為至多二鬥五升。時米值每石不過銀五錢，納銀至三四錢，可得米七八鬥矣，故曰‘視國初米值加倍’也。而商無遠運之苦，一時太倉之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華鈺《鹽策議》曰：“洪武、永樂時，內地大賈爭赴九邊，墾田積粟，以便開中。朝中暮支，價平息倍，商樂轉輸，邊免飛挽，士飽馬騰，緩急有備，策至良也。歲引初無定額，皆資主客兵餉，從邊庾受券，不令輕納鹽鹺司也。自司農葉淇為淮商地，此淮商蓋不安於屯墾者。輸鹽一引，輸粟二鬥五升，輕請增額，準改折色，徑於運司上納，於是每引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謂非淮商。無見鹽，淮商在淮有場產鹽，在邊則有屯產粟，故有見鹽。許本場買補，西北商即客商。胥內徙便轉販，而邊計大壞。今正引雖仍赴邊中，餘課悉如淇議矣。正引仍赴邊中者，原額二鬥五升之值仍解邊也。餘課悉如淇議者，增納之銀，均由運司解戶部太倉也。屯廢而邊缺粟，粟價大增，而解以從前之價，如邊計何？”
由以上兩端，見明初之民事軍事製度，純以土地與財政相權，有生財，無耗財。凡以養兵而病國者宜深鑒之。《續通考》：明初製，在外兵馬盡是屯兵，官俸兵糧，皆出於是。帝嚐曰：“吾養兵百萬，要不費百姓一粒米。”故京師屯田，有以遠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者。
史家之言製度，具在各誌。今專提民事軍事之與財政相通者鄭重言之，實以民生之與國計為維係不亡之根本。此外就各誌言製度曆數之如下：
《誌》第一《天文》。《誌》第二《五行》。
以上兩《誌》，不關製度，其學科亦各有專門，當別為研究，不入此講義。
《誌》第三《曆》。
曆法在明代，實仍元舊，而開參用陽曆之端。太祖始為吳王，於元至正二十七年，改稱吳元年，十一月乙未冬至，禦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等上戊申大統曆，戊申為明年洪武元年。《大統曆》為明一代曆書之名，其法實仍元之《授時曆》，但用《大統》為曆名，以為一代之製而已。洪武元年，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回回司天監，本元舊有，元《曆誌》：“世祖至元四年，西域劄馬魯丁撰進《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此為《回回曆》行於中國之時。時元未並宋，在中國隻行於北方。此曆當是用回回法之陰陽合曆。《元史》謂《萬年曆》已不傳，無以明其詳狀。但《回回曆》以彼國之年為紀元之始，建國之日為元旦，其紀元在唐武德五年，其第一元旦為陰曆六月三日。明白置回回司天監，後於洪武三年，與司天監均改為欽天監。三十一年，又罷回回欽天監，以其曆法隸本監，分為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回回，曰曆。蓋回回曆與各占一科耳。正德以後，始覺用《授時曆》法連推日食皆不合，議改而未成，惟以《回回曆》供《大統曆》參考。萬曆末，天主教徒利瑪竇等始來中國，受其學者始議修曆，直至崇禎末始定新曆法為《大統曆法》，未施行而明亡，遂為清之《時憲曆》所取用矣。
《誌》第四《地理》。
明之幅員遠遜於元，元除屬地龐大無倫不計外，其轄於中書省及行省者，尚非明之所能盡有。元之為省十二，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一。其中書省及遼東行省，明已不全，其嶺北行省、征東行省，明蓋無之。明全國俗稱兩京十三省，北京、南京兩轄境皆稱直隸，餘分十三區，各設布政司，即兩直隸與十三布政司也。其建置沿革事屬專門，不入此講義。
《誌》第五《禮》。
《誌》第六《樂》。《誌》第七《儀衛》。《誌》第八《輿服》。
以上三《誌》，樂屬專門；儀衛、輿服乃帝製時代之物，因帝製時代而繁複，今當並入禮製而言，亦俟專門肄之。
《誌》第九《選舉》。
明選舉之法有四，末流專重科目，幾乎止有科舉取土、銓選任官兩事。四為：一、學校；二、科目；三、薦舉；四、銓選。
