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然開朗中國史

第10章 唐宋變革:掙紮的唐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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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對唐朝的印象,到安史之亂就結束了,再一快進就到了宋朝,以至於有些人感慨:“唐朝和宋朝相距短短53年,為什麽感覺像隔了好幾百年?”

其實這是因為唐朝到宋朝之間,發生過劇烈的社會變革。日本京都學派的代表學者內藤湖南將東洋曆史劃分為“上古”“中古”“近世”三個階段,而將由唐入宋的這段時間視之為“中古的結束,近世的開始”。在學術界,他的這個論點被稱作“唐宋變革論”。

除了唐宋社會的劇烈變革以及人民風貌的變化,還有一點就是咱們如今的小說、教科書以及電視劇,對中晚唐時期的這段曆史涉及較少,以至於很多人提起安史之亂後的唐朝,都有一種陌生的感覺。

所以,我感覺有必要花上一章的時間,來給大夥兒梳理一下關於中晚唐這段比較冷門的曆史。

公元763年,在唐軍的攻勢下,叛賊史朝義授首,一般人將之視為安史之亂的終結。

可安史之亂真的就結束了嗎?

結束了,但是沒有完全結束。因為唐代宗采信仆固懷恩的建議,讓河北的叛將繼續統領舊部。這些叛鎮雖然名義上歸降,實際上卻一個個驕橫跋扈,不聽中央節製,不但錢糧稅賦從不上交,連節度使都是內部承繼,猶如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

郭子儀曾經讓唐代宗銷兵罷鎮,可唐代宗因為吐蕃、回紇、黨項的威脅,急於結束河北戰事,將重心放在西北亂局上,故而對河朔三鎮,以及淄青、山南東道等節度使采取姑息養奸的政策。

朝廷的退讓,使得藩鎮的氣焰更加囂張。成德、魏博、淄青、山南東道四位節度使,甚至公然盟誓:“將來皆以土地傳授子孫。”對一個中央集權製的國家來說,地方藩鎮的這一行為,可謂**裸地打了朝廷的臉。

所以這時候的大唐疆域,雖然看似大一統,實際上卻是形同分裂。

大曆十四年,唐代宗李豫駕崩,其子唐德宗李適即位。

這位新天子年輕氣盛,眼睛裏揉不得沙子,於是收複叛鎮的計劃就提上了日程。

建中二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去世,他兒子李惟嶽上表,想要承襲父親節度使的職位,向朝廷索要節度使專製一方的象征——節鉞。畢竟,節度使雖然掌控轄區內的軍政大權,可終究不是真正的帝王,需要獲得中央政府的官方承認,否則地方節度使合法性不強,藩鎮內部往往會生起變故。

如果是唐代宗時期的綏靖政策,對於李惟嶽的請求,估計就準許了,可換成這位憤青的唐德宗,就立刻回絕,表示你還真當朝廷的節度使成你家世襲的了?

於是,按照當年的“四鎮之約”,成德李惟嶽、魏博田悅、淄青李正己、山南東道梁崇義,在當年的五月份合力掀起了叛亂,意圖通過戰爭迫使朝廷乖乖就範。

可唐德宗也不是軟柿子,當即昭告天下諸道,共同討伐四鎮。天下諸鎮紛紛行動起來,一場曠世之戰在中原爆發,史稱“建中之亂”。

戰爭從一開始,優勢方在唐德宗這邊。

李晟、馬燧、李抱真三位中唐名將在前線將田悅的魏博牙兵打得節節敗退。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去世,他的兒子李納還是秘不發喪,想襲領父職,依舊被唐德宗拒絕。大將李希烈擊敗梁崇義,逼得梁崇義投井自殺,山南東道平複。成德軍中的王武俊突然殺掉了這次事件的發起者李惟嶽,選擇歸順朝廷,帶領成德鎮反正。

可以說,直到建中三年的時候,朝廷的形勢還是一片大好,四大叛鎮,平定了一個山南東道,歸順了一個成德,現在隻剩下屢戰屢敗、負隅頑抗的魏博鎮田悅,還有剛剛上位、內部不穩的淄青鎮李納。

可打著打著,唐德宗發現有問題:用獨立藩鎮來討伐獨立藩鎮,打完以後,地盤歸另一個藩鎮,還是不歸朝廷,這不是白忙活了一場?

比如,河朔三鎮之一的幽州鎮的節度使朱滔,在叛亂之初積極響應唐德宗的號召,破天荒地站在了朝廷這邊,一起對付叛亂的四鎮。其實河朔三鎮各自也有矛盾,這次既然中央要討伐成德,那麽幽州不介意幫幫場子。

可是,當朱滔打下了深州,打算收入囊中之時,立刻被唐德宗拒絕了,皇帝心想我費了這麽大工夫,能讓你幽州把桃子摘了?

