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汪靜之晚年有一部回憶錄，於1993年在海外發表，因為當時身在大陸的王映霞還在世。在回憶錄裏，透露了王映霞當年在武漢曾瞞著出差公幹的鬱達夫、由汪靜之陪著去醫院打胎。汪靜之猜測這件事跟戴笠有關。
抗戰勝利後，戴笠又幾次幫王映霞的再婚夫“找工作”，還送給王一座宅院，如此總總，讓人不得不心生疑慮：戴笠與王映霞之間的關係是否屬實。若要理清這一段，就有必要從二人的相識說起。
根據戴笠的年譜，他最先是認識鬱達夫的。1933年4月，戴笠時任軍統二處處長，局長是陳立夫。而這一年，鬱達夫與妻子王映霞剛從上海遷居到杭州，營造了一間“風雨茅廬”。戴笠的年譜上講，到當年7月，鬱達夫宴請杭州警察局局長，把戴笠也叫去作陪。另據鬱達夫本人的日記，1936年他在福州時，戴笠還叫人送酒給他。以上表示兩個人的關係一直不錯。
而正是在此期間的1932年春節，鬱達夫帶走了家裏的存款，回阜陽跟原配妻子孫荃過年，將王映霞母女三人丟在杭州家裏。而且一直到後來王映霞與他分手，鬱達夫也沒有和孫荃離婚，這讓王映霞一輩子都記恨這件事。不管怎樣，在戴笠現身的這幾年，正好也是鬱達夫、王映霞關係很尷尬的時候，這裏麵或許就有些問題。
據王映霞本人說，自己不太喜歡交際應酬，與鬱達夫熱衷社交恰好相反。但在當年杭州的社交聚會上，不少友人卻對王映霞的印象非常深刻，據當時在杭州留學的一位日本學者介紹，王映霞不論打扮還是做派，都非常有交際明星的氣質，喝酒也很豪爽，交談也非常入流。因此，汪靜之才會說：“凡是鬱達夫認識的朋友，王映霞都特別熱情的接待，都願意與他們好好的交際。”
那麽有證據證明，戴笠也是王映霞非常願意熱情接待的對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