學校之製，至明而始普及，且為經製之普及。古時隻有國學、郡縣學；守令得人則興，去官輒罷。或因尊師而設書院，皆人存政舉之事。洪武元年七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請天下府州縣開設學校。上嘉納之。事見《紀事本末》。周宗史無傳，惟《興宗孝康皇帝傳》：“洪武元午正月，立為皇太子，帶刀舍人周宗上書乞教太子，上嘉納。”蓋其人專以教育為念，海上書皆及此事。而天下府州縣設學，尤開前古所未有。屢荷嘉納，亦不聞重用其人，特以帶刀舍人言事，可見開國人才之多也。是為天下遍設學校之始。太祖特重學校，往往任國學生為民事奔走全國，說已見前。《續通考》又載：“洪武十六年九月，命給事中及國子生、各衛舍人分行天下，清理軍籍。”則清軍事亦使國子生分任之，又不僅民事而已。《誌》言：“洪武二十六年，盡擢監生劉政、龍鐔等六十四人為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於如此，其為四方大吏者蓋無算也。李擴等自文華、武英擢禦史，擴尋改給事中兼齊相府錄事，蓋台諫之選，亦出於太學。其常調者，乃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初以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遣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後乃推及他省，擇其壯歲能文者為教諭等官。太祖雖間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府縣學生則以貢入太學。《誌》又言：“貢生入監，初由生員選擇，既命各學歲貢一人，故謂之歲貢。其例亦屢更：洪武二十一年，定府州縣學以一二三年為差，二十五年，定府學歲二人，州學二歲三人，縣學歲一人。”此皆舉洪武年事，見太祖於學校定為造就人才之正路。各布政司以僉事為提學官。提學官在任，三歲兩試，每試錄取生員，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師生月廩食米人六鬥，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應科舉者亦必出自學校，是為學校與科舉合一。此終明之世皆然。惟國子監生之不足取重於世，則太祖置學校之本意失矣。
科目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書》《五經》命題，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製義。據《誌》所言，代古人語氣而用排偶者，謂之八股；其他通謂之製義。則製義不盡用八股體，但仿宋經義，則其本指耳。洪武三年，始設科舉，所取之士，寵遇甚厚，乃未幾謂：“所取多後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寡。”遂令有司察舉賢才，而罷科舉不用。至十五年複設。十七年始定科舉之式。蓋太祖時初未以科舉為取士一定之法，其曰後為永製者，乃太祖以後之遷流也。本由唐、宋曆代所行，明代專用經義為試文之體，實由重視宋儒之講學，欲得如朱、陸大儒之師法，以矯古科目專尚詞賦之弊。在太祖猶為可行可止，常與學校、薦舉相參，決不專任科目也。然自專重科目之後，並學校之課程亦集中於八股，提學所以試士者皆以八股文為殿最，則科目固不足盡得士之用，學校更失其造士之本原，此決非明祖所及料。惟遍設學校實始於明。若後世學校之製，參用明祖之意，教以實用之學，使學校不為虛設，而取士則仍憑考試，不以學校之績分為準，所重視者在考試，而學校中求得之機械式文憑，自無所用之矣。至明科舉製中，舉人、進士、翰林之名目，鄉、會試之年分，典試、同考之派遣，厘正文體，防杜關節，一切事實，在科舉廢後，已非必需之知識，專門求之，以訂史實，此行有餘力之事也。
薦舉一途，在漢為得士惟一之路，漢以後亦用之，而參以門第之見，所謂九品中正，設有專官，當時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此鄉舉裏選之積重也。唐之行科舉，正以矯其流弊，在唐尚未盡脫門第求才之習，然終以科舉製之加密，而孤寒登進之路日寬。至宋則為純粹之考試矣。明承宋後，太祖盡複薦舉之法。始克金陵，即辟儒士範祖幹、葉儀；克婺州，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講經史治道；克處州，征耆儒宋濂、劉基、章溢、葉琛；至建康，創禮賢館處之。此皆在太祖起事草創之年，所從薦舉之得人已如此。元至正二十四年，太祖即吳王位，猶稱龍鳳十年，始建百官，即敕中書省，令州縣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間及兼通書律者。既而嚴選舉之禁，有濫舉者逮治之。是為薦舉定為製度之始。吳元年，遣起居注吳林、魏觀等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洪武元年，征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其年冬，又遣文元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各賜白金而遣之。三年，開科舉。