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無論在什麽地方的秋天，總是好的，可是啊，北國的秋，卻特別地來得清，來得靜，來得悲涼。我不遠千裏，要從杭州趕上青島，更要從青島趕上北平來的理由，也不過想飽嚐一嚐這“秋”，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當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氣來得潤，天的顏色顯得淡，並且又時常多雨而少風；一個人夾在蘇州上海杭州，或廈門香港廣州的市民中間，渾渾沌沌地過去，隻能感到一點點清涼，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與姿態，總看不飽，嚐不透，賞玩不到十足。秋並不是名花，也並不是美酒，那一種半開、半醉的狀態，在領略秋的過程上，是不合適的。[55]
這是鬱達夫的名篇《故都的秋》開頭的兩段，為什麽突然要用鬱達夫的一篇文章作為開頭？因為想介紹一下黃蕙蘭對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兩座城市北京與上海的觀感。
鬱達夫是浙江人，而黃蕙蘭祖籍福建，生長在印尼，但她對北京的觀感更好，而對上海，則是一種厭惡的印象。
黃蕙蘭跟顧維鈞從美國回到中國，那時顧維鈞已經擔任了外交部部長，還代理了總理，對黃蕙蘭來說，算是達到了社交地位的頂峰，是最好的一段時光。
黃蕙蘭在自傳裏麵也特意比較過北京與上海，且毫無掩飾地表達了對上海的厭惡。顧維鈞是上海人，黃蕙蘭嫁給她後在上海也住了很長時間，她的穿著還引領了滬上時尚。有一回她不穿襪子，在當時上海的時尚圈、社交圈引起轟動，大家競相模仿，各位名媛都學她，但黃蕙蘭還是不喜歡上海。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黃蕙蘭與婆家的關係無法協調。黃蕙蘭在傳記中說：
香港到上海航行四天。我對要見到維鈞的母親和哥哥們感到緊張不寧。不過等我們一望到上海，維鈞就活潑起來。上海是他的家鄉。他是個使用英語和法語的國際性人物，又是一個能說起官話和廣東話和他的家鄉上海話一樣好的中國人物，可是再沒有比住在上海能讓他感到最快樂、最無憂無慮了……他並不討厭來自他的地位的權勢和榮譽，但是在那種氣氛中他從來沒有像在上海這樣回到家園的感覺。隻要看到他和老朋友們一起坐上麻將桌，看到那些羨慕他的年輕媳婦們嘰嘰喳喳地議論他，就能看到一個稱心如意的男人。我早就理解了這個事實，正像我知道這個喧囂而現代化的上海城市不適於我一樣。北京才是我的城市，我一度屬於它，並且盼望在我有生之年有那麽一天事情起了變化，我又回到它的懷抱。
初次跟自己的丈夫回到上海，黃蕙蘭感受到的不僅僅是鴻溝，甚至還有傷害。顧維鈞更願意與家人交流，與自己的朋友打麻將，也不關心她的住處。比如，顧家為她準備的住處很小，床很硬，**用品也不怎麽樣，她便帶著兒子去酒店開了一個房間，為此還與顧維鈞發生了一些衝突。黃蕙蘭做得確實有些失禮，這無疑加深了顧維鈞對她的不滿，覺得這樣的老婆不懂事，可這個老婆又很重要，還不能得罪。
當然，光討厭上海，並不表示黃蕙蘭就會愛上北京。她之所以愛上北京，是因為北京有她的家，有她喜歡的人。
我小時很喜歡北京，然而直到我作為一個去過巴黎、倫敦、紐約、華盛頓、威尼斯各地的成年婦女來到北京，才真正領略到它是最美的城。我想不到顏色和尺寸比例能達到如此完美。而和上海及醜陋的天津對比，格外顯出它可愛之處。以我看來，北京和巴黎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我認為威尼斯更浪漫，紐約更使人驚奇，但就純粹的美而言，巴黎和北京是無與倫比的。由於後來我在巴黎度過的那段不愉快的日子，北京就在我心目中數第一了。
這段不愉快的日子是指在巴黎顧維鈞直接婚內出軌了。“因為在巴黎過了段不愉快的日子，北京在我心目中就是不可置疑的第一名。”她這句話也透露了不喜歡上海的原因，就是讓她不愉快。一個人如果在那個城市度過不愉快的時間，不管那個城市的建築有多美，風景有多好，氣候有多怡人，她也不會喜歡那個地方，這個大家都能體會得到。黃蕙蘭對這個城市雖然有客觀評價，但主要還是以心情為主，這很正常。
黃蕙蘭在北京的家位於鐵獅子胡同五號，即今天的地安門東大街，現已改名為張自忠路23號。從明代到民國一直是座完整的府邸，在明代叫天春園，是英國公張輔的住宅，後來又是田貴妃（明朝末代皇帝的貴妃）的父親田弘遇的住宅，而田弘遇跟明清之際的名人陳圓圓有過際遇。陳圓圓也曾在這裏居住過，後來吳三桂進京，與陳圓圓同居於此。到了清代，改名增舊園，成為一個公爵的府邸。到顧維鈞和黃蕙蘭決定購買這所房產的時候，這裏已經是一座位於城內的巨大房產，占地10英畝，有200間房子。當時這房子屬於一位前政府官員，因時局動**，丟了官職，為了人身安全，急於離京，便以10萬大洋賤賣給了顧維鈞夫婦。
之後又進行裝修，總共花了15萬，讓整座宅子煥然一新。其中，新裝了一套暖氣係統，冬天每天要燒一噸煤。黃蕙蘭在這座明代建築裏改造了很多房間，如新式浴室，把幾間小屋子打通做成客廳、跳舞廳。
買房和裝修的錢雖然都是黃家出的，但房契用的是顧維鈞的名字。黃蕙蘭說：“在那個時代如果房契用我的姓名，作為一個中國男人，她的丈夫就會被別人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