朱滔又不是傻子,當他發現唐德宗的真實意圖是打算白白利用他的時候,立刻大怒,這時候田悅再一挑撥,幽州鎮立刻跳反,站在了叛鎮的一邊。

再比如剛剛平定了山南東道的李希烈,想要占據襄陽,取梁崇義而代之,可隨即被唐德宗拒絕,這下李希烈也翻臉了,裹挾淮西將士跟叛鎮一起對抗朝廷。

還有原本帶領成德鎮將士反正的王武俊,因為唐德宗對當年父皇姑息藩鎮的做法一直耿耿於懷,結果這次他削藩就矯枉過正,這邊戰爭還沒結束呢,他就開始動手分割成德鎮了。王武俊哪能忍,領著成德鎮又反水了,還和幽州朱滔、魏博田悅、淄青李納以及淮西李希烈聯合,五個人紛紛自立為王,抱團與中央抗爭。

原本大好的形勢,因為唐德宗的操之過急,遂導致驟變,局麵漸漸不利於中央。

唐德宗為了平亂,將朔方軍與神策軍都撒了出去,整個中原打成了一鍋粥,如果真以戰爭的規模與烈度來算,建中之亂還要在安史之亂之上。

建中四年,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兵從京師趕赴襄城馳援。將士們冒雨行軍,原以為到了長安就可以得到賞賜,可到了京師以後才發現朝廷不但一無所賜,京兆尹給他們提供的飯菜還十分粗劣,盛怒之下,士兵們一舉嘩變,嚷嚷著朝大明宮含元殿衝了過去,把府庫裏的金銀財寶給搜刮一空。

在兵變的時候,因為神策軍被派到了前線,首都沒有足夠的軍隊,唐德宗隻能匆忙帶著幾百人從北苑門跑路,而其餘很多李唐宗室都死在了這場兵士嘩變之中。

這些士兵們搶了錢,殺了人,發現事情鬧大了,於是就擁立朱滔的胞兄朱泚為皇帝,改國號為大秦,然後還追擊唐德宗,這是打算把事情往絕裏做。

唐德宗逃到了奉天,發布詔書,征發天下軍隊速來勤王。

朱泚的叛軍隨後即到,包圍了奉天,多虧朔方節度使李懷光星夜兼程從河北戰場歸來,這才打退了朱泚,解了奉天之圍。

但是,因為唐德宗信任的宰相盧杞與李懷光有怨,遂導致李懷光帶領朔方軍也反了,他揚言要與朱泚聯兵,朝廷最好還是避開。唐德宗無奈,隻好從奉天逃到了梁州。

其實李懷光說要反叛隻是一時的激憤之言,事實上他並沒有與朱泚聯兵,隻是氣鼓鼓地返回了朔方駐地,按兵不動、觀望時局。

這時候前線征戰叛鎮的軍隊慢慢回攏,唐德宗遂任命大將軍李晟率領軍隊討伐朱泚,終於一舉收複了長安,朱泚也在逃亡途中被殺。

這時候唐德宗雖然回到了長安,可天下反叛的局麵還在繼續,甚至更糟。剛剛經曆過“奉天之難”的唐德宗徹底消磨了雄心壯誌,開始下詔罪己,赦免了王武俊、李納、田悅、朱滔、李希烈等人。

這其中,王武俊、李納、田悅三人順勢借坡下驢,收手罷兵,而朱滔、李希烈二人卻拒不臣服。朱滔惱怒其他人的背叛,於是引回紇大軍進攻魏博,卻被田悅、王武俊等人擊敗,最終活活氣死了。李希烈不但不接受赦免,還自建帝號,立國大楚,殘忍地殺害了前去招降他的名臣顏真卿,繼續頑抗到了貞元二年(786年),最終被他的部下陳仙奇毒死。

還有李懷光,唐德宗曾派人前往河中說服李懷光歸順朝廷,不過因為言辭衝突,李懷光擅殺朝廷使節,繼續與中央作對。貞元元年,在朝廷大軍壓境下,李懷光的結局是自殺而死。曾經平定過安史之亂、解過奉天之圍的朔方軍,隨後被唐德宗解剖拆散,永不複存。

朝廷第一次削藩戰爭的失敗,讓唐德宗徹底蔫兒了。此後的他再沒有了剛登基時的意氣風發,此後對各地藩鎮的不法行為,也開始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從此以後得過且過,應付度日。