然是年仍諭廷臣曰：“六部總領天下之務，非學問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慮有隱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訪。”至六年，則又罷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土，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禮送京師，不次擢用。而各省貢士亦由太學以進。於是罷科舉者十年，至十七年始複行科舉。而薦舉之法並行不廢。時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舉，下至倉庫司局諸雜流亦令舉文學才幹之士。其被薦而至者又令轉薦，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窮居無不獲自達於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勝數。耆儒鮑恂、餘詮、全思誠、張長年輩，年九十餘，征至京，即命為文華殿大學士。儒士王本、杜敩、趙民望、吳源特置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職官誌》：“洪武十三年正月，誅丞相胡惟庸，遂罷中書省。九月，置四輔官，以儒士王本等為之。置四輔時告太廟，以王本、杜祐、龔斅為春官。杜敩、趙民望、吳源為夏官，兼太子賓客。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一月內分司上中下三旬，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尋亦罷。十五年，仿宋製，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二十八年，敕諭群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當是時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奏啟，兼司平駁，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蓋此皆於罷中書省後以充補宰相之職者。賢良郭有道，秀才範敏、曾泰，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翥，起家為尚書。儒士張子源、張宗德為侍郎。耆儒劉堉、關賢為副都禦史。明經張文通、阮仲誌為僉都禦史。人材赫從道為大理少卿。孝廉李德為府尹。儒士吳顒為祭酒。賢良欒世英、徐景升、李延中，儒士張璲、王廉為布政使。孝弟李好誠、聶士舉，賢良蔣安素、蔣正言、張端，文學朱亮為參政。儒士鄭孔麟、王德常、黃桐生，賢良餘應舉、馬衛、許安、範孟宗、何德忠、孫仲賢、王福、王清，聰明張大亨、金思存為參議。凡其顯擢者如此，其以漸而躋貴仕者又無算也。嚐諭禮部：“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征至京師，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於六部及布、按兩司用之。”蓋是時仕進無他途，故往往多驟貴者。而吏部奏薦舉當除官者，多至三千七百餘人，其少者亦至一千九百餘人。又俾富戶耆民皆得進見，奏對稱旨，輒予美官。而會稽僧郭傳由宋濂薦，擢為翰林應奉。此皆可得而考者也。洎科舉複興，兩途並用，亦未嚐畸重輕。建文、永樂間，猶有內授翰林，外授藩司者，而楊士奇以處士、陳濟以布衣遽命為《太祖實錄》總裁官。其不拘資格又如此。自後科舉日重，薦舉日益輕，能文之士，率由場屋進以為榮，有司雖數奉求賢之詔，而人才既衰，第應故事而已。《誌》文所述略如上。人主無用賢之識，亦無求賢之誠，特殊之材遂無以自見，非俯首就場屋試，不能進身，則八股遂為五百年選士之特製矣。
銓選之法，在太祖時不甚重，天下未定，求賢求才惟恐不及，惟必得賢且才者而後用之；既用之後，發覺其非賢或恃才作弊者，誅戮不少貸，法在必行，無情可循。《史·誌》以銓選為選舉之一端，直是後來逐漸設立，太祖時破除資格，略無銓選成法可言。《誌》言：“洪武間定南北更調之製，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後，官製漸定，自學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
此為太祖時一種選法，不過回避本籍而已。始以南北相避，繼則僅避本省，不限南北，學官則並不避本省。
《誌》又言：“初，太祖嚐禦奉天門選官，且諭：‘毋拘資格。’選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監司最多，進士監生及薦舉者參錯互用，給事、禦史亦初授升遷各半。”
