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鬱達夫的《毀家詩紀》說了不少，突然冷不丁跳出一個懸案：除了許紹棣，王映霞是不是與當時著名的特工之王戴笠也有過一段風流韻事？
在展開解析前，有一個話題似乎必須得說一說，那就是鬱達夫與王映霞是如何相識的？他們一起度過13年的時光，為什麽到頭來會發生衝突、導致婚變？為什麽又是許紹棣，又是戴笠，王映霞就真的那麽博愛嗎？
最開始，鬱達夫和王映霞是在1927年的1月認識的，兩人在香港《星島日報》刊登離婚啟示，則是1940年5月。相識的時候，鬱達夫與王映霞年紀雖然不是特別懸殊，但畢竟鬱達夫當時已經與孫荃結婚七年，與幾個孩子住在北京。已婚人士和未婚人士在婚姻之內進行交往，不管是在今天還是民國，都是一件不道德的事。但鬱達夫與王映霞硬是打破了傳統，兩人從認識到定情，也隻有50天的時間。
不過在王映霞決定與鬱達夫在一起的時候，提了一個條件，即你一定要離了婚再說。鬱達夫最開始是答應的，後來又反悔了，他本人在日記裏講到過這種矛盾的心態：“對於王女士的私情說起來實在可笑，到了這樣的年紀，還會同初戀期一樣的心神恍惚，或者說想王女士想得我要死。但我在無意識的中間，也在思念北京的兒女，而目前問題尚未解決的兩個女性，人生的矛盾，真是厲害。”
而對於解決方案，鬱達夫在糾結再三後，最終還是選擇既要得到王映霞，也不願與自己的發妻離婚，他有一段日記是這樣寫的：“我時時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時時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兒女，一想起荃君（孫荃）的孤獨懷遠的悲哀，我就要流淚。但映霞豐肥的體質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離的在追迫我。”
看上去，鬱達夫是在很直接地描述自己的矛盾和困惑，但他的行為也非常堅決：既不與老婆離婚，也要與王映霞在一起。因此他在1927年3月26日的日記中非常直白地說：“我一邊抱擁了映霞，在享受完美的戀愛的滋味，一邊卻在想北京的女人，呻吟於產褥上的光景，人生的悲劇，恐怕將由我一人獨演了。”
鬱達夫的這一番姿態等於將皮球踢到了王映霞那邊。王映霞最開始堅決要求鬱達夫離了婚才能跟自己在一起，但架不住鬱達夫的堅持以及對對方的迷戀，後來她自己動搖了，條件就改為：即使不能離婚，也不能回阜陽與孫荃同居，因為那時候孫荃從北京回到了阜陽老家。
王映霞認為，如果鬱達夫繼續同孫荃保持夫妻關係，自己就將被置於小妾的地位，這是堅決不能容忍的。晚年有學者采訪王映霞，問她，“當時沒有堅持讓鬱達夫辦理離婚，是否出於同情心？”王映霞回答：“人皆有惻隱之心，我開始是堅決要他同孫荃離婚的，後來和他的感情深了，也不忍逼得太厲害，隻能這樣了，隻要他答應不再與孫荃保持同居關係，不管怎麽說，孫荃曾經是他的發妻，又有兒女，而且不久又要生孩子了。”確實在不久之後，孫荃就生了第二個女兒。所以從一開始，王映霞就比較被動，而且處於守勢，她要求的條件並沒有達到。
除此之外，影響鬱、王二人在一起的，就是婚禮這件事。用今天的話說，如果王映霞要和鬱達夫結婚，就算是犯了重婚罪；另一點，如果不能舉行婚禮，王映霞就隻能算鬱達夫的妾，她就隻能住進鬱家，聽孫荃的管教，讓鬱達夫“兩頭大”（男主到妻那邊，則妻為大；在妾一邊，就妾為大），就是當時鬱、王、孫三人麵臨的局麵。這樣做雖然名義上不行，但現實中還能將就過得下去。
不過，盡管如此，鬱達夫又一次讓王映霞失望了。1927年6月5日，兩人在杭州請了40多個親朋好友吃訂婚宴，並同時宣布兩人將於明年春節到日本旅行結婚，並發放請柬，請親友們屆時可以到東京參加他們的婚禮。排場可謂不小，雖然鬱達夫當時的名氣已經非常大了，同時他也揮霍比較大，沒什麽積蓄，雖說要到日本旅行結婚，但因經濟上的原因根本無法兌現。但大話說出去了，怎麽辦呢？王映霞倒也通情達理，兩人就在杭州火車北站附近租了一家小旅館，潛伏了一個多月。
王映霞在後來的回憶錄裏說：日日癡坐在洞房。隻能從窗戶外偶爾吹進來的幾陣春風裏，知道春天是已經來到了。然後裝作從日本回來，再辦了一桌酒席，請大家吃一頓真正的結婚酒。
這真是心酸的浪漫。
婚後，兩人最大的矛盾是鬱達夫除了不能離婚，不能明媒正娶王映霞，甚至王映霞婚前給他約法三章的另外兩條，他也沒能做到。一是戒酒戒煙，因為鬱達夫好交際，酗酒、抽煙，十分不利於健康。在三十年代之後，鬱達夫小說的創作數量明顯減少，以遊記、散文、詩歌居多，相較而言，散文詩歌的稿費要少很多，鬱達夫的收入銳減。對於他而言，寫小說對人的精力要求很高，鬱達夫酗酒抽煙，身體已大不如前，他不敢再接寫小說的活兒。