我想他現在應該可以理解自己的父親唐代宗了。

削藩的失敗,讓唐德宗悟了,原來一代人隻能做一代人的事,所以雖然餘生他再也沒提過削藩,但他悄然積蓄力量,為自己後代再次削藩做準備。

為此,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稅製改革,為下一次削藩攢夠錢。

唐朝開國的時候,實行的是租庸調法,意思是每個均田製家庭,都要向朝廷繳納糧食(租)、提供勞役(庸)以及上交土特產(調)。

不過,我們都知道均田製後來敗壞,老百姓都跑路了,你連人都找不到,上哪去租庸調?在開元年間的時候,唐玄宗任用宇文融搞了一次“括戶”,將這些人口給普查了回來,算是給這個行將就木的稅製續了一波命。

可是,安史之亂的發生,導致時局崩塌,朝廷掌控的人口更是從天寶末年的九百零六萬九千戶,下降到了乾元三年的一百九十三萬三千戶,隻剩下不到四分之一。

這還拿啥租庸調?

唐德宗沒能平定藩鎮,所以自然無法學曾祖父那樣括戶,於是他就任命劉晏、楊炎、杜佑等人改革稅製,給朝廷尋找新的財源。

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楊炎的提議下,決定不按人頭收稅,而是以現有土地麵積的大小,來征收土地稅,因為每次課稅都在夏秋兩季,故而把這個新稅製叫“兩稅法”。

唐德宗通過推廣兩稅法,以及上供、專營、宮市等各種撈偏門的辦法,給朝廷攢了一筆厚厚的資產,而這些錢,將會在多年以後,實現他未曾完成的夙願。

第二,是擴編神策軍。

削藩戰爭的失敗,讓唐德宗意識到,以藩鎮製藩鎮根本行不通。因為這樣打到最後,隻會使另一個藩鎮受益,朝廷撈不到任何好處,所以朝廷一定要建立一支絕對效忠天子的中央禁軍,用自己的軍隊打天下,這樣打下來的土地才是自己的。

而唐德宗選擇的這支軍隊,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策軍。

神策軍原本是哥舒翰設置在青海九曲的邊防軍,因為安史之亂爆發,被調入內地作戰。安陽戰敗,神策軍撤到了陝州一帶,這時候發現他們原來的駐地九曲被吐蕃占據了,回不去,於是一群士兵們懵掉了。

這時候,他們遇上了同樣從安陽逃回來的宦官魚朝恩,士兵們一合計,表示願意服從魚朝恩的指揮,從此神策軍跟著魚朝恩成為天子親軍。

後來魚朝恩被殺,神策軍主帥被換成了文官白誌貞,但在“奉天之圍”的時候,白誌貞全程掉線,趕來救駕的反而是宦官竇文場、霍仙鳴,這讓唐德宗意識到文官不靠譜,於是又把神策軍交到了宦官的手裏,至此宦官統帥神策軍成為定例。

第一次削藩失敗後,唐德宗就開始了各種搞錢,而把搞來的錢都用來擴編神策軍,最終更是將神武軍、神威軍等禁軍也納入了神策軍編製,到了他的孫子唐憲宗時代,神策軍賬麵上的兵力,已經高達15萬人之多。

而這些軍隊,正是今後唐憲宗發動第二次削藩戰爭的本錢。

第三,解決吐蕃問題。

唐代宗當年沒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掉河朔三鎮,有個顧慮就是西北外敵的入侵。

北方的回紇倒不是大敵,因為他們並不是單純的遊牧部落,而是一個善於經商的民族,所以當他們占據了絲綢之路以後,反而希望唐朝內部可以安定。因為中國隻有安定了,才會有經商環境,這樣西方的商人們才會紛至遝來,絲路也才能繁盛,回紇方才能從中牟利。為此,當年回紇可汗與唐德宗有一段過節,新可汗還專門將國名改為“回鶻”,以期與唐朝永結同好。

真正令唐朝頭疼的外敵,是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國。

在安史之亂以後,因為隴右、河西的唐軍都被調去打安史叛軍了,吐蕃軍隊趁機攻陷了河湟之地,屢次威脅長安城,這也就是白居易詩中講的“平時安西萬裏疆,今日邊防在鳳翔”。

在唐德宗時期,唐軍多次與吐蕃較量,有勝有負,最終在宰相李泌的謀劃下,唐朝玩了個包圍網,即北聯回鶻,南和南詔,西交大食,給它來了個四麵張網,將吐蕃生生地困死在了青藏高原。隨後更是在四川設置了節度使,專門防備吐蕃的入侵,一頓操作,終於將這個屢次兵臨長安的外敵給摁在了國門之外。