此為太祖時又一種選法，以毋拘資格為前提，內而侍郎，外而監司，俱可由選人徑得之。其選人則出自進士、監生及薦舉三種：進士即科舉所得；監生即學校所造成，若今之畢業生；薦舉，則凡官皆為舉人者，惟濫舉則連坐。給事為諫官，分六科，謂之科臣；禦史為言官，分各道，謂之道臣。諫官得封駁詔敕，直規君上之失；言官得參論中外，不避貴近之尊。此等清貴之職，亦使初授之選人居半，定為選額，又不比侍郎監司之不為額定矣。
明初用人之不拘資格至於如此。其所以不開幸門，反能整肅官方者，當時士大夫並不因得官之易而敢於奔競，止有招之不來之患。是何也？一有不稱職，輒遭誅戮，自揣未可僥幸，即避之恐後。此當於全史中理會之，備列如下：
太祖定法律，遵用唐律，為一代之製。然於律外又特定《大誥》。洪武十八年，第一次定《大誥》，其目十條，第十條曰：“寰中士夫不為君用，其罪皆至抄劄。”次年複作《續編》《三編》。《刑法誌》：“凡三誥所列，淩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王謨被征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其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科所由設也。”夫士夫至求不仕而斷指，明祖又誅之而籍其家，且因此勒之《大誥》，定為專條，後有似夏、姚、王諸人者，皆誅死籍沒。蓋既被薦舉，即不許遁免，可知時無奔競之風矣。
太祖時，士大夫初以聲績著，而後不免因事誅死者，就《列傳》所載，其人已夥，專輯之可成一宗類案。其以功臣典兵有威望，遭忌而致死者，尚不在其列。亦每有發為忠言，觸怒而被戮者，如李仕魯以辟佛，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陳汶輝亦以此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死；葉伯巨以言諸王分封太侈，死獄中；王樸以與帝辨是非不肯屈，戮死。如此之類亦多。
洪武中有大獄四：胡惟庸以宰相謀叛，誅之宜也，而連引至數萬人；藍玉恃功驕縱，已不當與謀反同論，死者又數萬人，此猶曰貴臣牽連取忌，別有用意；其餘兩案，一為郭桓案，以懲貪墨，死者亦數萬人，既而知審刑官希指牽引，又論審刑官極刑；又有空印案，跡近作弊，坐死者又極眾。此兩案皆為懲貪杜弊而起，死者如此之慘，皆令士夫懼為君用之故。再分列之如下：
一、空印案。此案《本紀》未載，惟《刑法誌》言：“十五年空印事發。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文書，遇部駁即改，以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寧海人鄭士利上書訟其冤，複杖戍之。”《誌》以此事為洪武十五年，非也。《方征傳》，征以論空印事貶沁陽驛丞，其奏中言：“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下又言：“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則其貶驛丞在十三年之前，其奏已言去年，則又在其前。又方孝孺《遜誌齋集·先府君行狀》，孝孺父克勤以洪武八年被謫，逾年釋歸。又以空印事被逮。九年九月，卒於京師。則是九年事也。又《鄭士利傳》，士利上書訟空印之冤，乃因星變求言。星變乃九年事，求言在九年閏九月，皆為空印案在九年之證。《鄭士利傳》：“兄士元，剛直有才學，由進士曆官湖廣按察使僉事。荊襄卒乘亂掠婦女，吏不敢問，士元立言於將領，還所掠。安陸有冤獄，禦史台已讞上，士元奏其冤，得白。會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覺，凡主印者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戍遠方，士元亦坐是係獄。時帝方盛怒，以為欺罔，丞相、禦史莫敢諫。丞相之官亦廢於十三年，案發在有丞相之日，亦可證非十五年。士利歎曰：‘上不知，以空印為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為天子殺無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士元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尤詳，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書策，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不能行，況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縣決，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裏，近亦三四千裏，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嚐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辭？