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汪靜之晚年有一部回憶錄，於1993年在海外發表，因為當時身在大陸的王映霞還在世。在回憶錄裏，透露了王映霞當年在武漢曾瞞著出差公幹的鬱達夫、由汪靜之陪著去醫院打胎。汪靜之猜測這件事跟戴笠有關。
抗戰勝利後，戴笠又幾次幫王映霞的再婚夫“找工作”，還送給王一座宅院，如此總總，讓人不得不心生疑慮：戴笠與王映霞之間的關係是否屬實。若要理清這一段，就有必要從二人的相識說起。
根據戴笠的年譜，他最先是認識鬱達夫的。1933年4月，戴笠時任軍統二處處長，局長是陳立夫。而這一年，鬱達夫與妻子王映霞剛從上海遷居到杭州，營造了一間“風雨茅廬”。戴笠的年譜上講，到當年7月，鬱達夫宴請杭州警察局局長，把戴笠也叫去作陪。另據鬱達夫本人的日記，1936年他在福州時，戴笠還叫人送酒給他。以上表示兩個人的關係一直不錯。
而正是在此期間的1932年春節，鬱達夫帶走了家裏的存款，回阜陽跟原配妻子孫荃過年，將王映霞母女三人丟在杭州家裏。而且一直到後來王映霞與他分手，鬱達夫也沒有和孫荃離婚，這讓王映霞一輩子都記恨這件事。不管怎樣，在戴笠現身的這幾年，正好也是鬱達夫、王映霞關係很尷尬的時候，這裏麵或許就有些問題。
據王映霞本人說，自己不太喜歡交際應酬，與鬱達夫熱衷社交恰好相反。但在當年杭州的社交聚會上，不少友人卻對王映霞的印象非常深刻，據當時在杭州留學的一位日本學者介紹，王映霞不論打扮還是做派，都非常有交際明星的氣質，喝酒也很豪爽，交談也非常入流。因此，汪靜之才會說：“凡是鬱達夫認識的朋友，王映霞都特別熱情的接待，都願意與他們好好的交際。”
那麽有證據證明，戴笠也是王映霞非常願意熱情接待的對象嗎？
據當時的福建省主席陳儀秘書蔣受謙回憶（他與鬱達夫相識，大約也在杭州參加過鬱家的宴會）：戴笠跟鬱家的關係非常好，可以用“不速之客”來形容，不用打電話，不用預約，直接就可以上門，吃飯的時候還給傭人小費，非常大方。然而當時的情況是，鬱達夫自己家境並不太好，他是請不起傭人的，唯一能充當傭人角色的，不就是王映霞嗎？這就是說，戴笠給王映霞看賞，等於是給鬱家補貼家用。
當時戴笠37歲，除了軍統二處處長這樣一個身份，他還是浙江警官學校的特派政治員，所以他一旦到杭州的話，多半是為了公務，因公出差，而且出手還特別大氣，這對愛慕虛榮的王映霞來說（汪靜之觀點），不是很大的**嗎？
鬱達夫作為當時著名的作家和詩人，圍繞在他身邊的肯定不乏一些附庸風雅的官員，但也沒必要談虎色變，好像這幫人結交鬱達夫的目的，就是為了拐走人家的妻室。古語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就是說像紂王那樣的人，雖然我們現在對他的評價不高，但看看曆史上對他的描述，確實又太突破我們的常識所能接受的程度了。
言下之意：穿鑿附會之辭有時會幹擾我們的思想。比如戴笠，史上對他的評價是兩極的，大多數人認為他是壞事做盡，但與他同事過的人，都說他是一個非常遵守傳統道德的男子，就像外界評價許紹棣一樣，有人說他方正清廉，魯迅則罵他無恥。當然，這僅僅是一句題外話，不加贅述。
通過在杭州的走動，戴笠與王映霞應該說經常見麵，也就加深了彼此的印象。到了後來，隨著時局不堪，國民政府搬遷到了重慶，上層人物紛紛西遷。這時候大約是1940年，王映霞終於宣布與鬱達夫離婚了。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也不能叫離婚。隻是王映霞自己在幾家重要的報紙上發表啟事，說鬱達夫：“思想行動浪漫腐化，不堪同居。業已在新洲無條件協議離婚，脫離夫妻關係。”有意思的是，二人沒有結婚證書，但卻有一個離婚協議書，相當於結束同居生活。
1940年7月，王映霞從新加坡輾轉來到重慶，先是在婦女指導委員會做保育員，次年的夏天，來到軍事委員會做秘書，很快又調到外交部，擔任文書科的科員。1942年的春天與鍾賢道結了婚。鍾賢道是當時國民政府的外交元老王正廷的學生，當時在重慶華中行業局任職，二人的婚姻，正是王正廷做的媒，婚禮也辦得很隆重，據說當時的中央電影製片廠還專門拍了新聞紀錄片。著名的詩人、作家施蟄存，還特意為婚禮賦詩一首，最後一句是：“蹀蹀禦溝歌決絕，山中無意采蘼蕪。”這其實就帶點諷刺意味了，山中無意采蘼蕪，意思是數落王映霞忘記前夫。對於二婚，王映霞自己曾說過一段話：“我想要的是一個安安定定的家，而鬱達夫是隻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對於婚姻，對於女子的嫁人，那中間的辛酸我嚐夠了，我可以用生命、人格來擔保，我的一生是絕不發生第二次痛苦了。”
在王映霞看來，她既不要名士，又不要大官，她隻希望一個老老實實、沒有家世、身體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禮待她的男子，而鍾賢道正好是這種人。
到了1980年，鍾賢道逝世了，王映霞則於2000年過世。她總結自己的婚姻說：鍾賢道是個厚道人，正派人，我們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他給了我許多溫暖安慰和幸福。對家庭來說，他實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好祖父、好外公。
插了這麽一段關於王映霞二婚的往事，那麽，接下來我們就要正式說一下戴笠與王映霞的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