貞元二十一年,唐德宗李適駕崩,他用盡畢生心力為子孫解決了外患,留足了金錢,擴編了軍隊,故而大唐的第二次削藩戰爭,即將在他身故後拉開序幕。

唐德宗死後,他的兒子唐順宗李誦登基,任用“二王八司馬”啟動了一場“永貞革新”。這裏的“二王”指的是王叔文、王伾,用王仲犖先生的話講,這就是倆“蹩腳的政客”,不足掛齒。“八司馬”指的是劉禹錫、柳宗元等八人,雖然確有一定才華,不過還是太年輕太天真,低估了政治的複雜性。

以往人們對這次革新推崇備至,主要是覺得“隻要是改革那肯定都是好的”。可說白了,這次改革其實跟晚清的維新運動一樣,屬於典型的書生治國、毫無章法。雖然出發點是好的,可在改革過程中他們手法太過簡單粗暴,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集團。當年康有為、梁啟超依靠的是沒有實權、形同傀儡的光緒皇帝,而永貞革新二王八司馬依靠的是身患風疾、口不能言的唐順宗,這種沒有強大底牌的改革,如果一點轉圜妥協也沒有,那麽必然會走向夭折。

永貞革新很快失敗,唐順宗將皇位禪讓給了兒子李純,即唐憲宗。

唐憲宗在位期間,依托祖父給他積攢的家底,終於開始謀劃第二次削藩戰爭。

元和七年,河朔三鎮之一的魏博鎮發生內亂,新任節度使田弘正率領三軍將士歸順朝廷,這個意外之喜讓唐憲宗看到了河朔光複的希望,形勢再次轉向了朝廷這邊。

元和九年,淮西節度使吳少陽病死,其子吳元濟想按照慣例承襲節度使,被唐憲宗拒絕,以此為契機,唐朝的第二次削藩戰爭打響。

吳元濟知道自己獨木難支,於是聯絡了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與他一起抗擊朝廷,迫使朝廷就範妥協。

隻不過,經過唐德宗二十年的韜光養晦,如今元和朝廷的實力,可要遠比當年的建中朝廷強大得多。

戰爭之初,雙方在中原拉鋸,始終不見進展。成德王承宗與淄青李師道甚至還派了殺手,在長安公然刺殺了主戰派的宰相武元衡,一度鬧得人心惶惶,朝堂上不少大臣都打了退堂鼓,幹脆諫言皇帝,說不如罷兵休戰,把淮西節度使給吳元濟算了吧。

幸虧中興名臣裴度及時製止,壓住了議和的聲音,還親自請戰出征。

唐憲宗哭著問:“卿確能替朕出巡嗎?”

裴度匍匐在地,也哭了:“臣與賊誓不兩全!”

元和十二年,裴度出征,統一了前線事權,采用了安撫成德王承宗的辦法,專攻吳元濟一點,戰爭的天平開始朝向中央這邊傾斜。吳元濟不得不把所有兵力都派出去抵禦朝廷,這樣一來自己的駐地蔡州就空虛了。

這時,名將李晟之子李愬抓住了這個稍縱即逝的戰機,趁著雪夜閃襲蔡州,一舉擒拿吳元濟,淮西戰場僵局頓解,這個曾經被李希烈分裂出去的淮西鎮,終於再次被朝廷光複。

這個時候,裴度沒有被當前的大好形勢迷惑雙眼,因為當年唐德宗就是在最後關頭功虧一簣,故而為了避免當年削藩越削越多的窘境,這次裴度運籌帷幄,先借著勝利的威望把成德王承宗連哄帶嚇,忽悠著他上表臣服,這樣一來,裴度就可以騰出所有兵力專心對付淄青,最終成功逼殺李師道,淄青鎮也宣告光複。

這個時候,淮西、淄青已平,魏博早就歸降,成德王承宗迫於形勢獻上了轄下兩州之地,河朔三鎮最後一環的幽州劉總也表示投降,還自請入朝為官,至此,天下藩鎮皆被平定。

昔年唐德宗的未竟之誌,終於被他的孫子唐憲宗實現,大詩人劉禹錫更是無比激動地寫下“忽驚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承平時”,大唐再次回到了曾經的中央集權時代,曆史學家將這一段時間稱之為“元和中興”。

大唐中興了嗎?中興了,但是沒有完全中興。

因為柳宗元在《封建論》中講得很透徹,中晚唐的藩鎮割據“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也就是問題從來不在那些節度使,而在於節度使帳下的士兵們。

舉個例子。當年仆固懷恩叛亂,引回紇、吐蕃入寇,兵臨長安。當時的河西節度使楊誌烈就準備玩個圍魏救趙,替皇帝解圍,攻擊敵軍的大後方。事實上這場仗確實打贏了,但河西將士們卻損失慘重,可楊誌烈卻說:“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他們都是為皇帝戰死的,犧牲得很光榮嘛。”結果這話被河西士兵們聽到,一個個群情激憤,他們表示皇帝的命是命,我們士兵的命就不是命了?結果下一次吐蕃入侵涼州的時候,河西將士們集體看楊誌烈笑話,一個個消極怠工、拒不出戰,結果導致楊誌烈被沙陀人所殺。

還記得我曾經說過什麽?