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複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為陛下惜之！’書成，閉門逆旅泣數日。兄子問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生數百人，我何恨？’遂入奏。帝覽書大怒，下丞相禦史雜問，究主使者。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為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為我謀？’獄具，與士元皆輸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據士利言殺我生數百人，則坐死之主印長官數百人，其佐貳又數倍之，則亦必有受杖戍邊者數千人矣。”
二、郭桓案。《刑法誌》：“其推原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為罪魁，郭桓為誅首。郭桓者，戶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係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時鹹歸謗，禦史餘敏、丁廷舉或以為言，帝乃手詔列桓等罪，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言：‘朕詔有司除奸，顧反生奸擾吾民。今後有如此者，遇赦不宥。’”《本紀》：“洪武十八年三月己醜，戶部侍郎郭桓坐盜官糧誅。”《七卿表》：是年二月，以罪誅者，有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工部侍郎麥至德。蓋皆坐郭桓案而死者。麥至德亦以代尚書而見《七卿表》。其餘六部侍郎以下，據《誌》言多死者，其名不可考矣。此亦明初懲貪之一大獄。
太祖之治汙吏，其奉法無私之略例：《本紀》：“三十年六月己酉，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公主傳》：“安慶公主，寧國主母妹，《寧國主傳》：‘孝慈皇後生。’則安慶亦馬後所生之貴主。洪武十四年，下嫁歐陽倫。倫頗不法，洪武末，茶禁方嚴，數遣私人販茶出境，所至繹騷，雖大吏不敢問。有家奴周保者尤橫，輒呼有司科民車至數十輛，遇河橋巡檢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堪，以聞。帝大怒，賜倫死，保等皆伏誅。”《明通鑒》：“初，詔西番互市，始設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令番人納馬易茶，並嚴禁私茶出境。時倫奉使至川、陝，輒載巴茶出境貿易，所在不勝其擾。陝西布政司檄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家人周保索車至五十兩，蘭縣河橋司巡檢被捶不堪，訴於朝。上大怒，遂坐法，並保等誅之，茶貨沒入官。以河橋吏能不避權貴，賜敕褒嘉。”又《胡大海傳》：“初，太祖克婺州，禁釀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時大海方征越，都事王愷請勿誅，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寧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克婺州在元至正十八年，大敵未滅其一，正倚賴武人之時，而犯令必行，不容寬假如此。至於馬後，患難相依，德性相服，生平恩意極篤，愛婿犯法，誅不逾時，並賞及舉發者。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之一字，為治國之根本，必如是而後破格用人，不開幸門。其後，漸不能握此威柄，則以選政授權吏部，但慎簡一吏部尚書，選法自清。又其後，吏部雖得人，仍不勝有力者無窮之請托，則以拈鬮杜之，以抽簽卻之，遂為較公平之選法，而用才之意荒矣。然而宦官宮妾，每取中旨授官，多不由吏部，此則末世之所謂破格，足以召亂亡而已矣。
