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外交舞台上，有一位與顧維鈞同樣出名的人物，其經曆甚至比顧維鈞更曲折傳奇。顧維鈞是大學畢業後直接進入政壇，而這位是從學界轉向政界，從一個曆史學家轉而成為中國駐蘇聯、美國大使，這個人就是蔣廷黻。
蔣廷黻是湖南人，在長沙的明德學堂求學後轉入益智學堂，他後來在清華大學擔任文學院曆史係主任。蔣廷黻在美國讀完中學後，進入俄亥俄州的歐柏林學院，後又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之後擔任南開大學、清華大學的教授，和胡適一起創立了《獨立評論》雜誌，更重要的是在1930年代初就出版了非常重要的著作《中國近代史》，時隔七八十年，他的這本書仍然是今人了解中國近代史的一本簡明扼要、頗有幫助的著作。
1935年，蔣廷黻離開清華大學，進入國民政府，成為行政院的政務處長，第二年又擔任駐蘇聯大使，後來在1945年又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的常任代表。1961年，又改任駐美國“大使”。
在蔣廷黻之前，駐美國“大使”就是顧維鈞，為什麽不再讓他繼續擔任？據說，黃蕙蘭通過顧維鈞的下屬向蔣介石告了一狀，說他搞婚外戀，有損國格，不宜再擔任駐美“大使”。可真要說個人婚姻、名聲不好等方麵的影響，接任的蔣廷黻比顧維鈞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黃蕙蘭在談到顧維鈞出軌的時候，特別記錄了當時外交界的很多怪現象，她有一句非常嚴酷的批評：“在我看來，中國男子比其他任何民族的男子更耽於色欲。”
她還舉例說：我們夫妻有一個好朋友，也是一位大使，比顧維鈞大一些，他總是把情婦安排作為他夫人的護士，外出時也帶上，終於這個女人有了兩個孩子，於是被收房，而這兩位女士誰也不覺得難堪，因為那個時代的中國婦女過的就是這樣的生活。許多其他中國官員也把自己的情婦帶到所駐國，列入人員名冊，給他們以秘書或管家的名義，有時某個情婦施加壓力，這位官員索性就讓他妻子離開，盡管他的妻子是在國務院注冊的正牌夫人。然後，他會在一家中餐館設宴，當眾把情婦作為夫人向大家引薦，而她以後就算是正式夫人了。
雖然每個國家的外交官可能都有對待愛情和婚姻不太嚴肅的地方，但像中國外交官這樣公然恣意妄為地處理家庭和婚變情況的，在當時確實比較罕見和駭人聽聞。所以，黃蕙蘭才憤然講出“中國男子比其他任何民族的男子更耽於色欲”這句話。
在傳記中黃蕙蘭提到：外交界的這種做法曾遭到蔣廷黻夫人的抵製。這位女士受過良好教育，英語流暢，但既不年輕也不漂亮，她一無朋友，二無財產，年輕時她曾出資供丈夫上學，後來丈夫拋棄了她，收了一個管家做夫人。她眼見丈夫無可挽回，就背上一塊標語牌站在聯合國大廈前向公眾宣示，她丈夫犯了重婚罪。她的照片被登在紐約各家報紙上，她在大樓門前等待前來參加聯合國大會的外交部部長葉公超，向他遞交申訴信，訴說自己受到的傷害。葉公超客客氣氣把信收掉，回到華盛頓中國使館就嘲笑這位可憐的夫人，說她肩扛標語牌的樣子實在太荒唐。黃蕙蘭說：“我卻不覺得可笑，但也不知道能夠為她做些什麽。”