在治世,權力的邏輯是自上而下的,因為你是領導,我們才服你;可在亂世,權力的邏輯是自下而上的,因為我們服你,你才能當領導。

中晚唐的藩鎮問題,從來不是節度使帶領士兵們要與朝廷作對,而是士兵們裹挾了節度使與朝廷抗衡,如果節度使不從,那麽士兵們大不了殺掉節度使,自己再重新擁立一個節度使,一直到他們滿意為止。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李純駕崩,有傳言說是被其子李恒買通宦官所殺,不過沒有實錘,隨後李恒登基,改年號為長慶,即唐穆宗。

唐穆宗在位期間,就沒有意識到藩鎮的問題本質,天真地以為把自己的親信安排到河朔三鎮當節度使,就可以解決割據問題,於是就搞了一個“長慶彌兵”,打算瓦解河朔藩鎮的內部向心力。

皇帝讓張弘靖去當幽州節度使,結果張弘靖剛一到任,就發現幽州居然還供奉著安祿山、史思明這兩個叛賊的靈位,這能忍?二話不說,搗毀了他們的靈位,還把他們的墳墓給刨了,當眾鞭屍給三軍將士看。

士兵們不滿,嚼舌頭根兒,可張弘靖卻擺中央官的臭架子,還罵士兵們是“反虜”(造反的胡虜),趾高氣揚地跟他們講:“你們這些大頭兵就算能挽兩石弓,又有什麽出息,還不如認幾個字有前途。”

我們剛才說了,藩鎮割據的問題是自下而上的。張弘靖雖然是幽州節度使,但壓不住幽州士兵,最終釀成了幽州兵變,士兵們趕跑了張弘靖,擁立朱克融,再次宣布獨立。

幽州鎮反了,成德鎮也不例外。這個時候的成德節度使是田弘正,他到了成德以後,被成德的將士血洗了全家,亂兵們立了王廷湊為新任節度使,再次與朝廷決裂。

這下,河朔三鎮中的幽州鎮、成德鎮都反了,隻剩下魏博鎮。朝廷趕緊派田弘正的兒子田布去魏博當節度使,安撫這些驕兵悍將們。可我也說了,問題不在節度使,而在於這些士兵,一旦這些士兵出了問題,誰來當節度使都一樣。

魏博的驕兵幹脆就質問田布:“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意思是說,如果你能帶領我們大夥兒叛亂,那麽大夥兒就提起腦袋跟你幹,不然的話,咱們一切免談。

田布不願意辱沒他父親的忠義之名,於是把心一橫,引刀刺入心髒,自殺了,魏博鎮隨之宣告獨立。

至此,被唐憲宗收複的河朔三鎮再次掀起了叛亂,而這時候的朝廷,已經拿不出資本再打第三次削藩戰爭了,隻能讓韓愈等人去安撫這些驕兵悍將們,承認他們內部承繼的傳統,大家彼此間相安無事吧。

之所以這次朝廷如此㞞,是因為這時候的唐朝,本身就已經自顧不暇了。因為唐廷內部的文官,開始了傳說中的“牛李黨爭”。

牛李黨爭,簡單地說就是:牛僧孺VS李德裕。

那麽,他們之間到底有什麽深仇大恨?

起因在元和三年,唐憲宗心血**辦了場科舉考試,讓考生們放言直諫,指出當下國政的不妥之處。其實這個咱們都知道是領導客氣客氣而已,但牛僧孺、李宗閔這倆人認真了,還真就把朝政給批判了一番,矛頭直指當朝宰相李吉甫。

這下唐憲宗與李吉甫都坐不住了,這倆憨憨是純粹跑來拆台的吧?結果就把牛僧孺、李宗閔給貶謫外地,那兩個考生肯定不服,是你們讓我倆直言的,結果把我們給貶了,這是存心整我們是吧?

