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完鬱達夫《毀家詩紀》前四首，第五首和第六首可以跳過，因為這兩首都是他應郭沫若之邀，擔任國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廳外宣處處長後，去中原抗日前線勞軍時所做，並無多餘的情感泄露。隻是在這期間，王映霞留在武漢，讓鬱達夫好生不快，他在自注中說：“映霞日日郵電去溧水，促許君來武漢，我已不知其中經過。”
他說王映霞幾乎每天都要發電報或寫信給許紹棣，讓他也來武漢。至於王映霞因為什麽事情寫信給許紹棣，鬱達夫當時並不完全知道，或許偷看了王映霞的信件，或許隻是猜測。隻不過後來他從一封許紹棣的來信中明白了，“許君又新戀一未婚之女士，與映霞似漸漸有了疏遠之意”，這就是前文講的，王映霞為許紹棣介紹孫多慈。鬱達夫就武斷地認為：正是因為許紹棣有了新對象，所以他才對王映霞產生了厭倦。正是這種消息的不對等，導致鬱達夫對王映霞的猜忌之心越來越重。
接下來再來看第七首：
清溪曾載紫雲回，照影驚鴻水一隈。
州似琵琶人別抱，地猶稽郡我重來。
傷心王謝堂前燕，低首新亭泣後杯。
省識三郎腸斷意，馬嵬風雨葬花魁。
這首詩的背景大約是1938年的秋天，鬱達夫在巡視了前線後，又轉道浙江。當時對於鬱達夫來說，國仇家恨聚集在一起，因此這首詩流露出的情緒比較低沉。再加上回到浙江金華，無異於故地重遊，大有“二度沈園”之感，沈園就是陸遊與表妹唐婉相戀的故事，鬱達夫在這裏開始了詠懷古跡。
接下來，就有了第八首：
鳳去台空夜漸長，挑燈時展嫁衣裳。
愁教曉日穿金縷，故繡重幃護玉堂。
碧落有星爛昴宿，殘宵無夢到橫塘。
武昌舊是傷心地，望阻侯門更斷腸。
這首詩的寫作背景是，鬱達夫經過幾個月在外的奔波公幹後回到武漢，很快就與王映霞爆發了激烈的爭吵。這事恰好被汪靜之看到，他那時正要動身前往廣州，前來向鬱達夫告別，一推門就看見夫妻倆吵個不休。據這個四處惹事的汪詩人回憶：“達夫一見我，就指著映霞一邊哭一邊說，這個不要臉的女人，居然和人家睡覺。”
汪靜之嚇壞了，連說：“這事聲張出去，被‘殺人魔王’聽到，咱們都活不了！”還不停幫王映霞掩飾，說這是“沒有的事”，讓鬱達夫不要聽信謠言。鬱達夫則反駁說：“哪裏是謠言？許紹棣的親筆信在我手裏！”
這句話最後讓汪靜之如釋重負，反而放心了，原來之前他並不知道王映霞與許紹棣有過這麽一段故事，他所說的殺人魔王可不是許紹棣，而是他聽其他人講過的戴笠。想到這裏，他就勸鬱達夫：“你別這麽哭，我從來沒見到一個男人像這樣號啕大哭。”解勸了兩句後，汪靜之就告辭了。在這裏，卻又透露了一個信息：戴笠難道也和王映霞有關係？
在汪靜之的回憶錄裏，他提到過這一節。在武漢的這段日子，他經常去鬱達夫家串門。有一天到了那裏，發現鬱達夫不在，自個兒想坐一會兒就走，突然發現鬱達夫的兒子鬱飛滿臉愁容，就問他原因，鬱飛告訴他：“昨夜媽媽沒有回來。”汪靜之很好奇，問去哪兒了，小孩不知道，再問家裏王映霞的母親，老太太隻記得一部小汽車把女兒接走了。
又過了一天，八卦的汪靜之再度來到鬱達夫家，這一次王映霞在家，還主動請他喝茶。汪靜之正要開口詢問前天的事，王映霞就立馬與他談起戴笠家的花園洋房，富麗堂皇，非常漂亮，一邊說一邊露出羨慕向往的神情。汪靜之馬上就明白了王映霞沒有回家的原因。
後來，汪靜之還說自己曾在武漢陪王映霞打過一次胎。為什麽要讓汪靜之陪她去打胎呢？用王映霞自己的話說是：抗戰逃難期間，女人懷孕不方便，而鬱達夫既不願意她去打胎，當時又正好在外麵巡視，所以我就找到汪靜之夫婦，請汪家把汪靜之“借”來一用，冒充醫院所要求隨行的“男性家屬”。
深夜未歸，瞞著丈夫打胎，這兩件事一混搭，讓汪靜之產生了聯想。他當時就考慮，要不要告訴鬱達夫，他本來與鬱達夫關係不錯，按理應該說出真相。但又怕鬱達夫一氣之下，把這事聲張開來，免不了就要遭戴笠的毒手，所以汪靜之最終選擇了沉默。
在汪靜之的回憶錄裏，還記載了在1946年夏，彼時鬱達夫已在印尼蘇門答臘遇害，王映霞從南洋歸來再婚。汪靜之那時正在上海，聽妻子的一位同學，同時也是王映霞的同學說，王映霞從南洋回到重慶後與人再婚，並請戴笠幫忙讓她丈夫做了運輸汽車隊的隊長，在滇緬路做運輸工作，順便也做一些走私生意，發了大財。抗戰勝利後，戴笠又讓王映霞的丈夫做了鐵路運輸宜昌站的站長，接下來接收上海，戴笠利用自己的權力，送給了王映霞一座洋房，當時這些都是屬於日偽的資產，由政府方麵統一接收再分配，大多可以暗箱操作。
八卦完這些，那位王映霞的前同學，斬釘截鐵地斷言：“王映霞一直就是戴笠的姘頭！”
說到底，這麽大一個秘密，在戴笠1946年故去後，汪靜之本可以公布於眾，但據他自己說，擔心王映霞受到其他牽連，因此保持了沉默。直到多年以後風平浪靜時，才通過回憶錄講出來。
以上就是《毀家詩紀》中插入的一件大事。汪靜之所言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我們不好評判，但無風不起浪，我們感興趣的是：戴笠是不是插足了鬱達夫與王映霞的家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