另一條是改變男女關係混亂的生活作風問題，不要再去嫖，去妓院喝花酒。鬱達夫也沒當回事，在福州的時候，他居然讓王映霞女扮男裝，陪他一起去逛妓院，去看看那裏的排場和風光。可想而知，王映霞不在他身邊的時候，鬱達夫要做多少荒唐事。
如此既不能完成婚前的承諾，又不能老老實實地賺錢養家，作為一位家庭婦女，日子一長難免要生一些埋怨，但總歸還是可以忍。但在1932年，鬱達夫又一次違背了諾言，他在2月10日這天突然取走了家中唯一的一張五百元存折，獨自到阜陽與孫荃相會。獲知這個消息後，王映霞當時就崩潰了，這比到妓院嫖娼更不可原諒。
後來，王映霞在80歲的時候，回憶起往事，仍然憤懣難平：他就是欺侮我過去沒有男人，沒有嫁過人，私下沒有老家（前夫），這個事情出了之後，將來我一定要找機會報複。我對於他回阜陽這件事，是終生日夜難忘。他越對我好，我越對他冷淡，這就是他對我懷疑的起點和症結。
因此，這才有了鬱達夫從阜陽回來後，王映霞立即讓他寫“版權轉讓書”，即讓鬱達夫把所有著作的版權都轉給自己，不僅僅是雙方簽約，而且還有正式的律師和出版社的經理出席，四個人簽名蓋章，一式三份。從那以後，夫妻生活中隻要鬱達夫一提到“回阜陽”這個事情，王映霞就恨：“我心中是希望他一字不提的，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不易忘記，把我們母子三人丟在上海這個貧窮的家中，我一想起就會恨之入骨。”
我們要注意這個時間點，是1932年2月10日，這正是過農曆新年的時候，鬱達夫把母子三人扔在上海，自己拿走了家中僅有的現金，跑回阜陽與前妻同居。王映霞為了這件事恨了鬱達夫一生，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是早知道，再也好不了了，但當時卻不得不繼續生活下去，為的是息事寧人，”她對來訪者說，“這你一定不容易懂得，我也不希望別人懂得，讓此情覆於東流江水吧。”也就是說從這一刻起，王映霞對鬱達夫就再沒有了愛情。
後來鬱達夫雖然為此道了歉，但他也無力為自己的錯事進行償還，還是因為揮霍太過，快掏空了。到了1938年，王映霞給在福州的鬱達夫寫信：“在這12年中，你假如能夠節省一些買書、買煙、買酒的錢，恐怕我們一家在安全的地方，也能過上一兩年的好生活。十年來，向你種種衷心的勸告，都等於零，請想想看，是不是無形中旨在使我灰心，使我失望？自己沒有明白自己的短處，不忘成家立業的短處，還能怪著別人嗎？假如我有女兒，則一定三世都不給她與不事生產的文人結婚。”
到了晚年，王映霞又再度說起這封信，“我感覺到他對於家庭和夫妻生活已經厭倦，再沒有初戀時那種**。”鬱達夫從小離家，特別是到日本以後，基本上是一個人過活，自由慣了，這種毫無家庭觀念、不把妻子孩子放在心上的人，最好不要成家。
正因為有這麽一個鋪墊，所以在未來的日子裏，正如王映霞自己所說：“他越對我好，我越對他冷淡。”
比如他們在金華去往南昌的火車上，王映霞隻與同學李家映談笑風生，卻對鬱達夫不理不睬。鬱達夫問她們：“這樣津津有味，談了些什麽？”王映霞哪壺不開提哪壺，直接回答說：“我們正打算給許紹棣介紹女朋友。”
此外，在家裏吃飯也是這樣。王映霞在婚前曾對鬱達夫有過警告，讓他不要酗酒，除非特殊情況，比如鬱達夫的二哥到家裏來，王映霞才讓鬱達夫喝酒，而且隻能喝一斤黃酒，一旦這個量到了，她就下令吃飯，誰都不許再喝酒。這件事後來被鬱達夫的二哥傳到阜陽老家，讓鬱達夫很沒麵子。
這樣的事情，在二人的日常生活中幾乎天天都要發生，所以鬱達夫再想挽回這段婚姻生活，其實已經不可能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發生了王映霞與許紹棣的“精神戀愛”，不過兩人在一起的時間也不長，分開之後，也僅僅是寫信，信的內容，也隻是王映霞要為許紹棣介紹女朋友孫多慈。
既然是寫信，總是免不了寒暄，在從文言轉為白話文的階段，大家在描述這種情感的時候，下筆總是比較重，所以一些客套的話，看上去也非常的熱烈。鬱達夫何嚐不懂這些，但嫉妒已經深深紮根，讓他一直懷疑：老婆對自己這麽冷淡，跟許紹棣又這麽熱情，他們會有什麽關係？
後來，他因為王映霞介紹許紹棣與孫多慈相識這件事，與孫的老師徐悲鴻見了一麵，他題了一首詩，徐悲鴻就為他畫了一幅梅花：“各記興亡家國恨，悲鴻作畫我題詩。”
國恨是什麽？日本侵華的事實；家恨是什麽？徐悲鴻本來與孫多慈相戀，但孫多慈最終嫁給了許紹棣，而鬱達夫又拚命想挽回與許紹棣發生“精神戀愛”的王映霞。
以上的林林總總，才是王映霞不斷與許紹棣、戴笠發生糾葛，與鬱達夫離婚後再嫁、一直到老都不後悔的深層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