牛僧孺等人自然不敢把仇算到皇帝頭上,於是就把一切怨恨指向了李吉甫,不過不久之後李吉甫就死了,他們就把仇恨延續到了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的身上。

梁子就這麽結下了。

到了唐穆宗剛剛登基的長慶元年,侍郎錢徽主持進士科考試,右補闕楊汝士為考官,這兩個人都是牛黨成員,所以在考試的時候故意放水,讓很多牛黨子弟登科為官。

這事很快讓李德裕察覺,他捅到了皇帝那裏,唐穆宗聽了大驚,這能行?連忙把登科的士子們召集起來,自己臨時出題給他們考試,結果發現這些人果然沒有多少才華,於是立刻把他們全部黜落,徹查這場科考舞弊案,最終牛黨損失慘重。

因為這兩次科舉案,李德裕和牛僧孺徹底鬧翻了,他們在朝廷內拉幫結派,領著自家的小弟扯皮互毆,這場黨爭曆經中晚唐六位皇帝共四十餘年,把整個大唐官場給攪和了進去。

曆朝曆代結黨營私的弊端,就是官員們做事不問是非、隻論立場,關於朝廷大事,他們一黨說東,另一黨必然說西,白白貽誤國家大事。

比如,牛黨說要改革科舉,廣泛錄取人才;李黨就說,你們這些寒士懂什麽治理國家?真要想國家好,還得看我們這些貴族們的。

李黨說,我們要收複河朔三鎮,恢複中央集權;牛黨說,收複個鬼,你沒看唐德宗、唐憲宗舊事,打得天昏地暗民不聊生,還不是讓人家獨立了?

李黨招降吐蕃的維州,為大唐拓邊;牛黨一上台,大手一揮,就把維州還給了吐蕃,其實就是因為這個功勞不能讓他們李黨搶了。

總而言之,朝政成了牛李黨爭之間的工具,而這兩黨也輪流執政,一黨當權,另一黨就倒黴,四十餘年來不停拉鋸,他們的宗旨是對人不對事,一度把朝廷搞得烏煙瘴氣。最終在唐宣宗時期,隨著牛僧孺、李宗閔、李德裕的相繼離世,這場黨爭鬧劇才算告一段落,隻不過這個時候,國家的元氣早就被他們消耗殆盡了。

武將們忙著造反叛亂、割據自立;文官們忙著黨同伐異、消極怠工。現在,連宦官都開始以下犯上、奴大欺主了。

唐文宗李昂上位以後,一直很厭惡宦官,打算將神策軍的軍權收回來。他感覺到牛李兩黨都不可靠,於是就提拔了李訓、鄭注二人,開始密謀鏟除大宦官仇士良。

大和九年,他們試圖以天降甘露之名,引誘仇士良去庭院觀看,再讓埋伏在那裏的士兵趁機殺掉這個死太監,一舉收回神策軍權。

隻不過他們找的人演技浮誇,被仇士良察覺出了端倪,這場密謀失敗,然後仇士良為了報複,率領神策軍在長安城不分敵友,見人就殺,把中央的文官係統幾乎給血洗了一通。

這次事件以後,皇帝就成了宦官們的掌中之物,唐文宗哭泣地哀歎:“漢獻帝好歹還隻是受製於諸侯,而朕居然受製於家奴。”

這件事就是所謂的“甘露之變”,也是“中唐”走向“晚唐”的標誌性事件。

其實,這時候的宦官之所以如此厲害,可以廢立皇帝,就是因為他們掌握了神策軍,這個配置相當於“十常侍+董卓”,是以往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畸形政治怪物。

如果唐文宗隻是想換個神策軍尉,那麽完全能以宦官製宦官,比如他就曾經用仇士良代替了王守澄。但唐文宗想要一口氣鏟除整個宦官集團,把神策軍從宦官手中收回來,那勢必會影響到宦官全體的利益,如此一來,“十常侍+董卓”的反撲,換成任何一個皇帝都無法承受。

不過,晚唐的皇帝之所以沒有淪落到如漢末那樣,淪為宦官、董卓等人的吉祥物,主要還是因為“藩鎮割據”。因為地方上的藩鎮隻認皇帝,如果仇士良真敢弑君,地方藩鎮大可趁機勤王,那麽最終宦官們隻會落個玉石俱焚的下場。

所以,即使唐文宗後期受製於仇士良,可仇士良也不敢真對唐文宗怎麽樣,雙方在政治上還是達成了一個很微妙的平衡。

唐文宗李昂駕崩以後,他的弟弟唐武宗李炎登基,改元會昌。

唐武宗的手段就比他哥哥高明得多。他在位期間,全麵提拔李黨人士,任用李德裕為宰相,采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漸排擠了仇士良,最終趕他回了老家。

唐武宗是位英武豪邁之主,與李德裕君臣相得,他們二人一共辦了以下三件大事,讓原本千瘡百孔的唐朝轉危為安。

第一件,平定了昭義節度使劉稹的叛亂,與河朔三鎮達成了和平共處的默契。

晚唐各大叛鎮如果論單一實力的話,不可能是中央的對手,所以每個藩鎮想要獨立,都會邀請河朔三鎮前來幫忙,而河朔三鎮害怕中央摟草打兔子,平叛太順連他們一起收拾了,於是往往都會出兵相助,結果每次削藩,朝廷都要麵對一打多的不利局麵。

