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靜之在回憶錄裏透露的關於王映霞與戴笠間的種種風流事，說到底隻是孤證，沒有其他人就這些事情提出類似的證據或文字，但隻要經過對考察周邊各種人或事，以及各種關係加以邏輯推理，我們如果能得出一個符合孤證所指的方向，那麽這個孤證十有八九就是成立的。
拋開汪靜之的回憶錄，從邏輯的立場來分析，隻有從戴笠的本人的情況入手，來進行考察。
如何考察？隻有從戴笠與王映霞在生活中的交集談起——杭州的那一段是汪靜之說的，可以拋棄，但到重慶後，這段時間二人處在同一座城市長達數年，最有可能發生某種聯係。再加上這段時間王映霞先後輾轉國民政府婦女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外交部等多個部門工作，這種經曆可非同一般，要知道當時一些知名人物在重慶謀生都非常困難，何況位卑言輕的王映霞。一種解釋是：她是鬱達夫的前妻，鬱達夫在印尼遇難，政府為了體恤烈屬，所以待遇優厚；另一種解釋就是：有貴人相助。基於此，汪靜之就揣測這一切是戴笠給她安排的。
看似還算合理，但實際情況是，當時戴笠另有一段更著名的緋聞，也就是人所共知的與電影明星——影後胡蝶，二人在重慶同居。這件事最先是由戴笠在軍統的手下沈醉爆料的。
關於胡蝶無需多說，隻講她如何到的重慶。
侵華戰爭全麵爆發後，原本在上海的胡蝶逃難到了香港，本打算在那裏定居，拍幾部電影維持生計，沒想到1941年底香港也淪陷了，經過半年的周折，胡蝶再度離開香港到了重慶。據胡蝶自己在回憶錄裏透露，離開香港是因為日本人想讓她拍電影，她不願意拍，偷偷跑了。可是經過考證，這裏麵另有隱情。
胡蝶曾有一位日本朋友，叫和久田幸助，二人關係非常要好，一直到抗戰勝利後，還有來往。這位和久田幸助也寫過回憶錄，他對胡蝶離開重慶卻有另一番說辭。當時，一位從東京到香港來視察的日本軍官打算請胡蝶吃飯，就讓司機去接她，胡蝶最初也是答應去的。一行人在路上遭到日本憲兵隊的盤查，估計憲兵太忠於職守了，明知這是長官的車，還要強行檢查，讓小車停在九龍油麻地渡船碼頭，這麽一個人來人往的地方，同時讓胡蝶走下車罰站，還一邊予以各種辱罵。事後，和久田幸助答應胡蝶一定要幫她把這個憲兵找出來，狠狠處罰，但已是驚弓之鳥的胡蝶徹底害怕了，找準機會逃到了重慶。
彼時，胡蝶已經與粵劇大家潘有聲結婚七八年了。到了重慶後，潘有聲就被任命了一個駐外的職位，這個職位是誰幫忙安排的呢？按沈醉的說法，就是戴笠。戴笠的初衷當然是瞄準了胡蝶，通過這種所謂的恩惠，逼胡蝶委身於己。為此，戴笠還專門為胡蝶修造了公館，金屋藏嬌，與之同居。後來戴笠還跟胡蝶約定，抗戰勝利後，胡蝶離婚，然後兩人結婚。不幸的是，戴笠在抗戰勝利半年後因空難去世。
關於這一段，皆出自沈醉的回憶錄《我這三十年》，在文中他的老上司戴笠儼然就是一個色鬼，不僅霸占胡蝶這樣的女明星，手下人的妻子或女兒也逃不過他的魔爪，甚至自己培養的女特務，也和他有一腿，最後還分配給下屬做小妾。
但到19世紀80年代後，沈醉對回憶錄做了一些修改，其中有一段關於胡蝶與戴笠的。原版說胡蝶的丈夫潘有聲很懂得明哲保身，自從老婆被戴笠占有後，他在美人和金錢不可兼得的情況下，決定寧可犧牲老婆，也要利用這個機會發一筆橫財，他知道如不這樣，身上不知道什麽時候會被手槍穿幾個窟窿。於是，戴笠答應給他一個戰時貨物運輸局專員的頭銜，讓他放手去做投機走私的生意，他便長期住在昆明，很少到重慶和胡蝶會麵，正好成全了戴笠。
沈醉1960年代初稿出版時，胡蝶和潘有聲尚在人世。到1980年代，該書再版，沈醉就刪掉了這段。
而在胡蝶的回憶錄裏，盡管對自己離開香港的說法有一些含混不實的敘述，卻也多少可以理解，這種迫於**威不得不在淪陷區低頭的做法，其實非常無奈和尷尬，所以她對這段經曆不願詳細去講。於個人而言，那是一段屈辱的生活。而國土恢複之後，這段屈辱的生活如果真講出來，必定又得不到輿論的理解和同情，反而會成為一個汙點。所以，胡蝶在回憶錄提到這一節的時候，說自己拒絕跟日本人合作拍電影而逃離香港，這顯然比她說去赴日本軍官的宴會受到辱罵、憤而離開香港要好得多。
但是除了這些實在不願說出的往事，其他一些事情，胡蝶還是要為自己討個公道的，比如麵對沈醉的造謠，她寫道：“我和有聲雖然辛苦，但也享受著夫唱婦隨、同甘共苦、怡然自得的日子，現在回憶起那段日子，也仍然是辛酸中含著甜蜜的。有聲是個愛護家庭的人，對我對子女恪盡為夫為父的職責。”事實上也是如此，抗戰結束後，夫妻兩人就帶著兒女去上海短暫居住了一段時間，後又回到香港。直到潘有聲去世，胡蝶一直都陪伴在他身邊。
其實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很多學者就對沈醉的回憶錄提出了強烈質疑，特別是其中關於戴笠與胡蝶關係的描寫。