這就是黃蕙蘭描述的蔣廷黻的婚姻變故。蔣廷黻的原配叫唐玉瑞，和他生了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在抗戰勝利前，蔣廷黻在重慶擔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中國代表，同時也是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的署長，聯合國給了很多物資救濟中國、幫助中國。中國拿了這批物資後要發放、監督、核查，回頭向聯合國報告，這兩個職位讓蔣廷黻一個人擔任，當然是便於工作，但權力也過大了，所以當時蔣廷黻油水很大。在國難期間參加打橋牌、跳舞這些娛樂活動，從中認識了一位叫沈恩欽的女士，她的老公叫沈維泰。
沈維泰是蔣廷黻在清華的學生，雖然沒有直接上過課，但當時蔣廷黻在清華擔任教授、主任。沈維泰也是善後救濟總署的一位職員，任新聞處處長。蔣廷黻特別喜歡打牌，所以他們夫妻經常陪上司打牌，一來二去，蔣廷黻就跟這位沈夫人好上了。這也難怪蔣夫人唐玉瑞要去聯合國抗議了。
與前後兩位蔣夫人都認識的清華同事、重慶著名教授蒲薛鳳在回憶錄裏說：抗戰初期，從長沙的臨時大學前往雲南西南聯大的時候，我在香港見到了沈恩欽。這位女士亭亭玉立，容貌秀麗，顧盼生姿，早就知道她在南京的交際場中是很著名的一位女性。後在重慶又見到了沈恩欽。而這時候沈恩欽已經跟蔣廷黻產生了不倫之戀，因為根本不避嫌，所以跟顧維鈞還有一定的區別。
當時，媒體也專門對唐玉瑞的行為諷刺地評論道：
中國駐聯合國機構首席代表蔣廷黻之夫人唐玉瑞女士，因遭乃夫遺棄，今日要求羅斯福夫人主持之聯合國委員會主持公道。蔣夫人曾向美國最高法院控告乃夫通奸之罪，但被駁回，理由為蔣氏享有外交特權。夫人今日要求人權委員會稍緩討論全世界人權，且看看聯合國代表的家務。夫人指出，蔣氏逃避家庭責任，使伊失去妻子的權力並失去合法的保護。
最終這事怎麽解決的？當時蔣經國正好從蘇聯回國，由他來聚眾談判，讓唐玉瑞和蔣廷黻離了婚，而蔣廷黻當時年紀也不小了，因為這事導致他精神非常不好，本來想完成的回憶錄也沒能寫完，就逝世了。
這就是蔣廷黻的故事，也是黃惠蘭自我代入的充滿情感、充滿控訴的一段故事。那黃蕙蘭和顧維鈞最終又是因為什麽分手的呢？
早在顧維鈞擔任駐法國大使的時候，黃蕙蘭就發現丈夫不對勁兒了。結婚這麽多年，她對顧維鈞有一個評論：“他存在一個可笑的弱點，喜愛明顯而笨拙的諂媚，聽了能使他興奮得臉紅而癡癡地傻笑，在中國的時候盡管有些年長的婦女暗示我，但我總覺得顧維鈞不至深深陷入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因為他對自己的形象估計得非常高。但在巴黎我發覺我太天真了。”
有一天顧維鈞招待使館的人員茶敘，轉而玩起撲克，黃蕙蘭就先去睡覺，但他們在小客廳裏一直打到深夜。第二天早上，黃蕙蘭埋怨他們吵得自己睡不好，顧維鈞就反唇相譏，說你在北京時通宵達旦的舞會也經常讓我無法入睡。幾天之後，黃蕙蘭從外麵回到使館官邸，看到那對夫婦又和顧維鈞在客廳裏打牌，她沒有跟他們打招呼。過了一會兒，那位丈夫回家了，妻子卻留下來陪顧維鈞繼續玩撲克。第二天一早，顧維鈞埋怨黃蕙蘭對那對夫婦不講禮貌。這時黃蕙蘭一針見血地對他說，難道我應該歡迎你的情人？顧維鈞非常憤怒，否認那位女士是自己的情人。
又有一次，他們一起外出到歌劇院看演出，黃蕙蘭在日記裏寫道：“我真是煩惱而又不幸，看著這位風流大使，穿著燕尾服，打著白領帶，滿麵笑容地跟那位女士交流，她穿著一件廉價的外套，我穿著我的貂皮鬥篷，攝影記者紛紛來給顧維鈞和我照相，不理睬那對夫婦。”
