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難斷家務事，像鬱達夫、王映霞糾纏往複的愛情婚姻問題，確實不好妄下評論。或許，我們可以站在今人的立場和倫理，來分析這些事，但這種時空的差距下的點評，是否具有意義很難說。所以，看一看與二人身處同一時代的那些人，他們的評判如何，就顯得很重要。
當時，由於鬱達夫在政治上偏向左翼，市麵上很難買到關於他的著作。不過，名人的八卦就像招惹蜜蜂的鮮花，始終被人覬覦，有好事者偷偷為鬱達夫和王映霞編了一部紀念集，裏麵介紹了他們兩個人的生平，婚變的始末，還有鬱達夫到南洋之後的一些經曆。這對於研究鬱達夫和王映霞，是非常好的資料。
紀念集的序，用了易君左的文章，他也是民國名人，鬱達夫的好朋友。他這篇文章題名《我所認識的鬱達夫》，在他看來，鬱達夫的一生很像清代著名詩人黃景仁：
黃仲則是景仰李太白的，達夫自然也有些像李白。也許自古天才詩人大抵都如此。而達夫之可愛處，卻並不在其天才之優越，詞藻之華麗，而在其性情之天真，氣節之堅定。凡同達夫接近的，一定都會感覺到：他隻是一個真字，沒有一點虛偽。當年在上海，我和創造社的幾個朋友都受職於泰東書局當編輯，雖同住在一起，而不知如何，同我好的隻是一個鬱達夫。對於郭沫若和成仿吾，便覺有點格格不相入。何以故？真偽之分也。所以，以後雖與達夫常有時間上空間上的隔離，但無時無刻不懷念他。使我最懷念他的一點，即是他在創造社裏是一個戛然獨造的作家，不受任何牽連影響，亦不牽連影響任何作家。換句話說：他是一位有善良純潔的靈魂而又不搞政治和黨派的作家，亦即是自由獨立的作家。在這一點上，他創造了創造社；反之，郭沫若等不在這一點上，毀滅了創造社。[27]
鬱達夫、郭沫若都是創造社的主將，易君左對他們兩個人的評價顯然不同，認為郭沫若有些虛偽，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到，易君左本人在政治上是偏向右翼的，而郭沫若本人則是共產黨的秘密黨員。因此易君左對郭的評價，未免有些情緒化，可除了這些，真性情的鬱達夫肯定有其可愛之處。
易君左在文章結尾提到了鬱達夫的婚姻，寫得非常深情：
在他生存時，不少人罵他為浪漫派、頹廢派，連同與他一起搞文藝革命運動的夥計們，也盡量的排擠他，誣蔑他。直到了蓋棺論定的今天，恐怕還有一些人仍然不曉得鬱達夫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也仍然還有一些懷疑他的浮言；然而，事實是擺在我們麵前的。至少，我個人可以提出保證，就我所知道的鬱達夫的曆史，其一生有兩大特點：最忠於自己所愛的女人和最忠於自己的國家民族。可以說，他為女人而生也為女人而死的，他生於國家民族內憂外患之時，死於國家民族危亡顛沛之際。他不像那些自我宣傳，誇大狂，朝三暮四，矯揉造作，虛偽陰險……的文人們，他隻是一個善良的靈魂，純潔的書生，和對女人有特別興趣的小說家，以及對國家民族熱戀著的愛國詩人而已。
這就是易君左對鬱達夫的蓋棺定論。
總體來說，易君左對鬱達夫這番評價的基調就是“瑕不掩瑜”。
從我個人的感覺來說，鬱達夫和王映霞的這段感情，就是一出徹頭徹尾的悲劇，這出悲劇既跟他們各自的性情有關，也跟那個時代有關。
作為今人，我們分析王映霞到底有沒有外遇，有沒有出軌，搞清楚這些事實已經不重要了。晚清民國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不少女性走上了一條獨立之路，去追求自由、追求獨立、追求愛情，但往往不少名氣較大的女人，其結局都談不上幸福，有的甚至因此身敗名裂，身後又得不到世人的同情與理解。究其根本原因，在於女性一直不是生活在一個被公平友善對待的世界。表麵上看，男女平權，女性有了空前的自由，但那些都是一些“部分自由”，比如婚姻自由，但財務不能自由。法律規定男女平等，而實際的社會地位，卻不能平等，比如教育、就業、繼承權方麵的不平等仍然存在。這種“部分的自由”對女性來說，就是一個陷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王映霞的遭遇讓人心疼。
與鬱達夫同時代的人，大多批評王映霞，說她膚淺、愛慕虛榮，這些都是導致二人婚變的主要原因，卻少有人提及鬱達夫的私生活混亂問題，而且一旦王映霞稍有一些不合他意的舉動，他就會生氣，即便自稱原諒了王映霞，事後也是耿耿於懷。甚至當著外人的麵，喝了酒數落王映霞是**婦。所以，我們看到他把夫妻間的事情，可以以《毀家詩紀》這樣的方式公開發表，並且在報紙上刊登尋妻啟事那些出格之舉，就不難理解了。
遺憾的是，並不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的悲劇，到了今天還在上映，正如我所呼籲的那樣，當今世界對女性來說，並沒有給予與男性平等的對待。我講的民國八卦，固然有太多的男女之事，主角也多是女性，但我之本意，並非嘲笑與鄙視，更多的是一種同情和理解，鬱達夫與王映霞的故事，大概就是典型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