《誌》第十《職官》。
明官製初仍元舊，雖多所更張，而以中書為政本，尚是魏、晉以來之傳統。魏、晉以權臣當國，取前代而代之，未取代以前，便於獨握政權，故以錄尚書事之名總攬國政。王肅說《尚書》“納於大麓”，破麓為錄，以附會當時篡奪之製。但重臣柄國，亦未嚐不合古義。古雖六官並列，實以塚宰為總樞，此則明代所取法也。明興仍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為省長官。洪武十三年正月，誅丞相胡惟庸，遂罷省。當未罷省時，六部為中書省隸屬，丞相正一品，平章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參知政事從二品，其下乃為尚書正三品，侍郎正四品。罷省，乃升六部秩，尚書正二品，侍郎正三品。始猶設四輔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未幾，即罷。十五年置大學士，秩正五品，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政歸六部，仿古六官之意，吏部為取人任官之官，責任尤重。二十八年，敕諭群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都督部尚書院都禦史寺列卿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不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當是時，以翰林、春坊看詳諸司奏啟，兼司平駁。是為千餘年來政本之一大改革。禦史台古與省對立，明初改台為都察院，與部並立，是為七卿。外官之製，明初下集慶時，承元之舊，亦設行中書省，自領江南行中書省，時在元至正十六年。至正十八年，克婺州，置中書分省，後複略定地方，即置行省，其官惟無丞相，自平章政事以下，略同中書省。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行省俱為布政使司，凡行省原有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均罷，改參知政事為布政使。十五年，增置雲南布政司。明全國區域為兩直隸十三布政司。蓋自永樂以後遷都北平，北平為北京，遂以北京所屬府州縣為北直隸。永樂十三年，又添設貴州布政司，遂成兩直隸十三布政司，俗稱兩京十三省。初置司與六部均重，布政司入為尚書侍郎，副都禦史每出為布政使。正統以後乃無之。
每布政司所轄，舉世循元舊，猶稱為省。省之長官，為都、布、按三司，都即都指揮使司，布即布政使司，按則按察使司也。元肅政廉訪使，其初原稱提刑按察司，各轄一道，各行省共分二十二道，皆隸於禦史台，直隸內台者八道，稱內道；隸江南行禦史台者十道；隸陝西行禦史台者四道。明初，下集慶時。置提刑按察司，以王習古、王德為僉事。時蓋設官而未設使。吳元年，置各道按察司，設按察使。十四年，置各道分司。十五年，又置天下府州縣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為試僉事，人按二縣，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今各府州縣城多有察院舊址，或裏巷以察院為名者。各處誌書載額編留支錢糧，尚有察院門子等名色。十六年，盡罷試僉事，設定副使及僉事，多寡從其分道之數。二十九年，定分四十一道，此為後來分道之始。唐分天下為十道，乃最大之分區製，即為最高之外官。元廉訪使亦分道，即按察使之職。明以道為按察分司，後又以布政使之參政、參議亦分道，遂均稱道臣。清初尚因之，清中棄，直以道為監司，不屬兩司佐貳矣。而按察使為各省之長官，與都、布並稱三司。
《誌》第十一《食貨》。
《食貨誌》為一代理財之政，國之命脈在是，前已言之。太祖時慎重用財，率天下以儉之道，略已見前。其後來之變遷荒謬，別見後各篇。
《誌》第十二《河渠》。
河自北宋時由北決而南，為大患數百年。至元末，賈魯始定匯淮入海，明初亦常有小決，為河患之常。太祖時未有大舉。運河，以帝都在南，太祖時亦無所注意，惟以水利興農，洪武中修鑿之跡具詳《誌》文。最偉之舉，在二十七年分遣國子生及人材遍詣天下，督修水利，已具前。
《誌》第十三《兵》。《誌》第十四《刑》。
以上兩《誌》，兵之精義已具前。太祖用刑頗酷，說亦見前。惟所刑皆官吏，而非虐民，斯為承大亂之後，得刑亂重典之意，雖非盛德事，而於國本無傷，亦且深有整飭之效也。
《誌》第十五《藝文》。
此非製度，可不必入本講義。但須知明《藝文誌》，乃專載明一代之著述，其於前代典籍存佚，不敢斷定。目錄家於此《誌》功用較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