這可能稍微讓黃蕙蘭心裏好受一點。當時民國政府的另外一位大佬孔祥熙也在歐洲，她和孔祥熙及其夫人宋藹齡關係不錯，把困惑給兩位講了。最後，身為部長的孔祥熙想了一個辦法，他就把這對夫婦調回國內，這樣就接觸不到顧維鈞了。
雖然黃蕙蘭沒有在回憶錄裏點出這對夫婦的名字，但我們根據未來事情的發展還是知道了真相。
那位女士也是一位名媛，叫嚴幼韻，祖籍寧波，生於天津，家庭、學業都在上海，是複旦大學理科的第一位女學生。嚴幼韻的父親在上海開有一綢緞莊，非常富有。嚴幼韻於1929年和來自浙江湖州的才子楊光泩結婚。楊光泩的履曆也非常好，清華畢業，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回國後進入外交界，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在倫敦和巴黎工作。但有一點，在這期間顧維鈞和嚴幼韻是否逾越了正常朋友的關係，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證據，不像蔣廷黻，人證都有了。
抗戰期間，楊光泩被調到菲律賓的馬尼拉擔任總領事，後被日軍抓捕殺害。
十幾年後，顧維鈞在華盛頓任職時與在聯合國工作的嚴幼韻再度相逢，這時兩人經常在一起。黃蕙蘭講，在美國時顧維鈞在華盛頓辦公，但聯合國駐地在紐約，每到周末顧維鈞就會離開華盛頓，去紐約度周末，直到下一個周二才回來。
顧維鈞一直要求和黃蕙蘭離婚，但黃蕙蘭沒有答應，直到1956年顧維鈞突然被黑手陷害。顧維鈞的下屬周書楷與其亡妻的侄女有婚約，深得信任，但他暗中向台北寫信說顧維鈞不適合再擔任駐美“大使”。
因為這件事，顧維鈞回到了台灣，而黃蕙蘭不願去台灣。不久，顧維鈞又被推薦出任海牙國際法庭的法官，這時他已與黃蕙蘭完全分居，堅持了兩年多的黃蕙蘭於1959年終於答應了離婚。同年，顧維鈞與相愛多年的地下夫人嚴幼韻結了婚。
黃蕙蘭晚年總結與顧維鈞的夫妻生活，首先她不認為自己離了婚，盡管有法律上的手續。她說，按照中國的傳統，“七出”自己一條都沒犯，丈夫沒權力、沒資格跟她離婚。其次，包括顧維鈞亡妻的子女都與她關係非常好，一直保持著往來。用她自己的話說，雖然我們在法律上離了婚，但我沒有讓家散掉。最後，黃蕙蘭也檢討了自己的問題，雖然離婚的主要原因是顧維鈞的外遇，但她也覺得自己太獨立自我，對顧維鈞過於冷淡。
晚年的黃蕙蘭覺得，自己不需要再有什麽樣的婚姻，雖然她男性朋友很多，但她認為自己一生恪守了婦道；雖然她很現代、前衛，支持女權運動，但她骨子裏又堅持著中國女性的優良傳統，沒有做對不起顧家的任何事，甚至她認為在家庭中就應該讓男性有主人的感覺和地位，而女性願意主動配合，才能使一個家庭和諧、完整。
離婚後黃蕙蘭搬到了紐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了《沒有不散的筵席》這本回憶錄。在離婚很久之後，黃蕙蘭寫了一段話，作為回憶錄的開端：
我不論選擇什麽地方度過我的餘生，我知道兒女們會支持我，尊敬我，在這個世界上，我看到西方兒女們忽略他們的父母，將他們撇在退休村或養老院……我對自己的家庭地位感到滿足，這是因為我始終以保持家庭完整作為主婦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