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通過一組詩公開發表聲明，說自己的妻子與自己的好友發生了外遇，他要離婚。這件事既可以說駭人聽聞，又可以說無奇不有。
《毀家詩紀》的第二首是：
擾攘中原苦未休，安危運係小瀛洲。
諸娘不改唐裝束，父老猶思漢冕旒。
忽報秦關懸赤幟，獨愁大劫到清流。
景升兒子終豚犬，帝豫當年亦姓劉。
本詩字麵上寫的是1931年至1937年初發生的國家大事：一是東三省被日軍占領，一是西安事變，“景升兒子終豚犬”，這是曹操的評價，說劉表的兒子都是豬狗，這句的殺傷性非常大，罵人不孝乃至於此。罵的這個“兒子”就是張學良，鬱達夫認為東北淪陷跟張學良有很大的關係，至於西安事變，張學良也是主導者。盡管鬱達夫是中國左翼力量的代表人物，但他已經形成了對張學良的一種固有看法，所以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貶低。
盡管詩裏沒有提到什麽私人問題，但如前一首一樣，還是在自注中有所透露。鬱達夫說，曾經讓王映霞到福州來跟他一起住，但住了幾個月，王映霞就回到了浙江。在此期間，杭州的家中不時有人傳講王映霞形跡不檢，但鬱達夫表示自己不信。期間，王映霞還告訴他一件事，許紹棣夫人久病難愈，許情深義重，請醫生打了一針，讓許夫人“安樂死”。但按照民國的法律，擅自給病人進行“安樂死”，是要負法律責任的（哪怕家屬認可也不行）。
這裏有必要介紹一下許紹棣。他是浙江臨海人，畢業於上海複旦大學，後來成為國民黨浙江黨部的宣傳部部長，一路升到了浙江省教育廳廳長之位。許紹棣在近代史上的名氣，除了這一“桃色事件”，還有就是被魯迅罵過——魯迅說自己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自由同盟”的時候，就因為許紹棣的告發，導致國民黨通緝他，不得不在內山書店躲了一個多月，才消此厄難，因此，他就罵許紹棣“陰險無恥”。
按理，近代史上的這些人，一旦被魯迅罵過，很難有什麽好下場。但許紹棣除外，有人評價他在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的位置上做得非常好，是一個方正清廉的官員，而且事情也做得非常好，主要功績是發展教育文化事業，同時還兼任當時的《民國日報》社長，1949年後到台灣，成為“中央日報”的董事。
按理，許紹棣也算是鬱達夫的好友，二人在上海、杭州兩地交情匪淺，王映霞也是通過丈夫才認識的許紹棣。這種“朋友妻，不可欺”的江湖邏輯，許紹棣不可能不知道吧？那為何又偏要惹出一段事來呢？
後來，王映霞在自傳裏也有這麽一段回憶，她說：“俗話說：做人難、難做人、人難做、做難人。我和鬱的爭吵、出走、最後離異，凡事種種似乎均歸之於我與許紹棣相識為導火線。”說明她對這件事的態度跟鬱達夫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各有各的證據。那麽問題就來了，是否許紹棣這個“中間人”出了什麽問題呢？
在《毀家詩紀》的第三首中便有說明：
中元後夜醉江城，行過嚴關未解酲。
寂寞渡頭人獨立，滿天明月看潮生。
這首詩根據鬱達夫的自注我們可以知道，在上海見了郭沫若後，局勢日漸緊張，由於日軍占領了海上通道，他隻能從陸路進入福建，於農曆七月十六夜到了嚴州，一路曉風殘月，行程之苦，前所未有。到了福建，他將王映霞安排在阜陽的避難處，這裏是鬱達夫的老家，他給王映霞租了一間房子。但住了不滿兩個月，王映霞就抱怨生活太苦，隨許紹棣去金華、麗水同居了。這是鬱達夫注裏麵的原話，說自己的妻子跟好友去同居了。
接著，鬱達夫又寫：“其間曲折我實不知，隻聽得從浙江來的朋友講，說許廳長新接的一夫人倒很快樂，我一直一笑付之，但我深知許廳長為我的好友，又為浙江省教育界領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絕不會做，況且日寇在各地之**擄掠，日日見諸報上，斷定在我們自己的抗敵陣營裏，當然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但是人之情感，終非理智所能製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
言下之意，就是欲望能掩蓋人的理智，所以“我一接到映霞和許君同居信後，雖屢次電促伊來閩”。當時的情況是，王映霞離開阜陽之後，確實住到了麗水附近的浙江省政府機關臨時辦公住宿地點，她帶著三個小孩住在樓下，許紹棣因為自己的夫人也去世了，也帶著三個小孩避難到這個地方，住在樓上。一個單身父親，一個單身母親，都帶著三個小孩，互相照應之類的事情，也是人之常情。
在這段時間，有人去福州探望鬱達夫，口稱：“一座精致、寧靜的老式庭院裏，隻住著鬱達夫和一個幫忙的女傭人。”他打聽王映霞和子女的消息，鬱達夫隻是淡淡地說“映霞回杭州去了”，而這位女傭人也幫腔說“太太來福建不久，就說去杭州搬東西，去了幾個月沒回來”。
顯然，鬱達夫不願意談起此事，那麽到底王映霞跟許紹棣是不是有這樣的關係？如果沒有，那麽二人分分合合之下，王映霞為什麽還是不願來福州與鬱達夫同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