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專製社會，想要根除貪汙，就如同想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是不可能的。中國傳統政治體製是默許官員在一定程度下貪汙的。事實上，傳統財政製度中可鑽的空子多得不勝枚舉，貪汙對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都不是難事。在大部分時候，貪汙之所以能被限製在一定範圍之內，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學價值觀有效運轉下人格操守的約束，再一個是從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也就是說，最高統治者的反腐決心和虎視眈眈的監視。
在乾隆晚年，約束腐敗的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他們的所作所為隻有一個不變的指針，那就是現實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濟、“多從寬厚”，更帶頭腐敗，為貪官們樹立了榜樣。乾隆盛世的經濟發展也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空間。在乾隆前期，大清經濟一直高速成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人口從一億增長到近三億。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斂的基數比以前擴大了數倍。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腐敗如同細菌遇到了適合的溫濕度和酸堿度，在號稱英明的乾隆皇帝眼皮底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經千瘡百孔了。
乾隆中後期，腐敗形勢呈現以下幾大特點：
第一，涉案數額從小到大，腐敗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繼雍正肅殺之後，貪汙案件極少發生。偶有發生，貪汙額亦不大。乾隆前期處理的幾個案子，少者數千兩，多者也不過數萬兩，極少有上十萬者。像提督鄂善收賄銀千兩，即被處死。到了中後期，腐敗案接連暴發，涉案金額成倍、成十倍增長，官員貪汙動輒數萬、十萬數、數十萬。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個小小的威寧州知州劉標就侵蝕公帑二十九萬兩之多。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個小小的鬆崗站站員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