在李德裕的建議下,唐武宗決定承認河朔三鎮半獨立的客觀事實,告訴他們,今後中央平叛,隻對付內地叛鎮,不會影響到你們的利益。

於是,昭義鎮很快被平定,沒有了河朔三鎮的搗亂,會昌年間的其他藩鎮一個個都老老實實,不敢造次。

第二件,打敗了入侵的回鶻汗國,製霸四夷。

當時北方的回鶻汗國衰落,被新興的黠戛斯滅亡,殘餘的幾萬人馬想南下入關,但李德裕堅決出擊,在邊塞大敗回鶻,並且通過外交手段,讓黠戛斯部落稱臣納貢。

同時,唐武宗因為促成了與河朔三鎮的合作,在東北方麵也有了進展,契丹、奚這“兩番”向唐朝入貢,一時之間四夷賓服,邊境無事。

第三件,滅佛(以及一切外來宗教)。

自唐朝立國,佛教在中土生根發芽,到了武則天時代,女皇要借宗教影響來鞏固皇位,就大力倡佛,使得佛教迅速發展,一度淩駕於儒、道之上。

彼時的佛教,與今天這個人畜無害的佛教不同,它十分原始、狂熱,乃至恐怖,無數的人為了供奉佛陀,不惜斷手斷腳前去舍身捐物,而佛寺也霸占著大片的土地,不納稅、不服役,常年空耗著國家的資源。

起初百姓出家還需官府開出的度牒,僧尼數量尚有限製,可自從安史之亂爆發,朝廷的前線大軍迫切需要軍餉,為了籌措錢糧,有的官員決定出售度牒,隻要交錢,就可以得到出家許可。

這辦法確實可以在短期內得到一大筆的軍費,但缺點也明顯,就是到了中唐,舉國上下僧尼遍地,而官府又規定,方外之人是可以免稅役的,這等於變相地讓國家少了大量的稅源,偏偏朝廷還得花錢糧去供養這些人,故而到了中晚唐時期,佛教已然成了盤踞在大唐社會身上頻頻吸血的蛀蟲。

所以,在唐武宗時期,他開始著手滅佛,強迫許多僧尼還俗種地,讓寺廟把侵占的土地都吐出來,極大充實了朝廷的財政,現在佛界把這一事件叫作“會昌法難”。

因為唐武宗的幾招大手筆,原本江河日下的唐王朝終於得以止損,所以在牛李黨爭中,我個人一直都站李德裕這邊,無他,李德裕私心再重,人家至少還有實實在在地貢獻,而牛僧孺嘛……隻能說,菜就是原罪。

隻是到了會昌六年,唐武宗李炎因吞服金丹,導致中毒而亡,這場短暫的中興宣告結束。

唐武宗死後,他的叔叔唐宣宗李忱登基,改年號為大中,李忱即《宮心計》裏的那個男二號。

以往史書對李忱評價頗高,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小太宗”,意思是弱化版的李世民,還將他統治時期稱之為“大中之治”。又因為他剛一死,南方的裘甫就開始了起義,所以有人就臆想,如果唐宣宗還活著,唐朝沒準就不會滅亡得那麽快……其實這點可以看看之前的唐玄宗,如果他在安史之亂前就死了,估計一撥人又要說如果唐玄宗還活著,安史之亂就不會發生雲雲。

其實,我們仔細搜羅史料,就會發現所有誇獎唐宣宗的,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比如他微服私訪,懲戒惡霸;為人勤政,經常親自接見各州刺史;博覽群書,記憶力強,各個州縣的風土人情他都了如指掌,地方官哄騙不了他;還有宰相在他麵前戰戰兢兢,沒有任何權臣與巨閹可以威脅到他的地位等。

發現了沒有?

唐宣宗為人稱道的事跡,有點類似於《康熙微服私訪記》中的皇帝,在地方上做各種的好人好事,確實很符合底層百姓對好皇帝的幻想與期望。

但是,從客觀冷靜的角度看,作為一個君主,難道不更應該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硬核指標嗎?如果這些大節都做不好,隻憑這些小節來斷言這位是個明君,未免太過兒戲了吧?

