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
關於中國近代史有很多經典而簡練的評論，其中有一句叫“弱國無外交”。大家一直對這句話信奉不疑。鹹豐年間，清政府成立了總理衙門，這是外交部的雛形，接下來就是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的外交。總之，中國一百多年的外交史多是喪權辱國的條約，後人對當時的外交成果基本是一筆抹殺。
弱國無外交，這一說法在近二十年受到一些懷疑。弱國，真的就無外交嗎？來自台灣地區的學者唐其華先生，在對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的外交做了深入的研究後提出，“弱國無外交”是錯的，哪怕在積貧積弱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在外交上都取得過很好成績的。
當然，這裏的“很好”是指在政府軟弱無能的情況下，外交官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做出了貢獻乃至犧牲，通過其他部門的協助，在動**的國際局勢中把握機會，為清朝、民國在外交上爭取了最大的權益，這樣的外交成果和功績絕不能忽視，如果不竭力爭取，結果隻會更糟糕。
我一直強調，對曆史的評價沒有恒定不變的結論，我們對自己、社會、國家和世界在不同階段的不同認識，會導致我們對曆史的看法隨時變化。
顧維鈞是江蘇嘉定縣（今上海嘉定區）人，十幾歲就來到上海。他的家世比較迷離，在回憶錄裏他講到顧家是嘉定縣仕宦的首戶。如果是這樣的家庭，按說很容易考據出其祖上名人，可地方誌或其他資料均無記載。
顧維鈞在回憶錄裏提到：祖父死於太平天國戰爭，因當時他家是縣裏首戶，結果祖父被太平天國綁架，要求拿錢贖人，他們家耗盡家財救出了祖父，但沒多久就去世了。全家變得一貧如洗，後去了上海，靠外公家的接濟從事外貿工作，後又去了交通銀行，通過自己的打拚和人際關係成了首任總裁。
顧維鈞12歲時在上海的育才中學念書，同年，其父給他訂了娃娃親，女方叫張潤娥，比他小兩歲。張家主人張衡山是顧維鈞父親的好友，家境比顧家自然好得多。
中學讀了四年後，顧維鈞自費去美國留學，先在紐約的庫克學院學英語，過了語言關後第二年考上了哥倫比亞大學，接下來就是文學學士、政治學碩士、法學博士。
1907年，20歲的顧維鈞受父親的催促回國完婚。和當時的很多青年人一樣，顧維鈞見識了自由的世界，追求個性解放，就想悔婚，父親以絕食相威脅，他才勉強答應，在舉行婚禮後帶張潤娥去了美國。可去了美國後，顧維鈞依然沒有打開心結，據說從婚禮當晚到四年後協議離婚，兩人根本就沒同過房。
後來，張潤娥出家做了尼姑。在那個時代，很多被離婚的所謂舊式女子都會選擇出家，或在家終身守寡，做善男信女。當然，這些選擇也是迫於傳統、社會、輿論和家庭的壓力，他們沒有辦法去應對這樣的生活，更不要說反抗。
顧維鈞追求自由、有真愛的生活，這當然沒有錯。可對張潤娥來說，那是一生的磨難。我們不能把這些完全歸咎於某一個人的個性或喜新厭舊，而應該歸咎於傳統與現代、中與西、城市與鄉村、開明家庭與保守家庭等各種各樣的矛盾碰撞。雖然他們都沒有做錯，但卻要承受時代帶給他們的苦痛。
第一段婚姻就這麽結束了。
顧維鈞學成歸來，於1912年去了北京。此前他在美國已經認識了時任國務總理的唐紹儀。1913年，顧維鈞在上海與唐紹儀的女兒唐寶玥結婚。婚前，唐紹儀給他介紹了一份工作，做袁世凱的英文秘書，並深得袁世凱信任。婚後的第二年，中日兩國進行“二十一條”的談判。
由於孫中山在民國建立之初沒有得到北洋政府對其臨時大總統身份的承認，舉國民意還是希望袁世凱擔任首任總統的。孫中山為了挽回局麵，便利用臨時大總統的身份去日本求援，與日本的一些財團達成了某些承諾，比如將東北、漢口、湖南及蒙古的一些礦產資源讓給日本獨享，並簽訂了《中日合辦漢冶萍借款案》。後來，孫中山下台了，但日本人還要求中國繼續履行相關協議內容，並提出了新的解決方案——“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的主要內容分為五部分：