沈醉的說法是：胡蝶與戴笠開始有關係始於1942年，到了1943年，戴笠就與胡蝶一直秘密住在他的城鄉公館裏。然而，真正的史實是：1942年胡蝶尚在香港，下半年輾轉到了廣東曲江，11月底才來到重慶；1944年又參加主旋律電影《建國之路》的拍攝外出，到當年秋天才返回重慶。所以，戴笠與胡蝶二人在重慶單獨相處的時間不過1943年一年以及1944年10月到1945年秋天，這兩段時間（抗戰勝利後不久胡蝶就去了上海），滿打滿算，最多兩年不到。沈醉作為戴笠身邊的人，說二人同居了好幾年，顯然出入太大。
至於胡蝶本人對此的回憶，顯然是看過沈醉所說後才寫的。不過她很高明，並沒有針鋒相對地為自己辯護，隻是輕描淡寫地說道：關於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傳言，而且以訛傳訛，成了有確鑿之據的事實，現在我已年近80，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齡也算得高壽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實是很短暫的，對於個人生活瑣事，雖有訛傳，也不必過於計較，緊要的是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胡蝶說這段話可信度還是很高的，她與潘有聲本也是二婚，潘有聲其人，也不是大富大貴、有權有勢的人，以胡蝶在全國的名氣，在電影界的地位，如果真是貪慕虛榮，完全可以嫁到一個達官貴人。由此可見，依照胡蝶在婚姻上的這種選擇，證明了她不可能會迫於強權，與戴笠有什麽關係。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胡蝶正在北京拍電影，回到上海後，讀到了彼時的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為她寫了一首打油詩：趙氏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哪管東師入沈陽。這首詩是在諷刺張學良，東北被日本人占去，原本駐防東北的張學良，不思進取，但馬君武偏偏把胡蝶也給帶了進去，這讓她非常生氣，立即在《申報》上發表抗議，而且她在電影公司的諸多同事，也集體聯名發表啟示，以證明她的清白。晚年的時候，胡蝶短暫去過台灣，有人曾介紹她與張學良見麵，被胡蝶婉言謝絕，說“既未相識，就不必相識了”。
彼時，如果能與張學良這種有權勢的人沾上些關係，不管是否屬實，一些覬覦名位之輩反而會很高興。而且這件事，當事人之一的張學良本人也沒有出麵辟謠，對於一般女性來說，她們更不會主動申請辟謠，但遇上的是胡蝶，她做出了最激烈的應對，可見其性格的剛烈。
再回到沈醉回憶錄裏針對胡蝶的不實說法，他為什麽要這麽寫呢？因為他當時是戰犯，按照慣例，這種回憶錄隻有對他以前共事過的國民黨人罵得越狠，他自己的問題才會被很好地諒解，所以在回憶錄裏，他很可能虛構了不少內容。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除了針對胡蝶和戴笠，沈醉還把話題指向話劇演員白楊、電影演員陳雲商，聲稱二人都與戴笠有關係。“文革”期間，白楊就因為這件事被審查了八年。
20世紀80年代沈醉重新修訂回憶錄時，可能是良心發現，刪去了一些東西。其實，他如果不造謠戴笠與胡蝶的事，外界就完全沒人知道。所謂“無風不起浪”，戴笠在近代史上的評價很複雜，他權力太大，又身在體製內，難免樹敵眾多，這些敵人應該是樂於傳播此類花邊新聞的。另外，蔣介石自與宋美齡結婚後，對婚姻與家庭有著非常正的價值觀，同時也提倡“新生活運動”，對手下也應該有這方麵的要求，像戴笠這樣擔任要職的人，如果在價值觀上跟他不契合，他如何肯重用？
現在查遍浩如煙海的史實資料，隻有沈醉一人直截了當地揭露了戴笠的生活問題，再沒有第二個人“原創”出這樣的故事，這顯然是有問題的。
正如汪靜之揣測戴笠與王映霞的關係，也隻有他單方麵的說辭，其他人都沒有這樣的說法，他這樣做的動機，也許隻是單純地同情鬱達夫，不像沈醉寫戴笠與胡蝶，為的是政治目的。
之前我們提到，白楊因為沈醉在回憶錄裏的汙蔑，在“文革”中遭到審查，可王映霞並沒有，她唯一一次被調查是在1952年自己的國民黨身份，幸虧她昔日隻是“口頭入黨”，沒有相關證件，所以在短暫拘留就被放了出來。試想，如果她真與戴笠有關，就算躲得過19世紀50年代的審查，也逃不過十年浩劫。
基於此，我們相信，王映霞與戴笠並沒有感情糾葛。所有的揣測可以加以想象，但最好不要輕易下結論。因為人的情感本來就是一個很複雜、很微妙的東西，特別是曆史人物的情感，確定它，需要的是切切實實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