事實上,唐宣宗因為是以皇太叔的身份繼位的,他的父親是唐憲宗李純,這個合法性很弱,故而他需要否定“穆、敬、文、武”四朝的法理。

所以,當年唐武宗怎麽執政,他就偏偏反著來。唐武宗重用李德裕,他就排擠李德裕,讓牛黨全麵主政,任用白敏中、令狐綯這種庸才為宰相;唐武宗當年滅佛,他就恢複佛教,寺院經濟再次出現,朝廷財政每況愈下;還有根據黃樓先生《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來看,大中一朝中央與地方都吏治腐敗、財政枯竭,所以在他剛一死就爆發農民起義,這個真賴不到屁股還沒坐熱的唐懿宗頭上,而是在唐宣宗本人執政時期就埋下的隱患。

唯一能令唐宣宗驕傲的成績,可能就是河湟故地的收複。然而,這不過是因為吐蕃內亂,漢人張義潮趁機收複了河湟,然後帶領大夥兒歸順大唐而已。這純屬天上掉餡餅,誰攤上這個政績就是誰的,與唐宣宗本人是否英明神武沒有任何關係。

大中十三年,唐宣宗李忱駕崩,大唐最後的平靜被打破,朝廷常年掩埋的矛盾逐漸浮出水麵,各地民變開始爆發,裘甫、龐勳、王仙芝、黃巢等人紛紛起義,大唐王朝即將麵臨“帝國之癌”,走向最後的深淵。

有人說,唐朝滅亡於藩鎮割據。

這個言論是對的,但又不完全對。

其實在唐穆宗以後,全國範圍內不服從的藩鎮都已經被先後平複,縱使內地有叛亂,神策軍也能迅速將其鎮壓,數來數去,也隻有河朔三鎮還保持著半割據狀態。

可自唐武宗以後,中央與河朔達成了微妙的平衡,中央不插手河朔三鎮的軍務,河朔三鎮名義上服從中央,不會再如代宗、德宗時期那樣動不動就叛亂,隻要能守好他們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就已經很滿足了。況且,河朔三鎮自身都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一邊相互依存、一邊互相製約的關係,在河朔周邊,更有河東、昭義、河陽、橫海等諸多藩鎮將之牢牢鎖死,故而直到唐朝末年,唐廷中央依舊保持著對全國範圍內的中央集權。

然而,這樣藩鎮連環製衡的格局,卻遭到了外來的震**——黃巢起義。

黃巢之亂的發生,讓唐朝曆代皇帝苦心經營的藩鎮平衡局麵被打破,給了這個帝國一記毀滅性的打擊。

第一,黃巢打入了長安,成建製地消滅了神策軍,中央再無權威統禦各大藩鎮。

廣明元年,黃巢帶領農民軍打進了長安,唐僖宗跑路巴蜀。由於唐朝的中樞係統被毀,各地藩鎮沒了官方的約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權。他們打著平叛的名義,大肆擴張軍隊,在黃巢之亂平息後,他們一個個都借著戰爭成長為不受控製的一方軍閥,自然不會再聽從皇帝號令,最終所有人一起將唐朝拖入了萬丈深淵。

第二,黃巢把唐朝的東南攪成一團,搗毀了唐朝的賦稅重地。

因為黃巢的南下,讓原本承平無事的東南淪為了戰區,而這裏的錢糧賦稅一直都是唐朝中樞的輸血線,曆代皇帝都是依靠東南的錢糧,來養西北的兵馬,如果東南還在,皇帝還能再建一支神策軍,可現在東南已亂,朝廷無錢可用,唐昭宗連最後翻盤的本錢也沒了。

正是因為以上兩點,雖然唐朝成功地平滅了黃巢之亂,可重傷過度的唐朝也已然時日無多。

如果把大唐比作一個老人,那麽藩鎮割據就是這個老人的痼疾,隻不過在藥物的作用下,病情已經得到了控製。然而,某天突然被一個叫黃巢的小夥子給撞了一下,導致老人昏迷,雖然被救了回來,可這一撞卻讓曾經的舊疾再次複發,於是就真的神仙難救了。

天祐四年,唐哀帝將皇位禪讓給了宣武節度使朱溫,享國289年的大唐王朝正式宣告滅亡,中國曆史進入“五代十國”的亂世時代。

我們現在一般談中晚唐,都說有三大治世:唐憲宗的“元和中興”、唐武宗的“會昌中興”、唐宣宗的“大中之治”。

但真要說的話,隻有唐憲宗是正兒八經地想讓國家回到安史之亂前的盛世局麵,而唐武宗、唐宣宗最多隻能算戰略止損,讓一直在走下坡路的唐朝短暫地停滯一下,不要再繼續惡化而已。

記得有人形容過,在三大治世裏,憲宗朝人才濟濟、群英薈萃;到了武宗朝就成了君相二人轉;宣宗朝,更是成了天子一人的獨角戲。

都說牛羊才成群結隊,猛獸隻會獨行,可獨行的猛獸,又何嚐不想有夥伴與自己並肩作戰呢?