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他統治的中後期雖然逐漸“寬厚”，對腐敗的容忍度越來越高，但是也並非無所作為。
除了“甘肅冒賑案”，乾隆中後期還處理了很多其他大案，有人總結為“乾隆後期六大案”。比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發生的“新疆捏報糧價案”，新疆烏魯木齊各州縣很多官員在收購糧食時大規模捏報糧價，侵吞國帑。小麥一石不過八九錢至一兩零九分，州縣卻上報每石一兩八九錢，多出的錢就進了官員的腰包。乾隆皇帝因為此案，將地方官員湖圖裏、索諾木策淩、窩什渾、德平、伍彩雯、王喆等處死。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禦史錢灃上疏彈劾山東巡撫國泰與布政使於易簡貪縱營私，勒索屬員，虧空近二百萬兩。乾隆查明後，將二人判決“斬監候”，前後兩任山東按察使也因失察，都被降職。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因兩廣總督富勒渾貪汙，並縱容家人滋事，乾隆命人查辦，判決“斬監候”，其家人處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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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辦了數次大案，然而這些案件的震懾效果卻遠不如前期。一邊不斷查處大案，一邊官場上的腐敗卻是一發不可收拾，“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乾隆雖誅殺不少高官，但收效甚微，“然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焉，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為自全之地。”[1]
這是為什麽呢？
第一個原因是我們在前麵已經討論過的財政製度。在通貨膨脹越來越厲害的情況下，原有的財政收支平衡已經被打破，地方政府普遍入不敷出，所以不改革財政製度，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
除了這方麵的原因，乾隆晚年懲貪失敗還有許多個人因素。第一個就是他的情緒型執法。
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反複宣稱“劣員多留一日，則民多受一日之殘，國多受一日之蠹”[2]，這傳達出的信息是，他對貪腐零容忍，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乾隆這個人為政崇尚乾綱獨斷，往往根據自己的親疏好惡來進行判決，有時就難免因人立法，庇護親信。比如他處理雲貴總督李侍堯的案件就非常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