（1）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益，並加以擴大；
（2）延長旅順、大連的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的期限為九十九年，並承認日本在“南滿”及內蒙古東部的特權；
（3）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附近礦山不準公司以外的人開采；
（4）中國沿海港灣、島嶼不得租借或割讓給他國；
（5）中國政府須聘用日人為政治、財政、軍事顧問，中國警政及兵工廠由中日合辦，日本在武昌與九江、南昌間及南昌與杭州、潮州間有修築鐵路權，在福建有投資築路和開礦的優先權。
從這些內容來看，中國從政治、經濟到軍事，全要求由日本人操作，具體的包括煤礦、鐵路，以及與文化事業有關的學校、寺院、醫院等。如果同意這樣的條約，那中國幾乎就是日本的殖民地了。
無論是鴉片戰爭、甲午戰爭，還是後來的義和團事變導致的“庚子賠款”，都不及“二十一條”這麽過分。以前的不平等條約以賠款、割讓租界為主，國外的權力基本限製在一個局部地區。像日本這次的全麵介入，從中央政府到地方資源全部染指，這可比以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嚇人多了，簡直就是全麵地殖民中國。所以，哪怕史書上說的竊國大盜袁世凱也不敢接受。
但日本人十分凶悍，在談判之初繞過外交部，直接向袁世凱提出了條件。雙方來來回回談了二十多輪，三個多月。1915年5月7日，日方發出最後通牒，如果中國政府不予答複，將會采取必要的手段，即所謂的軍事侵略。
最終，袁世凱還是簽訂了這一條約，但並未滿足日本的全部要求。在談判過程中，顧維鈞的發揮起到了關鍵作用。談判開始前，當時的中外媒體提前泄露出了條約內容，招致中國民眾罵聲一片。
簽約當天，一個叫彭超的湖南學生投江自殺。北京20萬人到中央公園示威、遊行、集會，包括當時在南京讀中學的17歲的周恩來，也上街演講，號召人們振興中華，雪此國恥。當然，顧維鈞的目的不隻是要激發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更重要的是把這些消息傳遞給美、英、俄、德等列強。日本在中國的權益一家獨大，受損的就是其他列強，所以他們堅決不能接受。
在談判過程中，西方列強也有技巧，他們不敢公開得罪日本，而是在中國民眾情緒高漲之際，提出中國應平等對待各國，保證各國在中國的所獲權益。美國發表嚴厲聲明，不承認條約內容。事後，有人認為是顧維鈞提前與美國做了溝通，因為事後他就被派去做了美國大使。
當時顧維鈞才24歲，能在這樣的大事中敏捷地把握局勢，盡其所能，為政府、國家最大限度地爭取降低傷害和侮辱，爭取一些實際利益的損失，不得不說他在中國外交史上還是有一定貢獻的。當然，更為知名的是他於四年後率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巴黎和會。
西方各國的外交官多出身名門貴族，這是歐美傳統，美國總統派駐各國的外交官多是在選舉中為其提供重要幫助的人，另外就是社會地位很高的商人、學者或律師。在歐洲，當時還保有爵位製度，外交官多出自皇室和貴族，總之，經濟條件都不錯。
外交，並非隻是有事時大家才見麵，沒事時也要多聯絡感情的，或者收集一些情報，哪怕喝酒聊天，敏銳的人也能捕捉到很多信息。但平時聚會總得有買單的時候，但顧維鈞家裏窮，夫人唐寶玥的父親唐紹儀雖貴為總理，但也沒有多少財力支持，北洋政府也缺錢。你總不能清茶一杯談一天。歐洲各國的那些外交官也都是平時享受慣了，所以顧維鈞非常痛苦，不僅是因為窮，沒臉麵，更是因為好多工作無法開展。
可就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改變他命運的事，唐寶玥因病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